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亚草原乌拉尔南部牧民所培育的DOM2马种,加速了驯马术、马车和骑马术由乌拉尔山脉向东西方的传播和普及。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由欧亚草原东部南下的族群活动于今中国北方地区并与北方列国发生接触。随着公元前5世纪巴泽雷克文化兴起,中国北疆地区与骑马族群有了贸易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及至公元前4世纪末以赵国为代表的华夏诸国开始正视新的军事格局,一改前期忽视骑兵的传统而进行“胡服骑射”之类的军事改革。骑射技术的普及加速了交通路线的开拓以及列国深入边疆地域的进度,为国家和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必要基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骑马术向中国的传播是中华文明多元汇聚、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一个重要例证。
关键词:骑马术 阿尔然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 巴泽雷克文化 胡服骑射
作者黎婉欣,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P175—P198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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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术(horse-riding)的出现极大改变了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促进人类历史多种文明交流十分重要的因素。通过骑马,古代族群迅速地向外扩张,打通了陆路交通,接触并获得了日常活动范围以外的资源,扩展疆域与自己的军事势力范围。骑马术也使各族群与邻近社会接触的机会增加了,各种贸易商旅开始出现,因争夺疆土而出现的军事冲突亦随之变得愈加频繁。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中国史上极其重要的军事改革举措。从近年的考古发现及典籍记载可知,在赵国推行这一军事改革之前,骑马术即已零星出现于中国北方、东北等与草原文化密切接触的区域。有关骑马术在欧亚草原的流行及其向中国传播的问题,学术界过去虽曾有过研究,但不够深入,而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骑马术起源的广泛讨论亦尚未在国内得到相应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证欧亚草原东西两大区域与骑马术起源相关的考古遗存资料,对骑马术在欧亚草原起源、发展及其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的路径与缘由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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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马是十分特别的动物,体型大,奔跑速度快且有极强的耐力,又有着群居和服从的天性。在马进入人类社会以后,曾多次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公元前7世纪以前赫梯、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有关马和骑马的图像与文献记录虽多有存藏,但缺乏马骨遗存,无法为马的引入和利用提供完整的信息。及至20世纪在欧亚草原上先后发现了辛塔什塔、阿尔然和巴泽雷克等文化遗址,马的研究才迎来重要突破。欧亚草原乌拉尔南部的牧民率先培育出DOM2马,使之往东西两地传播并推动了家马和马车的普及,然而骑马术并未能很快在农耕文明中传开。直到乌拉尔图、卢里斯坦等文化在公元前两千纪末至前一千纪初兴起,积极培育良马, 骑马术才正式用于作战,骑兵成为乌拉尔图、卢里斯坦军队中的主力。经过长时间与他们的作战接触后,亚述的军队才意识到骑马的优势,方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大力发展骑兵。
通过追溯骑马术和骑兵在西亚传播的过程,可以看出骑马术在农耕社会被大规模传播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其一,邻近的牧马族群需要拥有较好的养马和驯马技术,保证马的供应量与性能的稳定;其二,马匹的交易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包括有经营大型牧场的能力、稳定的运输路线和马匹集散地等;其三,农耕社会之所以接受骑马,并非仅出于交通与经济活动的需求,往往是缘于外来重大军事威胁才大规模学习骑马和马上作战技术。
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马车虽于公元前14世纪中晚叶已出现于中国商文化圈,但目前对于商人的马的来源、流布以及驯马人的族属等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空白。今图瓦阿尔然墓群所属的政治实体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大型牧马王国,应当也是位于欧亚草原东端中国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骑马术的来源。从公元前8世纪始,已有较大规模从欧亚草原东部南下的族群活动于今中国北方地区并与北方列国产生过小规模冲突。但在较长时间内,欧亚草原腹地(阴山以北至蒙古一带)和华夏文明区域之间的半农半牧地带(辽西地区、燕山南北、岱海流域及长城地带乃至宁夏南部地区)没有发展出拥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势力。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兴起,迅速成为新的军事力量,财富和文化均攀升至前所未见的高度,并与中国内地有着较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巴泽雷克式的牌饰在中国北方区域流行,中国内地取其黄金工艺,代马也屡见于战国时代文献中,情势出现改变,华夏列国不得不正视所面临的新的军事格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量后才一改前期忽视骑兵的态度,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开端,骑兵才在列国迅速发展。骑兵移动速度快,又有较强的致远能力,促使列国得以迅速开拓交通路线,深入各处边疆地域,为统一国家的出现打下必要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明与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一部多元文化不断汇聚融合、交流互鉴的历史。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均十分关注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发现。由于草原通道开阔而平坦,牧民长期迁移的生活习惯推动了欧、亚两地间的接触。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不仅深化了过去对于文明发展方式的认识,也让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古国重新省视草原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曾作出的贡献。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中与马相关的考古资料日渐丰富,通过马骨DNA研究、人骨鉴定、马具形制的精细分析、牧马群体与马匹贸易的研究,可以为考察古代中国骑马术的起源与发展进程提供更多信息,为深入揭示中华文明多元汇聚、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特性,为人类文明互鉴研究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
(本文注释内容略)
新媒体编辑: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