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与索靖《出师颂》

王更红

中纪委官网日前报道了清代名臣李光地家规事迹，引起很大反响。李光地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历任翰林编修、内阁学士、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著名理学家。为官近五十年，政绩显著，康熙评价他“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李光地不仅为官清正，且以家规正己谕后，惠泽流芳。李光地还是一位造诣极深的书法家，从存世极少的宣和本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之上有“光地”藏印，即可管窥。说明李光地不仅以索靖《出师颂》书法为楷模，同是《出师颂》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所成长的一代贤臣。

2020年7月24日，由雨田影音创制并发表的《法书〈出师颂〉须滤清的几个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人民号、今日头条、百度百家号发表。文章回顾了《出师颂》由四言骈文到传世书法的历史演绎。公元107年，东汉安帝刘祜时西灵羌大举入侵中原，河西再度报急，临朝辅政的太后邓绥以其兄邓骘为主帅，征西校尉任尚为副帅，率师五万前往平叛，为壮行色，安帝与太后亲率百官于长乐观为众将士送别，时东汉文学家史孝山为鼓舞士气创作了四言骈文《出师颂》，其中“西零不顺”句即指这次西羌反叛。邓骘军队在冀西平襄与贼寇激战，击敌数千，展示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冷兵器时代靠的是奋勇杀敌和驱除贼寇、还我河山的呐喊。文赋《出师颂》诞生一百八十年后，公元296年，西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中期西羌再次大举进犯中原，而此间正值国内发生“八王之乱”，堪称内忧外患，国祚危在旦夕。时官尚书郎、驸马都尉、雁门和酒泉太守、出守西域的左卫将军索靖临危受命，率师出征迎击入侵之敌，与敌激战于甘肃通渭平襄一带。而此地正是当年汉军与西羌入侵者的战场所在地。

索靖，字幼安，乃西晋著名章草书法大家，系东汉草圣张芝（字伯英）之后，其祖母乃张芝之姐，故书法传承有序。因而清代书法家陈奕禧有“伯英只许幼安知”的诗作留世。战斗间隙，为激励将士们的斗志，索靖扬其所长，在军帐中用章草录写了史孝山文赋《出师颂》。索靖为国捐躯后（谥号“庄侯”），他的几个儿子亦相继为国捐躯，谱写了一首忠烈的英勇壮歌。正是《出师颂》弘扬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信的坚强基石，《出师颂》因此在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晋书•索靖传》言：“靖草书绝世，学者如云，是知趣者皆然，全不用赏。” 索靖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章草书法由简章型向规范型过渡的时期，他创立的章草理论体系《草书状》使章草书法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以致晚清政治家、书法家康有为发出了若欲复古索靖《出师颂》“至足学矣”的呼声。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出版的《文物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一书第六节“书法成就”中指出：“草书在西晋时有著名的写家，卫瓘、索靖并称‘二妙’。索靖草书名气大，当时有‘索草钟真’之说。”“钟”即钟繇，善楷书。索靖则篆、隶、草、楷、行五体俱精，而章草恰五体兼融，他所创立的章草理论体系《草书状》使章草书法上升到艺术的高度。章草却不易学，正由于此因，章草逐渐失传，出现了章不章、今不今、草不草的状况。

诞生于国家危亡之际的文赋《出师颂》无疑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诞生于战火中的索靖章草《出师颂》更是千古不朽的中国书法瑰宝。南朝时，文赋《出师颂》被著录于皇太子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得以传世。索靖章草《出师颂》真迹则在索靖逝世八百一十五年后被北宋徽宗赵佶所得，并著录于《宣和书谱》，史称宣和本，遂使今人有幸目睹一千七百年前索靖章草《出师颂》之真容。因已逾八百年之久，徽宗御府得到索靖《出师颂》真迹时谷皮纸上已有六字残损，最突出的是“皇运来授”的“来”字，仅留横、竖笔画。笃学多才、文范高世、精于书艺、趣造高尚的徽宗赵佶评判鉴伪，以章草为鉴别要点亲自鉴定为索靖真迹，旋得藏入御府并著录于《宣和书谱》（见王世贞《艺苑卮言》）。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頯经对《宣和书谱》著录的索靖《出师颂》真迹写作时间、时代背景、写作地点逐一考证，其跋文指出：“……宣和书谱定为晋索庄侯书，意元康中西戎叛，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时欤，冀西平襄之役，无足称者，侯书是颂也。” 可谓被示缕缕，弘深微密。而对“萧子云”或“隋人书出师颂”，跋文则明确指出“六朝间祖东晋，章草法废，谓萧子云、隋贤者，似不然。”北宋书法家蔡襄亦有“章草法今世少传”之说。

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对索靖《出师颂》如是感言：“自永嘉南渡，（索）靖真迹已鲜，梁武湘东鸠集之繁，贞观开元购求之笃，何于兹时寥寥也。”爱屋及乌的王世贞还曾把其弟王世懋花五十两金购得的“索靖出师颂”视为珍宝，且自创出“绍兴本”一说。直至晚年方幡然醒悟，辞官回乡后所撰的十六卷艺术类专著《艺苑卮言》中，对中国书法作了高度概括：“章草，古隶之变也。行草，今隶之变也。芝旭草，又行草之变也。”其书法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指出：“行草自二王外，独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纸耳。何也？以其体最古雅不落尘也。”

