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常安镇时称永宁乡。这里的古富春壶溪董氏，自南宋开始，从途经交游到定居伊始，从范家坞到董家村，跨越壶源溪两岸繁衍生息，世代相传，历经近八百年绵延扩迁、春风化雨，以其醇厚质朴的皇宋人文底子，悄然滋润着永安山下、壶源溪畔这片土地。

董黻猷隐居永宁，心心念念是“皇宋”

南宋景炎纪年初（1276年），已享国310多年的大宋皇朝风雨如磐，婺州浦江人董黻猷（字元服，号樵居）携家带口来到这里的壶源溪西岸，定居在范家坞自然村边，从此生儿育女繁衍家族。后世几度短距离迁居扩延，迄今绵延成常安镇董家村，拥揽华村里、董家里、花园里、三房里四个自然村。

董黻猷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第四十九世孙，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出生在婺州浦阳东溪（今金华市浦江县浦阳街道）。继承宗族风尚，董黻猷勤读好学，“余幼时亦（与二兄长一样）习举子业，及得周（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兄弟）、张（张载）、邵（邵雍）、吕（吕祖谦）、朱（朱熹）之书，读之手不能释，以为圣贤事业端在是矣”。成年后，董黻猷沿着发源于浦江的壶源溪顺流而下，经桐庐、诸暨、富阳，屡屡直抵京城临安，先后拜师在魏了翁、陈埙、真德秀门下，一心求取功名，报效国家。据浙江省委党校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博士、董家村二十五世孙董根洪先生介绍，这三位导师，都是当年继朱熹之后人气最高、声望最著的理学大家。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19岁的董黻猷就开始出门求学，“累资负书，不惮艰远”，前往靖州（今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在因谪居而到此的魏了翁创办的鹤山书院从学，得魏了翁所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闭户习静，恭阅指要者有年”。之后，董黻猷又来到京城临安，拜师在太常博士、国子司业陈埙门下，补为京学生。

本来，如果董黻猷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完成学业，依惯例总能顺利做个大宋王朝的官员。然董黻猷生性刚正。淳祐四年（1244年），在史嵩之因父丧而仍起复的事件中（按宋制，父丧则官员须辞官守丧三年，史嵩之不肯失去权力，守丧未满三月就复出），董黻猷与众多京学生一起上书朝廷予以抨击，但皇上不报，众士失意，于是与同学诸生共作捲堂文而辞别京城，回到浦阳故里，筑室于东溪别谷，决意“朝夕勤勉，以承先圣贤之学脉，以辑先大儒（董仲舒）之遗泽”。

景定四年（1263年），又回到临安的董黻猷，针对贾似道“新法病民”，再度与一百八十二名异见人士一起，公开指摘贾似道所作为非，“叩阍斥言其非”。而贾似道仍得皇帝任用，董黻猷等辈再度失意。遂再回浦江。

蒙元举兵大肆南下，一路攻城略地，南宋江山堪虞。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春，元军占领婺州、浦阳等地，董黻猷心系社稷，果断前往谒见“宋末三杰”之一的参政陆秀夫，密商谋复占领婺州的元将董文炳反戈一击复援大宋。董黻猷借以宗义贻书董文炳，“以希万一之幸”劝服董文炳效力宋室。然终未成，还传出董文炳欲缉捕加害董黻猷之言。

早些年间，董黻猷每每从浦江出发，搭乘竹排沿壶源溪奔赴京城求学，又从京城回乡省亲筹措资赉，对壶源溪入富春江口以上至湖源山里一带的秀丽风光和乡间淳朴人情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路过，时常流连忘返投宿于此，一边交友，一边播撒理学思想。此时危难之际想起此地，董黻猷觉得既为“永宁”之乡，则颇可安身立命，且此地壶源溪西岸连绵山峦统称西山，正与其师真德秀之号“西山”巧合，颇具祥瑞荫庇之意。于是董黻猷星夜奔赴永宁找寻好友范氏，经范氏之子帮衬撮合，出资一百五十金，从附近何氏庄所买下田亩、山场、地圃，并采木料、请工匠，又花费五十金历经数月建造新屋、翻修旧房。

同年秋，又悄悄回到浦江东溪老家，将房子、土地全部卖给侄子董延董建，带着妻子、儿子及书童、婢女共十五人来到永宁定居。成为今常安镇董家村第一世祖。未久，董黻猷又构筑新舍一处，谓之“樵居别业”，世人遂尊称其为“樵居先生”。自此莳花弄草，安居乐活，并读书论道，吟诗作文。

