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预防 强基层 重康复
助力癌症防治事业高质量发展
——专访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马飞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癌症防治专项行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制定公布《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
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癌症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规范诊疗水平稳步提升，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达到46.6%，进一步加强癌症防治机构能力建设，完善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癌症防治网络。
癌症防治一直是社会关切，基于新版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的发布，专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专家、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马飞，对话癌症预防、基层癌症诊疗服务能力建设相关问题。
提问：在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每年有30余万女性被诊断出乳腺癌。其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导致女性患乳腺癌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呢？
马飞：目前来说，乳腺癌已经成为全球发病率第一位的恶性肿瘤。在中国乳腺癌也一直是女性发病率第一位的肿瘤，而且乳腺癌的发病率以每年3%～4%的增速在快速增长，这个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乳腺癌发病率的快速增长，导致乳腺癌在未来几十年是全球，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疾病负担。
乳腺癌的危险因素简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改变因素，包括初潮的时间、月经的周期、行经期、绝经的年龄。理论上来说，月经来得越早，绝经越晚的人群，行经的时间越长的人群，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一个就是月经的状态。
第二个跟家族史有关，一般来说，直系亲属尤其罹患乳腺癌，卵巢癌等家族史的这些人群，患有乳腺癌的风险是增加的，甚至有一些可以通过遗传易感基因的检测，可以找到这样一个高危人群。另一类是可改变因素，包括生育、饮食、生活习惯等。
适龄生育会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生育越晚发病风险越高，生育多的比生育少的发病风险要低，生育以后不母乳喂养发病风险也会增高。在饮食和生活方面，高脂、高油、高糖的饮食，饮酒、吸烟的生活习惯都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精神压力也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增加。
还有就是激素替代治疗，因为更年期女性为了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或者是为了延缓皮肤衰老的状态，有人会用激素替代治疗，那么不恰当的激素替代治疗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关于乳腺癌的预防，实际上就是干预可改变的因素，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改变来降低风险，但是即便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说性别、家族史、月经状态，我们也可以通过调理其他的健康生活方式来降低它的风险。乳腺癌是综合因素导致的一个疾病，所以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同时也可以通过早筛来提高早期诊断率。
提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升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当前，基层的癌症诊疗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关于提升基层癌症诊疗服务能力，您有哪些考虑和建议？
马飞：优质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我们的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是紧缺的，而且医疗资源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医疗资源要优于西部地区，城市的医疗资源要优于农村，北上广的医疗资源要优于其他城市。
为了破解老百姓看病的“急难盼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提升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一方面全国各地的医院要得到一个均质化的优质医疗资源的提升，这样老百姓就不需要到北上广去看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那么，我们就要基于现有的医疗体系，主要是省一级和地市级这些医疗机构，我们提高它的诊疗水平，这就是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现在国家也有一些布局，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的对口帮扶，全国所有的癌种都已经开展，目的就是让各个地区的诊疗水平达到优质水平。另一方面即便是各个地市有了优质的医疗资源，但由于人口众多，我们的医疗投入人均还是有限的，所以还需要把我们的服务进一步深入，甚至要覆盖基层。
比如说县域优质医院，我们需要加强它肿瘤学科防治能力的建设。现在大部分的县域还没有专门治疗肿瘤的一个部门或者科室，那么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在重点的县域建设肿瘤防治中心，让它具有肿瘤防治的能力。在肿瘤防控方面，除了治疗以外，其实两头很重要，一头是康复，一头是预防和筛查。那么预防、筛查和康复的主体责任还是在基层，因为这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需要占用的医疗资源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在基层就能得到这样一个治疗的话，不仅能节约我们的医疗资源，同时也能提升预防筛查、康复的质量。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恶性肿瘤或者恶性肿瘤复发转移了，再通过跟上级医院的上下转诊来实现对患者的重点救助，这样使得我们的分级诊疗能够切实落地。
提问：在癌症的防治技术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的发布进一步将推动癌症防治工作高质量发展，您认为我国癌症防治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马飞：目前来说，我们国家整体的癌症防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得看到我们跟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首先，我们的规范化诊疗程度还不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有龙头的一些医疗机构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我们大部分的核心医疗区域的龙头医疗机构也需要它的诊疗更加规范。所以需要加强对这部分医疗机构的培训、质量控制。规范化诊疗和质量控制是我们重要的举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诊疗更加规范化，更加同质化，缩小区域差异。其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诊疗水平的最高点要逐步地进步，跟国际逐步看齐，甚至达到或超越国际的平均水平。
这就需要我们全国在整个诊疗技术进步、诊疗模式进步上有更多的一些尝试，更多的一些研究，更多的一些探索。从技术层面，比如说除了常规的诊疗技术以外，有没有一些新型的诊疗技术应用于医疗，包括像人工智能、5G技术的发展，航天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对整个医疗带来一个极大的帮助，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的手术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可能把手术的同质化水平提高，然后在很多达不到的区域，我们能达到手术的目的。
未来，在这个领域，还有一些科技进步、科研转化，在科技、科研成果的助力下，我们一方面把全国往一个同质化的水平推进，另一方面把同质化的水平逐步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质化水平，甚至能够引领国际肿瘤防控的诊疗先河。
提问：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个部门制定《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提出进一步完善癌症防治体系建设，推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关于该方案的制定实施您认为对下一步的工作开展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马飞：《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再一次强调了未来我们要从既往的“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这个转变对于我们肿瘤从业者来说主要的意义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诊疗模式上，以往对于肿瘤的诊疗，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肿瘤的治疗效果、患者的生存期这样的一些因素，但随着诊疗水平越来越高，患者的生存期逐步延长，这时候我们就要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癌症，还是罹患癌症的患者，所以患者面临的所有健康困扰和死亡威胁（不一定直接跟肿瘤有关），那也是我们肿瘤防治要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在防控模式上，我们既往更多地关注在治疗，那么未来可能要把这个重心进一步拓展向后，要更加关注肿瘤患者的康复，整个防控战线要前移到高危人群的筛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甚至到健康人群的预防，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这样才能够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才能够真正实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来源：健康中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