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先生在《我们以什么贡献这个时代？——从“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谈起》一文中对“通变”有着精深的认识和阐述：

“通变”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书法的生存意义已从实用价值转为艺术功能。书法原有的“日常书写”已变成“艺术欣赏”。因此，今天的书法应立足于艺文性，不仅仅是线性图式，更是人文精神的诉求。我们提倡“自然书写性”是指按照艺术规律与学理、审美要素与法则，会通并畅达地表现高度的艺术性。以林老为例，他的草书“以二王为衣钵，怀素为宗，王觉斯为友，祝希哲、董香光为宾”，到晚年创作进入化境，欣赏他 90 岁时的草书作品，我理解为化长为短、化熟为生、化圆为方、化连为断、化繁为简、化实为虚的“六化”。由此可见，书法的时代创变是极不容易的，它不是单一的形式变化，更是内质的转换，气格的升扬。（《抱云堂艺评》）

林散之  春归风静五言联

“通变”一词最早是作为哲学概念出现的，如“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系辞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等。《论语·学而篇》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是说如遇行不通的时候，只是为了和谐而求和谐，而不用礼加以节制，那也是不可行的。“有所不行”就要变，《孟子》中有这样的例子：“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说嫂子溺水，不去救，那是豺狼。男女不亲手递送，是礼；嫂子溺水，伸手去救助，是通变。可知，通变的哲学意义有二：一是指通晓变化之理；二是犹变通，指适应时势作出变化。

自南朝刘勰起，“通变”一词才开始作为文艺美学的专门术语。其意在纠正当时文坛上“竞今疏古，风末气衰”的风气，主张“还宗经诰”“资于故实”，又“酌于新声”，才能在创作中“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因而提出了“通变”说，并在《文心雕龙》中有专门篇章进行论述。“通”和“变”指的是文学艺术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通”即会通与继承，指借鉴前人的经验和已有的创作原则；“变”即适变与革新，指根据日新月异的变化采用新的方式与方法。那么，把“通”“变”连缀成一个词，则反映了会通与适变、继承与革新的对立统一关系，要求于通中求变，同时又要变而不失其通。刘勰提出的通变要“还宗经诰”，并非复古，而是主张探本知源，做到“通则不乏”，在通的基础上要能顺应规律，更要能发挥作者自身创作的能动性，以使文艺作品的文质皆能顺时、顺势、顺情而变，毕竟“变则可久”。刘勰提出的通变概念对后世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沙孟海  鲁迅诗

在艺文领域关于通变的认识，清代史学家顾炎武有精彩的言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随其后，石涛也提出了令今人还在争议的绘画创新的理论“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其主张的基础则是“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工于化。”（石涛《画语录》）的通变之道。对于中国书法而言，一直在走着通变之路，从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到元明尚态、清尚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法艺术都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解决问题新方法的通变。于今天的书者来说，就是在“通”的基础上要能遵循“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规律，这既是书法艺术创作的规律与传承，也是对当下书者的时代要求“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

沈作喆《论书》云：“凡书贵能通变，盖书中得仙手也。” 可见，“书法的时代创变是极不容易的，它不是单一的形式变化，更是内质的转换，气格的升扬。”（言先生语）书贵通变，先要通晓变化之理：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言先生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我们‘为人生而艺术’题中的应有之义。”这可以说是书者的艺术理想。“通古”是“与古为徒”，对书法技巧的圆融认识，变通处理；“通今”则是“与天为徒”，对时代的人文风气有变通、远见的认识。“变”很容易，但我们追求的不是无“古”的俗变，而是通“古”的雅变，这就有难度了。因为书法创作要古雅，但不能雅而不变，诚如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所言：“雅而不变，则但知其一，莫知其他，亦终拘泥，而不足以语通方。”二是融会贯通，刘勰《文心雕龙》云：“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意为八种风格虽不一样，但如能合乎规律地融会贯通，掌握其核心，那就像辐辏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书法的创变就是这样，扼要地领会“变”的精髓大义，把多种变化进行贯通，穷研本体，从而独标个性。三是“万变不离其宗”，书法的创变有很多种方式、方法及技巧，但不能脱离其“宗”。这个“宗”就是遵循中国书法的文化属性和美学特点，不脱离汉字书写的本质，尊重传统、不失法度。刘熙载《艺概》云：“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即为此理。故通晓变化之理，而“悟其理，尽其法，才能出其新”（言先生语）。

沈尹默  临《兰亭序》并跋

“通变”另一义犹变通，指适应时势作出变化。沙孟海曾在《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强调了变通的重要性：“学书的，死守着一块碑，天天临写，只求类似，而不知变通，结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么价值呢？”一语惊醒学书人。诸如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要做哪些变通呢？哲学家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中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要做到四通，即中西东、儒释道、古今现、文史哲这四方面都要打通，做到四通才能八达。”这就要求书者能变通的前提是博学善文，敏识过人，否则，徒有变通之心而无变通之力，也难以成事。

《文心雕龙》云：“变通以趋时”，以通融和变化来追随时势，适应情况。维新志士梁启超曾针对当时中国文化、中国政体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他告诉人们，变是不可阻挡的，变是非变不可的，问题只是自己愿意变的变，或自己不愿意变的变。书法创作亦是如此，“今天书法的生存意义已从实用价值转为艺术功能。书法原有的‘日常书写’已变成‘艺术欣赏’。”（言先生语）书者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创作出反映时代特色和人文精神的艺术作品。否则，缺少适变与创新的作品只能被历史的脚步掩埋和淘汰。如宋代的沈辽于书法方面，成名较早，特别是在蔡襄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独步当时，名声显赫。连曾为邻居的苏轼也无法与其争锋，“谁知有东坡书哉”。虽然沈辽能会通、知继承，在延续“唐尚法”的书学思想，由于思想保守，至暮年才通晓变化之理，已晚矣，没有从“尚法”中突围出来走向“尚意”，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后名声不显。诚然，“变”的前提是要能够“通”，一是通达传统、通达源头，二是会通古人、会通自然。沈作喆《论书》云：“得法后自变其体，乃得传世耳。……学成矣，则当别立机杼，自成一家，犹禅家所谓向上转身一路也。”这里的“得法”“学成”就是知“通”。否则，无“通”而变的“变”，或为人所云变“顺应”为“超前”，或为炫人眼目、有胆无识的把戏，实则是一种极端的杂耍、胡闹的表演罢了。毕竟，书法之变，不是任意的变，要不就变坏了，而是自然而然的、符合规律的变。

书贵通变。言先生对此也特别强调：“书家要做到不偏师古，又能独标个性，以诗性的思维，以开阔的视野，坚持理论与实践的一体性。”

（文/彭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