在每一篇诗文的署款中，董黻猷都是恭敬写明，作品成于“皇宋”年间，一身深厚的宋文化修养，泉涌般呈现于笔端。

宋韵激荡吟咏壶源山水

迁居永宁这一年，董黻猷年已七十二岁，是到了总结一生的时候。董黻猷心气平和，虽感慨自己报国无门，却颇为豁达，以“遇不遇者，时也”慰藉自己。从此怀揣大半生积累的宋学修为，醉心徜徉于壶源溪畔青山秀水，酝酿既久，挥毫写下《迁居壶源八景记》，给富阳留下了难得的山水华章，至今对开发壶源溪流域有着不可小觑的人文挖掘与自然观照之文献价值。

在《迁居壶源八景记》长诗的序文中，董黻猷不吝笔墨，倾情描述壶源风光。在他笔下，整个壶源山里环境“群峰巍峨，列胜兢拔，环约百余里。山窈而深，壤脉连于四邑，何有于隘也；水迴而远，川流直贯长江，何有于竭也。此其形胜之概者”。眼里的景观，又是“气淑光清，芳菲馥郁，霜堕岚蒙，潜棲黄落，其对时畅观之景，目不得而穷也”。至于风土人情，乃是“田畴虽瘠，而习尚勤俭，咸足需养，朴然有太古风”。显然，这位皇宋学者，已经深深恋上了这片对他来说尚为新迁“移民”的异乡新土。

值得一提的是，董黻猷还直接写到了古镇场口：“（壶源溪畔）森木丛茂，果植材木越以万亿，贸易接踵于场口镇，其养生送死之具用不得而穷也。”

说到场口，不得不插叙几句。据有关学者考证，镇，在唐朝以前，本指有军队镇守的军事要地，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策崇文抑武，罢废其军事性质，转而对商业繁荣之地称作为“镇”，此时的镇纯粹已是地方行政单位，有的隶属于州，有的隶属于县，这种地方行政的基本体制一直延续到现代。

从董黻猷的记述，可见在宋代，场口就已商业兴旺。此地之所以被称为场口，据传，正是因为至迟在南宋，来源于壶源溪上游的货物，利用竹排长年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堆积成为货场，然后再用船只转运进入富春江，类似于现代物流业中的运输中转仓储基地。处在这样的基地口子上而建起的镇、村，起名“场口”，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稽考古籍，董黻猷记录下壶源溪畔在他所处的南宋晚叶之前就已有了“壶源八景”之说，“富春壶源，居邑之南，志载八景，有永安山、骊珠石、金鸡岩、栖鹤峰、棲鹘岩、黄公洞、黄巢寨、黄天荡”。由此，董黻猷难抑心中激情，诗兴勃发，一边“把酒于新居，酌乡人”，一边写下《迁居壶源八景记》长诗：

富春江南有八景，坐界三州环万井。

流清百里自浦来，涓涓长逝无尘埃。

棲鹤棲鹘居两东，鹘鸣鹤舞耸奇峰。

金鸡骊珠何足怪，唱日嘶风古称瑞。

黄巢恣杀怨氛腾，寨没空崖留其名。

黄天荡云万丈深，一线往来通海津。

黄公洞中声寂寂，袖里遗编竟何益。

不若永安山巍峨，四畔祥峦绕水过。

下有乐土名不虚，永宁善政尽可居。

薄田半顷岁足供，樵不竭兮渔无穷。

更有古人书数篋，且耕且读世绵隆。

作罢，董黻猷郑重持笔详细署款：皇宋景炎三年菊月望前一日董氏元服黻猷作于永宁乡之新隐樵居。

虽知大势已去，仍念念不忘大宋家国，恭敬落笔“皇宋”二字，就在这一年，在从北方呼啸而来的蒙元大军中，早已用了另一个年号：至元十五年。就在这年十二月，同为“宋末三杰”之一的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元军生俘。

无法想象，董黻猷获悉这些消息要等到何时。次年，仍是落款“皇宋”祥兴二年（1279年），董黻猷“余年七十有三，虽老惫无似，然犹能事笔墨”，因此写下1600余字长文《富春壶溪董氏世翰·樵居纪年自序》，“历叙遭际之略、远徙之由，以示后人之一览云”。 如果董黻猷知道当他于该年正月写下这篇自传之际，离南宋皇朝于二月初六在崖山海战中覆灭已经仅剩不到一个来月的时间，他的心中会是何等悲壮。