而对自己先前在《敖州山人四部稿》一六一卷中竭力推崇的“绍兴本”一说则只字未提，还发出了“今老矣，追思往事，可为扪舌”的慨叹，发出了“凡二王得唐临本，钟索以下得宋拓本亦足以雄也”之呼。历史同王太常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毕生追索的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最终就出现在他的故乡！

平襄镇官网有索靖《出师颂》写于平襄镇的报道，该网同时报道：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同样写于距索靖书《出师颂》一千六百多年后的平襄镇。1935年9月27日，长征队伍到达通渭县平襄镇，中共中央在原榜罗小学校长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建立陕北根据地的决定，史称“榜罗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陕甘支队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指战员时，首次公开了酝酿已久的长征诗篇。有说长征诗写于长征途中的腊子口，显然有误。

从一千九百多年前先人在平襄土地上谱写抗击入侵贼寇的英勇篇章，一千七百多年前索靖在平襄土地上与敌作战写下不朽的章草《出师颂》，到八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平襄土地上书写光辉诗篇《七律•长征》，中华民族前赴后继，风云际会壮怀激烈；中华文化与之相伴相生，继往开来，绵延流长，生生不息，光风霁月。

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84年出版的权威著述《善本碑帖录》获知，宣和本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由明代苏州篆刻大家章文之子章藻墨池堂于“明万历三十年春正月，长洲章氏摩勒上石，至卅八年叁月摩勒刻毕。”（长洲即苏州）。又知：“此帖选集，摩勒刻较精，拓本全者很少，所见多残本……另见零本，多是黑墨精拓无断纹。”“明代刻帖与宋代刻帖基本同，选集各家所藏真迹，或刻帖或相借摩。”就拓本而言，似不足为奇，依原石拓印即可。《善本碑帖录》解析章藻墨池堂刻帖旋即有“原石不久佚毁” 之句，从而表明宣和本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明代时即存量受限，可见包括宣和本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在内的墨池堂刻帖之不可多得与弥足珍贵。历经四百年风雨岁月尚能得见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委实难能可贵。

章藻为吴门刻工之佼佼者，从《出师颂》真迹拓本至今所呈现的极佳风致，不难想见章藻为保持真迹原貌付出的深厚功力，例如，“人神攸赞”的“人”字，拓本上“人”字的左撇竟然呈现枯笔。这为任何拓本所少见，不啻是下等真迹一等！而拓本帖后有章藻《出师颂》释文，更为不可多得。

拓本特征 非珂罗版印影件，蝉冀拓页装裱。拓页共十一页半，其中《出师颂》拓页三页，规格，13.6X34.6CM；帖前标明“晋索靖出师颂”，刻有四爪双龙圆玺与“宣”、“龢”联珠印，帖尾刻“书印”和“文兿薮泽”大方印，并“政和”、“永存”半印，帖后有章藻《出师颂》释文。

帖前后有收藏印章数枚，其中即有“光地”藏印。拓板具前后拓板。另八页半为纯正楷书（小楷）《佛遗教经》，帖前刻有“大觀”、“宣龢”半印，标明《佛遗教经》，帖后款题“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陰王羲之”，刻“右将军会稽内使”方印；盖 “衡山”、“圣旦芥子”藏印。后半页刻“瑞文图书”方印，印下刻“敵國之寳”四字草书，草书之下刻“御览之印”大号篆书方印，下方有“懐 ”（缺笔字一）二字，与“僧權”二字；右侧刻“文定公家藏”四字楷书，并加刻“文定 存”四字方印，另盖藏家之印数枚。

李光地收藏过的宣和本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藏印在拓本第三页“章藻释”三字右端。（经互联网求问，藏印分别为“衡山”、“徵明”、“奕禧”、“圣旦芥子”、“赵坦鉴定”、“光地”、“雲颿珍玩”、“宝聚山石室居秘室宝印”、 “赞亭”。可以进一步求证）

（存疑 若宣和本出现“徵明”藏印，则与《善本碑帖录》断定索靖《出师颂》真迹拓本于“万历卅八年叁月摩勒刻毕”不合，盖因文徵明于万历三十年前已逝，故可存疑，或此印并非“徵明”二字。亦或为文徵明之子文嘉所加。《佛遗教经》拓本出现“衡山”二字则有可能，因是大观帖之故，况文徵明素以小楷见长。然而若此，将其断定为章藻墨池堂摩勒刻则亦有所疑）

同查《善本碑帖录》知，《佛遗教经》为唐人写经，“或是唐人写经，伪称王右军书。”但因《佛》拓本字体精熟纯美，《善本碑帖录》亦不得不称其“小字很精，真伪难定。”

可见，李光地同是一位书法造诣很深的书法家，尽管他的书法作品难得一见。由此可知，李光地的政治生涯与其受《出师颂》精神力量的影响分不开。在非战乱年代，他将《出师颂》弘扬的 “允文允武，明诗阅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苍生更始，移风变楚”的民族精神融会贯通，具体到个人政治生涯及其家规家风的精神文化建设之上，以一己一家一族之力而给社会风尚带来积极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正是这样在润物无声之中不断得到增强，不断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