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暨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6期

1940年，社会学家、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罗伯特·E.帕克在其一篇论文中提到，“在现代世界中，与其他类型的知识（如历史）相比，新闻所肩负角色的重要性在增强而非减弱。”[1]这句话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当然是洞见。如今，人类已经迈入21世纪，技术的进步固然已令当代人置身于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然而，人类面临的困境与大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新闻在当代社会依然重要。只是，人类当下所直接面对的新闻传播环境与帕克的时代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闻”也因此必须面对新的问题。另外，帕克在其文中所谈的“新闻”对应的是作为信息商品的新闻（news），本文“重思新闻”，除了讨论news外，还会讨论journalism。[2]在笔者看来，作为信息商品的新闻，虽然在当下的信息传播语境中正在变得模糊不清，且呈现出与其他信息产品杂糅的明显特征，但作为信息商品的新闻，总是与新闻业、新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新闻业、新闻学的实践与进展，亦对作为信息商品的新闻始终产生或显豁或潜在的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拟讨论如下问题：第一，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相比，人类新闻活动所面临的新境况是什么样的；第二，作为信息商品的新闻，在数字传播时代有哪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新闻实践有何影响；第三，为何通识性、普及性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作为一种公民素养。

世界的加速影像化：

人类新闻实践的新处境

人类展开生存实践的过程，即与周遭世界交互的过程。周遭世界并非单一世界，而是复数的诸世界。以简化的图式来划分，人类置身于其中的诸世界大致可分为物的世界、事的世界与内在精神的世界。人类的活动，包括新闻实践，均离不开上述三类世界。只是在人类展开新闻实践的过程中，诸世界与人类新闻实践的关系却是始终变化的。首先，在以人际交流形式存在的新闻传播活动中，物与事的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口传新闻的生产者必须面对物与事的世界，从中发现并把握物与事的动态变化，以自身的感官与能力采集新闻，面对面向其他人传播。这种新闻传播形态占据了人类的漫长历史，至今犹存。其次，诸如泥版书、莎草纸以及之后书、刊等大众化媒介的渐次兴起，新闻逐渐演变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商品，新闻的采集者有可能直接面对物与事，更有可能面对的是物与事的经历者（信源），物与事本身在新闻中的地位仍然重要，但并非所有新闻和事与物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再次，当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媒介在社会蔓延开来，物与事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再次被降低，诸多的新闻可能仅仅是数字网络中的一个过程之点。

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世界的图像化、影像化而逐步出现的，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扩充，世界图像化、影像化的演化还在持续加速。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社会的本质就是“世界成为图像”。他所说的“图像”，与通常所理解的图像不同：“‘图像’（Bild）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置造之构图”，“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存在者整体“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3]世界成为图像，预示着人类生存境遇的重大改变：以往，人类生活更多是围绕物与事的世界而展开的。其中，物的世界又居于更根本的位置，事的世界也是围绕物的世界展开的。如今，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只有“被表象和制造”能够成为世界图像之构成部分的存在者，才能够被看到，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之中去。

如果说海德格尔大半生所经历的20世纪上半叶可以看作典型的世界图像时代的话，那么，随着电视、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等现代传播技术装置的普及，世界影像化的时代已经来临。早在1978年，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4]周宪也认为，当代视觉文化有四种明显趋势，即“视觉技术的进步”“视觉性成为文化主因”“图像压倒了文字”“对外观的极度关注”。[5]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图像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虽依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以“声音和景象”为媒介特征的影像技术的崛起更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视听媒介及相关技术更是突飞猛进，使其迅速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无疑加速了世界的影像化。

