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P25—P26

作者：余成普

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摘自《南开学报》2022年1期，刘翔英摘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医学人类学已经发展为人类学最为活跃的分支之一。就中国的医学人类学来说，我们也注意到，在它穿越成年礼之后，本应肩负起“成人”的责任向纵深方向迈进时，一些瓶颈和困境却显露出来。有些问题在它的幼年或青少年时期，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或者人们选择包容它，但现在应该是反思和接受批评的时候了。这些问题至少表现在：（1）在既有的理论框架里堆积新的田野材料，缺乏对理论反思、检讨、延伸的能力和勇气，导致大量重复的、缺乏新意的研究；（2）虽然倡导与不同学科，尤其与自然科学的深度合作，但已见成效的实质合作较少，（医学）人类学往往沦为其他学科补充材料的工具或加以说明的注脚；（3）对造成广泛影响的健康和疾病议题（诸如传染病、慢性病、医患关系等），医学人类学学者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其他强势学科（比如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生物学）所遮蔽；（4）医学人类学为人类学，乃至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出的智识贡献尚不明显。这些困境当然与人类学的发展困境（比如它的公共性不足、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有关，但本文还是想着力于医学人类学本身的研究上。既有关于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综述里，民族医学的人类学研究和凯博文对中国的影响被提到重要位置加之讨论，为此，我将从这两类的相关研究入手展开评论。

民族医学指的是对不同文化群（族群）的医学体系和治疗实践的研究，以及探讨不同疗法的多元应用。这显然是一个广义的界定，它突出了民族医学不仅研究不同族群的医学体系本身，同时将这些体系的实践和应用纳入考察的范畴。早期民族志和人类学论著在涉及各个族群的健康和疾病话题时，多将人们的治疗实践纳入民间信仰或宗教的范畴，其主导视角是“作为民间信仰的病患表达”。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民族医学的视角才出现新的选择。一方面，出版了大量有关某一族群和文化的医学典籍、民间药方、治疗实践的文献整理。另一方面，一些医学人类学学者借鉴象征主义、结构主义、社会建构、社会批判等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去研究民族医学，从而出现“众声喧哗”的多元局面。

从总体上说，人类学学者对于“生物医学作为民族医学”的研究还是一个后来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人类学学者，尤其是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学者进入生物医学的场域，对生物医学的实验、技术和实践开展研究时，发现生物医学本身就是“民族医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并非不受文化限制的科学系统，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并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这就回到广义的民族医学的界定上来，并逐步扩展了民族医学的研究范畴和分析框架，民族医学的人类学研究和医学人类学走向趋同。

反观国内，民族医学更为常用的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近些年来，也出现了诸多人类学学者在民间信仰的主导框架下开展的对少数民族医学的人类学研究。然而国内学者从民间信仰视角和医学（药）视角开展的已有工作，也显露出一些局限和不足。第一，民间信仰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医学研究，可能细致地展现出了少数民族医学的仪式细节、治疗功能（比如安慰剂效应）和社会功能（比如消除社会关系的紧张），却不能反映当下民族地区的医疗全貌。第二，信仰视角，不仅容易将民族医学想象为民间宗教的分支，更易将其贬低为所谓“原始的”医学形式。第三，目前对民族医学（药）的本身研究，还多停留在整理各种药方、偏方上，甚至一些文献过多强调了民族医学的神奇功效，缺少有关民族医学生存和发展的民族志细节。第四，信仰和医药视角无法回答一些实践层面的就医选择和医疗行为问题。

上述评论提醒我们，首先，民族医学不能仅限于少数民族的医学，而应回到广义的界定，尤其要将中医和生物医学纳入研究的范畴。其次，信仰和医药视角带给我们有关民族医学的诸多洞察，为发掘民族医学的宝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它们无法把握当下民族地区各医疗体系之间的交互关系和权力格局，也没能延伸既有的框架（比如借鉴STS的诸多洞见、知识社会学和认知人类学的理论、日常伦理的概念等），去研究医疗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健康知识的社会生成，以及实践状态的、面向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的就医选择和治疗方式问题。总之，新的视角需要在关注民族医学的文化属性（信仰）和自然属性（医药）之外，给予它的社会属性以及其他面向以充分的重视。

凯博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工作，标志着医学人类学新的取向的出现。在疾病、病痛、患病状态、解释模型、健康照护体系、病痛叙述、社会苦难、地方道德世界、照护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基础上，以患者及其病痛和苦难为中心，凯博文试图将医学人类学建成更大学科内的一个系统且有理论基础的探索领域，而不是依附于宗教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的既有框架。凯博文对多元医疗体系的兴趣、对病痛和苦难的详细民族志呈现、对医学人文的呼吁、对照护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的热情，都使得他本人及其学术观点为人类学及相关学科所熟知和推崇。

接下来，我以“illness narratives”（直译为“病痛叙述”）为例，展现“凯博文范式革命”在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在凯博文看来，病痛叙述主要是针对医生提出的，它要求医生引导患者及其家属讲出他们的患病故事，医生通过设身处地地倾听、转译和诠释患者的患病经历，以形成关于他们的微型民族志，目的在于让医生尽可能地了解患者的患病经历，并对自己惯常的解释模式作出反思，以寻求医患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治疗之道。我在其他论文中也强调了病痛叙述的分析性力量以及把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加以倡导。

然而，国内的医学人类学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人类学的背景，没有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更少有临床诊断的经历。当他们利用病痛叙述开展研究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对患者及其家属的访谈获取资料。这种方式也可能遇到如下的难题。（1）病痛是患者种种鲜活的体验，是患者对疾病引起的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人们的患病经历，有些是可以言说的，有些则是难以言说、无法传达的。（2）并非每位患者（或家属）都有表达的能力和愿望。（3）可能源于病人的流动性，依靠病痛叙述的方法采集的资料，基本缺失了对患者日常生活的观察。（4）叙述本身的碎片化问题。当没有医科的背景，缺乏对医疗机构耳濡目染的完全参与机会，人类学学者研究病人的患病经历时可能的优势是避免先入为主、熟视无睹的刻板印象。然而，我们至少需要补充以下两个方面的资料，才能弥补源于自身学科训练的劣势。这些资料包括患者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以及医院或科室的民族志。前者有利于全面地理解患者日常状态中的病痛体验和疾病管理，后者则将医患互动纳入医院（科室）整体的文化建构中，它们共同构成了病痛叙述的语境。

人类学强调人的生物—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但人类学内部的分野往往使得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分道扬镳，它们的整合仅仅变成了一种学科合法性和独特性意义上的宣称。医学人类学由于研究对象（健康、疾病及其相关行为）的特殊性，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致力于搭建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之间沟通的桥梁。如若实现这一目标和诉求，医学人类学至少需要完成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对既有框架的系统批判，这是对自身的革命；其二是对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之间关系的语焉不详提出挑战。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两方面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在生物—社会文化整体性的推动中，两种努力我们不应忽视。一个是在协同进化和多物种民族志的理念下，讨论基因—文化的协同进化，以及多物种之间的整体性和疾病的传播。二是借助具身化的分析概念，讨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文化的交织。很明显，协同进化、多物种民族志、具身化、地方生物学等都是从辩证的角度考虑到了人的生物性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将它们置于共同的分析框架中。然而，仅仅强调生物性与外在环境之间是互动的、交织的、辩证的乃至协同进化的关系，仍然意犹未尽，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的思辨领域，或是处于语焉不详的关系状态，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文化交织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是人类学学者面对的另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