从浦江“远徙”到了此地，董黻猷已然将家族称为“富春壶溪董氏”，虽有无奈之处，却也此心已定，从此安居乐活，绵延家族，与长子董士逵一起，将人文化育的种子悄然播散在了常安，且在后世历朝，引来众多文人官员前来董家留下翰墨余韵。

诚如杜甫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宽泛梳理时间，从董黻猷青年时代求学京城、途经永宁结交朋友传播理学时算起，董氏家族在常安的“润物”，迄今已近八个世纪之久。

根植宋文化“学二代”化育乡闾

董黻猷长子董士逵，“幼资性淳谨，颇事诗书”，及冠并成婚之后，董黻猷仍望子成龙，“欲其外游，以广学识”，于开庆己未（1259年）亲自送董士逵到婺州，在理学家、“金华朱学”代表人物王柏处从事多年，深得宋学精华。诚为董家“学二代”。随父定居富春后，从此亦在永宁教书育人聊以度日， “每与乡邻劝农课读，讲孝讲弟，而乡人多化其教”。

江山已改。元朝初年，在中国江南，大批因南宋亡国而遗留下来的旧官、仕儒，秉持皇宋衣钵，不愿为“异族”元朝出力，宁可隐居乡野山林，成为一大历史“景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申万里先生在其专著《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一书中，就宋末元初江南隐士的构成情况、谋生手段、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在元初，从南宋而来的隐士以不仕的节操，得到了当地地方官和社会舆论的肯定，是元代社会中的精英和地方利益的代言人。董黻猷即是申万里专著所列研究对象之一，记述了董黻猷籍贯为浦阳、身份为学者、隐居情况为“因携家隐于富春之永宁”，史料出处为叶李所著《樵居先生传》，载清光绪《富阳县志》卷二十二。

也有学者认为，从南宋而来的元初江南隐士，一方面在坚持理学的忠诚原则，另一方面也在关注改朝换代后的社会现实，当社会现实需要他们为江南社会秩序做出努力的时候，其社会责任感也会战胜理学的忠诚原则。这就在同样的江南隐士中，出现了不同的志向选择，走出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元朝在中原立国后，为巩固江山，开始寻找南宋遗宦旧官和儒者士人，以适应社会管理之需要，特别重视在江南访求人才。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命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遗逸，徵访贤能，湖州赵孟頫、富阳叶李等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忽必烈时代重臣，最终成就为历史名人。其间，郡邑举荐董士逵出仕，而他“屡辟不应”。

与董士逵不同，永宁乡邻、富春庆护里即今环山乡叶氏始祖叶李，因在南宋末年受贾似道排挤，长期郁郁不得志，因而在忽必烈时代慷慨出仕，且仕途一路飙升，直至平章政事。人生得意之年，叶李不忘旧谊，挥笔写下《樵居先生传》，留下了董黻猷“高风奇节”的千古美誉。叶李和董黻猷董士逵父子还有一位共同的知交，理学大师朱熹曾孙朱清（字源之），当时隐居在富春仪凤都即今场口镇。当叶李成为朝廷重臣之时，朱清和董士逵一样都选择了谢绝出仕、隐居乡野。叶李《樵居先生传》记述，董黻猷隐居永宁，“时有朱源之，乃晦庵曾孙也，亦隐东山之下，相去十余里，先生（董黻猷）高朱之节、慕朱之学，乐与交游，乃命诸孙从事，以师礼焉”。董黻猷仙逝后，朱清亲笔为其撰写墓志铭，历代刊载于《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宗谱还记载，董士逵“与东山朱源之最善，质疑问难，往来不倦，相敬重焉”。 时人认为董士逵学业修行皆能继承其父樵居之志，故给其起号“继樵”，誉其为“遁世高风”。

毋庸置疑的是，无论赵孟頫还是叶李，尽管他们一生的主要功绩是在为蒙元效力，但其“成长背景”始终离不开前半生来自大宋时代的修为和历练，能够奉献给元朝的，无疑还是宋室对汉人治理江山的那些文化与制度的力量，而元朝统治者上层看中的，也恰恰就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宋味”。

与之相映照，在董黻猷董士逵父子基于皇宋文化的教化下，常安一带数十年间“野无荒土，犬不夜惊，人人知以廉洁自守，礼让为先，横逆无由而生”，一派祥和乐土景象。因而董士逵离世时，“举乡为之流涕”，深得乡人崇敬。

细想来，叶李故里环山、朱清故里场口和董黻猷董士逵父子故里常安，三地一衣带水，相距不过五六公里，向来族风民风淳朴、文化底蕴厚实，对于宋末元初的以上诸位名臣隐士留下的人文遗产，当值得在今天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掘善用。

董华平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