世界图像化、影像化的加速，成为人类新闻实践的新处境，也使新闻实践面临新挑战。世界的图像化、影像化具体表现为物与事的世界隐身幕后，作为物与事的表象的图像与影像成为人类生活最为直接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乃至成为当代人必须面对之命运，是与社会的加速密不可分的。依哈特穆特·罗萨的分析，社会加速表现在三个维度上。（1）科技加速——“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2）社会变迁的加速——“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3）生活步调的加速——“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6]世界图像化、影像化的加速，首先与科技加速的激发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是视听科技的持续更迭和快速发展，使得图像与影像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次，社会变迁与生活步调的加速，也使得人们无暇顾及现实世界之中的物与事，通过图像与影像觉知世界并采取行动就成为当代人最重要的行事路径，也因为此，世界的图像化与影像化便呈现出自身加速的现象，图像与影像笼罩了世界，渗透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此种情况之下，图像化、影像化的世界成为人们“接触”现实世界的替代品。

对于新闻而言，世界加速图像化、影像化的直接且明显的结果，是非新闻类信息的急遽膨胀大大挤压了新闻的社会存在空间。从全球范围内看，对新闻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信息平台与短视频的迅速崛起。短视频当然也可以成为新闻的重要传播媒介，但不容忽视的是，短视频所传播的信息产品，更有吸引力且数量更多的则是非新闻类的信息。信息是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引擎，若没有了信息，注意力也无从谈起，注意力只有在流动的信息中才能存在。非新闻类的短视频所提供的非新闻信息，已经借由各式各样的平台弥漫到当代人日常生活的全时空之中；尤为重要的是，即使公众不真正消费短视频中的非新闻信息，海量短视频这种新型信息形态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化的存在，它与短视频提供的非新闻信息一道，分流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公众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新闻信息与非新闻信息构成明显的此消彼长的直接竞争关系。当下新闻实践面临的情况恰恰是，世界图像化、影像化的加速，衍生出诸如短视频这样的层出不穷的信息传播通路，而后者中非新闻信息的扩充又压缩了新闻存在的时空，这已成为当代新闻面临的严峻挑战。

新型私人化知识：

一种“拟新闻”的兴起

人类与诸世界处于共存的状态，人类置身其中并时时刻刻面对诸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存在者，对诸世界及其存在的观察、经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和观念，构成了人类不同样态的知识。罗伯特·E.帕克在威廉·詹姆斯对知识形式区分[7]的基础上，讨论了作为知识的新闻。他认为，“日常熟悉知识”指的是“一个人在与其所处的世界亲身而直接相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习得的知识”，这是一种“亲身的、个体性的知识”；“系统理解的知识”，“建立于观察和事实之上，且这种事实经历核查、标记与编组，并按照研究者的目的和看法最终被归入不同的视角之下”，这是一种“正式、理性而系统的知识”。[8]在帕克看来，这两种形式的知识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也并不能构建出一个涵括所有知识类型的连续体。假如存在涵括所有知识类型的连续体的话，“新闻”在其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以帕克的分析，新闻并非“像物理学那样的系统知识”，但也不能说它与“系统理解的知识”全然不同，[9]无论是“以概念代替具体现实，以词语代替事物”，还是“建立于观察与事实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都是新闻所具备的特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闻’这个术语始终有一种暗含的意味，表示被个人和组织在新闻制作中运用并不断发展的技艺、惯例、技巧和传统”[10]，“记忆、惯例、技巧和传统”是新闻实践中个体和组织所不可或缺的，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终归都要落实在新闻从业者个体身上——个体通过调用这些要素，在与周遭世界相遇的过程中形成“亲身的、个体性”的新闻知识。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知识的新闻，是“日常熟悉知识”与“系统理解知识”的综合体，前者具有的“亲身性、个体性”使它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私人化知识”的特征，即它总是个体在亲力亲为中获取的知识；后者则通过对物的世界、事的世界乃至精神的世界的“一定程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基础上的概念化，使个体的知识演变为职业性的知识，并借由大众媒介对新闻的扩散，使之实现了从“私人知识”向“社会知识”的转化。这是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实践的基本特征。

随着传播技术体系的扩充和世界加速图像化、影像化的步伐，一种新型的私人化知识——“拟新闻”出现了。所谓“拟新闻”，是指一种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新闻属性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又具有较大差异的信息文本。与传统新闻强调客观、公正、中立等理念，追求事实与真相不同，“拟新闻”看上去“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也就是说，它与传统新闻既有某些方面的相似，又同时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拟新闻”有如下较为突出的特征。

