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25—P26

作者：赵超越

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原题《重建时代的“社会学人”：形成过程与学术回应初探》，摘自《上海大学学报》2022年1期，王宁摘

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中，社会学人群体无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生涯乃至整个心路历程是学科史的侧面写照；另一方面，他们的知识和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当前处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了解乃至研究社会学史，并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就必然会与社会学人群体联系起来。

40多年前，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为该学科的重新起步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同时也形成了重建时代中最早的一批“社会学人”，他们的学术实践使得社会学在断裂后接续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与中国早期社会学人不同——与大多海外社会学人相比亦然——重建时代“社会学人”的群体独特性在于他们在其学术生涯中并非呈现出从学生到学人的直接转换，而是经历过一个从“社会人”到“社会学人”的转变过程。

1． 天然的“田野底蕴”：“社会学人”的独特经历

实地研究或者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一般而言，当社会学人将某一群体或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便需要先成为其中的一员，以便尽可能多地获取所需的一手资料，也即将自我成为“他者”。收集到足够多的资料后，社会学人再从其中的成员身份抽离出来，重新以研究者的视角做研究。这一研究的完成包含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学人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储备，以便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能将其中的经验事实提炼成知识乃至理论；其二，社会学人是围绕某一研究主题而有针对性地下田野，融入所要研究的周遭环境。但是，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学人”在青少年和青年时期没有受到严格意义上连贯的教育和学术训练，同时以不同的形式卷入当时的社会结构中，这些特殊的经历使得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人大有不同。如果说社会学人的田野调查生活是其人为创造的部分社会学人生，那么教育断裂时期的“混迹江湖”则使得一批“社会学人”具有了一种近乎自发的反思社会本身的意识。

就“社会学人”群体而言，其中的绝大部分都经历了上山下乡，其余则分别在工矿、农场等地劳作或工作过，也即从风云激荡的革命浪尖，被抛到了社会的底层。这些“社会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体验使得“社会学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拥有了一种特殊的“田野底蕴”。所谓“田野底蕴”，主要是指在“社会学人”的学术生涯中，影响他们研究领域、研究旨趣、思考方式的一种潜在的内在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在特定时期中所经历的特殊事件，这些事件存在于当时的特定社会结构。

2． “士庶二向”的类型学分析：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术回应

在厘清“社会学人”形成及其特点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他们学术回应的方式，也即“社会学人”如何以“社会人”经历与“学人”视角的双重体验——“士庶二向”——来回应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变迁。当然，“社会学人”的问题意识以及各自的学术实践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不是本研究考察的重点，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一社会学人群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田野经历是如何与他们的学术实践相关联，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作为从断裂到接续、从传统迈向现代等过程的亲身经历者，同时又是研究周遭经验现实的研究主体，这一双重身份是如何实践的。

尽管“社会学人”发表了多样化的学术成果，但由于学术代表作的典型性，其“士庶二向”式的学术回应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为找到研究自身所处时代和转型过程的合适的范式或理论，部分学人着重从事理论和方法研究，从而尝试提供更符合本土的研究视角、取向和路径。纵观社会学史抑或社会思想史，理论和方法的提出、验证、反思既是完善经验研究的途径，又是推动整个思想界发展的主要因素。关于社会学理论，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在缺乏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的情况下，势必要经历从引入国外学人提出的理论、思想、方法到对他们学说反思并提出自身理论视角的过程，而这种反思性又引出两条探索的路径：其一，谨慎地运用西方学人提出的范式并尽可能减少“水土不服”的问题；其二，直接从本土出发，同时与西方的学说进行对比，以“整理国故”或“现实抽象”的方式尝试建构符合自身历史文化脉络的分析路径乃至范式。

第二，“社会学人”以亲历记录的方式进行经验研究。作为中国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剧变使得经历其中的“社会学人”用学术实践的方式做出不同程度的回应。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谈，大抵仍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展开。“中国经验”，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都属于宏观维度的概念抑或图景。“中国经验”是一种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相对应地，微观层面的“中国体验”指的是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发生的变化，它既包括竞争、开放、进步等积极因素，也包括冷漠、浮躁等消极因素，既与其他现代化国家中的社会心态有共同点，也有中国人面对现代化进程时的独特心理特征。

第三，学人以出生和成长地、劳作地、族群、侨民、学人等作为研究主题的根基，将“自我”群体进行不同程度的“陌生化”，并进行自反性研究。由于学科性质使然，“社会学人”在研究庞杂的诸类议题时，倾向于悬置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因为主观因素往往是阻碍学人从事经验实践中所具有的敏感性的因素之一。当然，对于学人的主题选择而言，越是陌生的周遭经验现实越能够限制其主观性，从而激发其敏感性，毕竟即使以非学人的身份体会，陌生一般意味着与熟悉的对立，这种对立性毫无疑问会打破处于熟知状态时的理所当然的自然接受。不过，由于研究的便利性或者从事学术实践的偶然性，在学术实践中难免会面对自身熟悉的事物，尤其是与熟悉的群体打交道时，更能体现其互动过程中所呈现的不言自证感。这种与“社会学人”自身经历密切关联的、与“他群”相对应的群体称为“我群”。当然，如果将此概念的外延性扩大，“我群”还可以指代研究者自身的背景、生活过的地区等熟悉的社会物。但面对“我群”时所产生的熟悉感并不意味着学人不适合研究“我群”，也不意味着其研究成果的绝对质疑性。从事“我群”研究时，需要做的是，把“自我”交出来，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再放下自我，通过“自我”的“他者化”而实现超脱“自我”。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学人”的研究领域大多具有跨主题的特点，以至于不同“社会学人”的“士庶二向”或多或少具有混合型的特征，加上部分学人的成果很难采取明确的划分，所以这样的分类方式只是尽可能地将学人群体中有相对明显研究领域的个体置入“士庶二向”中的一种类型，同时以“学人”（士）和“社会人”（庶）作为两种理念类型，从而体现出不同学人的研究领域位于两者之间，并分别因各自的领域而产生某种倾向性。所以，当这种倾向性以群体形式呈现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根据研究对象的经验层次而摇摆于两个理念型之间。

就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而言，“社会学人”以先锋的角色参与学科的重建，加上社会学人后辈的学术实践，使得学科知识体系在前后辈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在中国初步建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体系已经完全成熟，诸如中国社会思想的理论化、社会学理论的中国贡献以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等均是所有社会学人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就社会结构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迁，时至今日，变迁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基于全球化背景，中国的地位及其变化又始终是与世界格局密切关联的，因而，批判性传承学术前辈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以及学术话语权的建构则是后辈乃至后辈之后辈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