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 | 有了“事实核查新闻”仍需克服自身偏见

作者:张田田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看到“事实核查新闻”这个词,您是否有些困惑:新闻工作者不是从来都需要对报道中的事实进行查验以确保真实准确吗?新闻编辑室的这种内部专业操作为何会变成一种独立的新闻样式?

从“后台”走向“前台”

的确,作为一项行业规范,“事实核查(fact check)”的理念与实践在新闻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传统媒体时代,事实核查主要表现为“事前核查”和“内部把关”,借助记者对信源的“双重查验”和编辑的文献调阅、回访等方式在新闻发布之前完成。除了将“事实核查”纳入新闻生产的常规流程,不少媒体还设立了专门的事实核查部门:美国《时代》周刊在上世纪20年代率先成立了事实核查部;五六十年代,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的媒体也纷纷设立事实核查部门。这些专职的事实核查员不仅审阅报道文本,也会与报道中的受访者再次联系来查验新闻中事实的准确程度。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闭合、单一的新闻生态逐步走向开放与多元。这种去中心化、流动性的混杂媒介系统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元的信源和信息,也滋生并广泛传播了大量的虚假信息。面对真伪难辨、复杂混乱的“后真相”图景,事实核查开始从“后台”走向“前台”,从“事前审定”转向“事后鉴别”,从新闻从业者核查转向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并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新闻样态——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对已发布的新闻和重要言论进行事实核查之后再发布出来的新闻。核查的对象为已经发布的、具有一定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或公开言论。如果说传统的“事实核查”更加关注新闻报道本身的准确性,比如记者的引用是否准确等,那么“事实核查新闻”关注的则是那些“声称的事实”的“真伪”性质。

这种事实核查新闻被视为近年来新闻实践中最重要的创新之一,鲜明地体现出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网络化、社会化的特点: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媒体、高校和公众参与到“事实核查新闻”的行动之中,各种事实核查项目在全球遍地开花。根据杜克记者实验室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1年,全球活跃的事实核查组织从122个增长至341个,覆盖全球一半国家。在国内,事实核查项目也相继出现:有的隶属于机构媒体,如“澎湃明查”;有的为社交平台所发起,如“腾讯较真”;也有的得益于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推动,如南京大学的“NJU核真录”;还有的基本依靠公众的自主参与,如“有据核查”“反海外谣言中心”等。

怎么查?

这些事实核查项目尽管在选题范围、核查对象等方面各有差异,但是基本都遵循相似的核查模式:首先,选择具有一定关注度和相当误导性的事实性声明进行核查。核查的对象必须是可验证的事实,而非观点。比如,“丹麦暂停新冠疫苗接种”就是一个可以被核查的事实性声明,而观点性说法则无法核查,如“鸡肉不好吃,鸡汤很好喝”;接下来,从能够找到的最佳信源搜集相关证据并运用科学方法展开分析,如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上市公司的信息记录、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等等,有时也需要直接联系提出相关说法的当事人或组织;在分析上述事实证据时也经常使用数据挖掘、统计等社会科学方法。最后,完成事实核查的报道文本,用找到的证据来对比被核查的说法,提供核查结论。相对于传统新闻而言,事实核查新闻表现出更高的透明度,不仅会在报道文本中直接披露核查思路和过程、清晰呈现核查依据,并且会在文中附加可以追溯的链接,供读者自行核实判断。

事实核查新闻沿袭了传统媒体内部的“事实核实”的核心理念——对事实的推崇以及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向虚假信息发起挑战。从理论上讲,以“真实”对抗“虚假”,胜负几乎不言自明。然而在现实中,事实核查新闻尽管在“纠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依然被部分人群所抵制——假新闻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

有效吗?

第一种情况,部分公众可能并不相信对虚假信息的纠正,反而保持他们对虚假信息的信念,甚至发生“逆火效应”,更加确认之前的错误认知,这或许源于人们认知上的“确认偏误”;第二种情况,即使错误信息已经被事实核查新闻有效纠正,并且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它们依然会产生持续的效果,继续形塑人们的态度,从而产生“信念回声”。事实上,当人们接触到新信息时,会通过构建心智模型来解释该信息。即使该信息不再被人们相信,这种心智模型也可以持续存在并影响人们的态度和对相关信息的评估。比如说,您看到一则“某餐厅食品卫生出现问题”的消息,两天后又接触到“该信息为造假”的事实核查结论。此时,或许您已经确认这家餐厅的食品卫生并无大碍,但是之前接触虚假信息时所形成的推论——这不是一家靠谱的餐厅——仍然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所以在很大概率上您依然不会将这家餐厅作为自己的就餐选择。

可见,我们并不能做出这个判断:因为事实核查新闻提供了最接近“真相”的事实,它便可以成为各种“后真相”症候的解药。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科林·怀特认为,“后真相”涉及到“生产领域”与“接收领域”两个方面。生产领域的各种乱象,如政治家的谎言、编造事实甚至胡说等等,并不新鲜。“后真相的生成不是在生产领域,而在接收领域”,“谎言、废话从来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改变的是公众如何回应它们”。“后真相”并非否定真相的存在,只是公众并不将学者、媒体等传统的真相认定者提供的事实视作真相,而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其立场和偏好一致的信息并将其视作真相。

那么,事实核查新闻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当然不是。对于我们普通公众而言,当我们知晓在众声喧哗的信息世界中还存在这样一种对真实的向往和努力,我们是否可以给予事实核查更多的关注,并将其作为自己分辨真假的得力助手?如果我们意识到事实的重要性,愿意克服自身偏见,跟随事实核查新闻经历一次次以事实为依据的认知之旅,我们就更有可能在事实层面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之上,不同群体间的对话甚至认同是否就更有可能实现呢?

当然,对于事实核查,我们依然不能轻信盲从:检视其证据是否可靠,论证逻辑是否合理……对事实核查的核查也是很有必要的。要知道,任何时候,独立的批判性思维都是我们对抗假新闻的最佳武器。

来源 | 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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