首先，“拟新闻”大大弱化传统新闻中的公共性意涵，使这种信息文本呈现为典型的“私人化知识”。在传统新闻的意涵中，“公共性”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米切尔·斯蒂芬斯看来，新闻是“公众共同关心的新信息”，是“社会关心的问题”。[11]比尔·科瓦齐和汤姆·罗森斯蒂尔也认为，新闻应该是“公共交流的论坛”，“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12]由此可知，无论是新闻所牵引出的“公共交流”，还是新闻所关注的“公共利益”，新闻都是超越个体之上的、事关他人、关涉更广泛社会群体的信息，关注的始终是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反观当下的新闻，“智能手机—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个体生产与传播信息的基础设施，由于个体拥有了信息加工特别是多模态信息加工的技术手段和能力，他们可以利用并在上述基础设施中实现“信息化生存”。普通社会个体的信息加工与传播，既有新闻性的，也有非新闻性的。除少数信息文本具有新闻性外，更多的信息文本与新闻无涉——短视频平台中充斥着的为流量变现而刻意为之的或深刻、或肤浅的言说与表演大都如此。它们的存在，当然谈不上公共性，却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具有公共属性的新闻的传播空间。即使是普通社会个体制作的具有一定新闻属性的“拟新闻”，也往往为突出趣味性、娱乐性等要素，将新闻的公共性置于边缘地位，甚至不加考虑。也就是说，普通社会个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更关注个人的感受、体验以及此类信息文本的社会流通程度等事关个人价值的要素，对于信息所承载的公共价值，关注是有限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信息文本的存在不仅挤压了传统新闻的生存空间，它还“诱导”或者说“胁迫”机构新闻组织中的新闻从业者为了流量和短期内的竞争优势降低了新闻标准，生产和传播更多的“拟新闻”文本。

其次，“拟新闻”更多地呈现为信息断片，而非具有一定系统性、可理解的知识。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相比，新闻因关注的是社会中看似孤立的一个个事件与变动不居的事态，其系统性、条理性当然弱一些。但新闻与信息依然具有较大差异。信息与知识的产生都源于数据。数据是“人脑用来产生信息的原始刺激”，是人类为了“产生信息而收集的观察的结果或者线索”，信息是“个体在交流时分享的东西”，这个东西来源于“数据”。当“人类将数据转化为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与之前的思想和经验结合之后，就产生了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信息，并以人类之前相互交流的思想为基础”。[13]与知识相比，信息更具“源始性”，是一种具有杂多色彩的感性材料；与信息相比，知识则是奠基性的，它的形成离不开信息，但它又超越信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条理性和思维深度。从这个角度讲，新闻必然是信息，但信息并非一定是新闻。只有经过了特定组织且遵循一定新闻标准的信息，才能成为新闻。从这个角度看，“拟新闻”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形成之中的信息文本，它表现为具有某种或某些新闻要素的信息断片，与个体的直接感知密切相关，与人类既有的知识缺乏必要的联系，也缺少系统性和可理解性，尤其是在社会层面的意义更是匮乏。

