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是由一种专用研磨材料逐渐演变发展而成。至唐代，制砚规模和工艺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四大名砚，即：端砚、歙砚、鲁砚、洮砚，从而揭示了我国辉煌的砚史。

浮来砚石主要产在浮来山、洛山、及棋山、等山西麓所产的天然子石。洛山、棋山的温石，寨里河的龙尾石，浮来山所产的莒翠玉石，浮来山和洛山的燕子石等。南起夏庄镇的邢家庄向北沿浮来山、洛山、棋山等山脉的西麓。自南向北长达80公里的地带，都有砚石蕴藏。其东西跨度约三百米，埋藏深度从地表到地下四五米不等。

鲁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制作使用。宋代苏易简《文房四普》和伍缉之《从征记》都有记载，曲阜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方，系孔子平生所用之物。古人还作有《孔子石砚赋》。山东境内蕴藏的砚石品类繁多，其中主要有：红丝石、浮来山石、金星石、徐山石 、温石、田横石、民山石、燕子石等十余个品种，用以上诸石所制之砚，统称为鲁砚。

作为鲁砚之一的浮来砚名载于史籍，雍正《莒州志》记载：“东坡守密州，取莒龙尾石（浮来山石的一种）制砚，并为之作铭。”宋时官府设砚务官在浮来山西麓，建六个制砚作坊，开石监制，所制之浮来砚专供达官贵族使用。到明代万历中期，精品乃作为贡品进献朝廷。

现在，浮来砚仍然是馈赠之上品。很多浮来砚精品被国内外人士收藏。

砚，一作砚，在“文房四宝”中占有重要位置，“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皆为耗材，唯砚可久用长存。砚常集雕刻及绘画于一体，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传说，当时有制砚艺人意外发现一浮来奇石，绀青色石头上有橘红色彩纹构成“二龙戏珠”图案。艺人留其二龙彩纹，随形开砚堂，堂内又惊现星河云烟之图像，天工造化匪夷所思。砚务官将其砚献给朝廷，深得褒奖。到明末，国家战乱不休，加之开采无序，制作技艺失传，制砚作坊即演变为现在的六个砚疃村。民间另有传说，民国年间，定林寺僧“佛成”有一方自然形浮来山石砚，周边天然风化石，乳纹纵横交错，别具情趣，更奇者，黑如墨染的砚面左边出现一灰白色僧装人物席地而坐，背后有一深灰图案，形似定林寺内古银杏树，右边开无边中凹砚堂，砚被篆刻有“彦和宝用”字样，制作粗放古拙。刘勰晚年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法号“慧地”乃受此砚面席地而坐僧人图像所启迪。刘勰圆寂后此砚遗留校经楼，后传于“佛成”之手，“佛成”之后此砚不知去向。

浮来砚石中的天然子石是个大家族，有多处产地。南起夏庄镇的邢家庄，向北沿土山、珍珠山、公婆山、浮来山、凤凰山（又名玉皇山）、洛山、棋山等山脉的西路。

砚石开采出土，大小不一，厚薄不等，形态各异，大者其径愈尺，小者仅二三寸，其厚度随石饼的大小而定，薄仅板寸许，厚者三五寸。周边有天然风化石乳纹，气温里各异，有松树皮纹，核桃皮纹，翎羽纹，菊花纹等，且纵横错落，形态多姿，有的如菊花般重叠，貌雅俏丽；有的如松树老干，挺拔苍劲，变化无穷而又有规律，真是天然之砚材。

砚石砚色繁多，但色异而质同。有黑色、青黑、黑褐、鳝鱼黄、沉绿、褐黄、橘红、天青、茶褐等色，有的在一块石头上有数色出现，且极为协调雅观。石色深透而不浮艳，纹理丰富而多彩，有“朝霞映辉”、“乌云翻滚”、“冰纹交错”、“透若秋水”等等不一，极为典雅。

浮来砚的制作工序：

1、选材：要挑选外形美观、大方、石质细腻成实，没有石隔的石材。

2、设计：根据石材的外形大小，厚薄，色泽等因材设计而定形，或花鸟虫鱼，或人物草木。在造型设计上没有固定的格式图案，重在因材施艺。

3、雕刻：砚堂的形状大小，图案的设计布局恰当合适后，先用刻刀勾出轮廓，后用凿子凿去图案以外多余的部分及整个砚堂部分，然后用刻刀慢慢刻出图案部分。在雕刻过程中，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更需要制砚人精湛的技艺，独具的匠心；层次的深浅，粗细的搭配，主次的安排，方圆的处理，静动的结合，刚柔的体现，字体的章法布局，章子的形状及安置等。一刀一凿都凝聚着制砚艺人无数的心血和汗水。一块砚石的刻成少则数月多则经年。每一方成砚，力求达到以容诗、书、画、印与一体，给观者留下回味悠长，永看不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