再次，“拟新闻”已经脱离新闻的指向性，沦为“所指”的漂移与变异。无论是采用语言文字采写新闻，还是运用图像、影像发掘新闻，新闻总是某种符号化的文本。依照索绪尔的研究，所谓“符号”，乃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14]赵毅衡进一步认为，“能指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在不十分严格地讨论符号学时，符号也就是符号的能指。而符号的意义称为‘所指’”；“艾柯……称能指/所指为‘前件/后件’。当前件消失，后件也不可能存在”。[15]新闻追求真相，总是需要以事实作为基础。从符号学的视角考察，作为符号化文本的新闻，应该是“所指”与“能指”的结合，也就是说，作为符号化新闻文本的“能指”，应该具有明确的“所指”——这种指向性对应着物的世界、事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中的事实。然而，如今弥漫于整个社会信息空间的“拟新闻”，新闻要素是稀薄的，甚至是缺位的。传统新闻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直接面向实事、获取新闻事实的情况在“拟新闻”的制作中则被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因此，“拟新闻”的“所指”也就从新闻应该指向的社会现实，变成了在信息空间已然不断流转的信息文本。这些信息文本，无论是文字的、图形的，抑或是影像的，都是在此前类似信息文本之上的再加工、再生成。特别是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并在新闻实践中获得越来越多运用的当下及未来，“拟新闻”还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扩充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传统新闻在社会中赖以安身立命的是其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恰恰与新闻从业者的“在场”密不可分：“自从新闻记者被期待可以提供‘超出普通公民经验’的事件描述以来，他们就依赖于‘目击证据’来凸显、建立和维护其报道的权威性。”[16]赵毅衡认为，“所指的形态可以各式各样，只是没有符号的能指，任何一种所指都不可能出现”[17]。作为符号的动物，人类的言说、交流与信息传播，固然离不开“能指”，但对于新闻实践而言，失去了现实指向性，当没有“所指”的“能指”无限增殖，新闻也就被连根拔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拟新闻”否却了“在场”与“所指”，也就使自身失去了“权威性”。

作为公民素养教育的

新闻传播教育与新闻的可能

“与大多数新闻研究所表明的相反，新闻业并不以易于识别的、稳定的或可预测的形式存在”[18]，新闻学者芭比·泽利泽如是说。泽利泽的断言对于当下的新闻业而言，是非常准确的描述。由于技术变革，更多的普通人成为新闻实践中的一环，而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世界的图像化、影像化，又进一步令“拟新闻”现象凸显，传统新闻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与挑战。第一，如前所述，“拟新闻”是一种信息断片式的信息文本，而且这种“信息在一种超现实的空间中循环着，无需任何真实关联”，[19]尤为关键的，是它在超现实空间的无限循环和无限增殖，争夺了繁忙、焦虑的当代人的注意力，也使传统新闻的受众大量流失。第二，新闻业日益变得模糊与不确定，与新闻实践中新力量的融入有密切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新闻实践正在经历从新闻记者到新闻人的转变，“新闻生产实践主体”也变得日益泛化，“新闻人”去职业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20]社会普通个体与传统新闻业中的职业新闻人一道成为“新闻”实践的参与者，虽然他们采集生产的“新闻”的成色有所差异，但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融合在一起，作为新闻用户的普通个体提供的“新闻”，正越来越多地成为职业新闻记者和机构新闻组织的新闻来源；与此同时，机构新闻组织的职业化新闻也往往成为普通新闻用户“制造新闻”的素材。现代新闻业出现之前，人类的新闻实践曾经是界限不明、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的精神活动，如今，新闻又回到了现代新闻业出现之前的状况——只是这一次，在传播技术的拥有和使用层面，普通个体获得了与职业新闻人几乎对等的便利条件，这就使当下及未来的新闻实践成为社会公众人人皆可为的领域。

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物的世界逐步隐退幕后并为数字所表征的世界：“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于谷歌地球和数字云之中”，“未来文明的步伐……在于从图像中生产出世界，即生产出一种超现实的现实性”。[21]这也是新闻实践所面临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拟新闻”的出现成为必然。“拟新闻”是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信息文本，虽然它也可能成为传统新闻的“线索”，但更多的时候，普通个体的“拟新闻实践”却使致力于公共精神与公共价值的传统新闻遭遇困境，进而也波及新闻业原本的新闻标准、权威性与公信力。在此情况下，新闻传播教育不仅不应该被看轻，相反，它应该作为一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公民素养教育，使公众知道什么是“好新闻”，如此才能提升普通公众的新闻实践水平；职业化的机构新闻组织亦不能为了流量降低新闻标准，滑向低水平的“拟新闻”，而应该以自己的新闻理念和规范操作对社会公众的新闻实践起到指引作用。如此，负责任有社会公信力的新闻实践才能成为可能，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才能得以持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业危机与杂合体新闻业的兴起研究”（批准号：21BXW107）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姜华.重思新闻：世界的图像化与新闻的可能性[J].青年记者,2022(16):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