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来艺术介入乡村的重要方式之一，乡村公共艺术实践与学院派艺术创作不同，它摆脱了美术馆展览机制的束缚，邀请村民体验参与甚至主导艺术实践，彰显出乡村场域的空间开放性和群众参与性。从“羊蹬艺术合作社”“源美术馆”到“雨补鲁村计划”，再到“乡村重塑——莫干山在行动”，乡村公共艺术实践以融入、游牧或据点的形式建立起与在地乡村的对话，在与村民的互动观照中影响其日常实践与审美世界。乡村公共艺术实践参与到乡村的景观再造和空间重建中，带动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成为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乡村公共艺术的推动者与实践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偏离乡土语境的情况，其所着重凸显的艺术理念往往也与乡村的生活世界相脱节，缺少对乡村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深入认同，呈现出 “公共性”的缺失。
乡村公共艺术实践“公共性”缺失的表现
艺术家、策展人主导着乡村中的艺术实践，并试图引导着公共性观念的乡土化表达。从实践主体到内容再到价值导向，乡村公共艺术的实践往往呈现出“他者”理念对乡村在地观念的挤压与忽视。概而言之，乡村公共艺术实践“公共性”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公共艺术实践主体中村民的角色缺位。在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的策划组织、实地调研、设计创作、场地选址等过程中，艺术家关于乡村的理想与认知和村民渴望改善乡村生活、提升乡村品质的需求产生矛盾，往往忽视与村民的沟通，将个人的诉求强加在村民身上。村民始终没有成为公共艺术的主体，从而很难真正主动地参与到艺术实践中来。
二是公共艺术实践内容的非乡村审美性。艺术家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乡村构筑出诗意田园的视觉场域，用以迎合城市居民的小资情调。乡村作为还未被全面开发的审美场所，配以时尚、动人的公共艺术形式，从而被打造为耀眼的网红景点。这些网红建筑与公共艺术作品，实质上是现代城市审美在乡村的翻版，而乡村只是公共艺术呈现的载体。另外，部分乡村公共艺术实践还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策展人所营造的艺术节往往与文旅产业相结合，以乡村采风、乡土写生、艺术旅游为手段，呈现出同质化、套路化的商业开发模式，远离本真的乡村文化和生活，也没有顾及村民的审美倾向和对乡村公共艺术作品的需求。
三是公共艺术价值导向的非乡土化。在乡村中进行公共艺术的策划与创作理应以乡村价值为中心，这也是许多艺术家与策展人宣称的观点。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不少公共艺术项目过于注重艺术本体及形式语言的呈现，不自觉地挤压了乡土文化的在地表达。比如，“羊蹬艺术合作社”在“艺术协商”的方式下，让村民与艺术家共同参与公共艺术项目，试图将艺术与生活链接起来，但是艺术家“个人主义和把玩的心态”（邱正伦、周彦华语）让主体间的协商、合作大打折扣，村民也很难真正感受到公共艺术所能带来的身份与价值认同。“羊蹬艺术合作社”中的“冯豆花美术馆”将仿真的木雕烟盒、筷子、钥匙等镶嵌在豆花馆的餐桌上，借此模糊生活用品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边界，并让村民参与进来，不过这一创作却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和干扰，以至于仿真木雕很快被村民移除。
乡村公共艺术实践“公共性”重塑的策略
面对乡村公共艺术实践“公共性”缺失的问题，理应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艺术与乡村的关系。概括地说，公共艺术介入乡村是艺术与乡村的双向互动和提升，公共艺术敞开了乡村的意义世界，将乡村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可能性展示给村民，揭示出乡村文化的公共性价值，而村民参与创作出的作品也将拓宽公共艺术的经验视域，丰富其审美内涵。从这一视角看，重塑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公共性”，需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首先，打破外来主体的强势地位，构建多元主体的间性关系。艺术家、策展人、高校学者、评论家等外来主体虽然是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主要发起人与推动者，但乡村及村民才是最根本的主体和受益人。进一步说，乡村公共艺术实践来源于乡村、服务于乡村，村民作为乡村的主体既是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参与者，更是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主体。所以，公共艺术介入乡村要关注村民的实际需求，了解村民的情感诉求，站在村民的角度进行创作实践。乡村公共艺术实践要突破精英知识分子的单一视角，在外来主体与在地村民、村委会、基层政府之间寻求话语权的平衡，重新塑造不同主体的间性关系。厘清这一问题，对于认清艺术家等群体在乡村公共艺术实践中的地位、作用至关重要。艺术家等外来主体扮演的不仅是推动者、参与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不同主体间的协调者。他们帮助村民和在地政府进入公共艺术的审美视域，促动其主体意识的养成并成为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真正参与者。进而，村民也可以成为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村委会、基层政府在公共艺术实践中占有主导权，乡村文化层面的公共性的彰显也就有了保证。
其次，以地域性传统的赓续为基调，链接乡土文化与现代生活。解决乡村公共艺术非乡村审美性的难题，扭转公共艺术实践内容模式化、同质化的倾向，需要紧扣乡村文化的地域性特质和审美传统，将富有艺术气息和审美意味的乡村民艺活化，以现代艺术的思维方式予以转化、赓续，同时又要能满足现代人的情感和审美需求。因此，在乡村中应避免大刀阔斧地整体改造，不能照搬城市商业开发的固有套路，不刻意改变村民的生活习惯和乡风乡俗，维护乡村的空间肌理和日常生活形态。相应地，公共艺术实践应本着从乡村中来、到乡村中去的原则，针对不同乡村的差异性特征，从挖掘在地乡村的乡规民约、民俗礼仪、农事农艺、民居建造、手工技艺等方面着手，在此基础上打造出具有乡土风格的公共艺术作品。在这方面，甘肃石节子村的公共艺术实践值得借鉴参考，艺术家靳勒践行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从石节子村的人、事、物中发掘地域性乡村审美的特点，引导村民创作出了一系列展现村落自然风光、人文环境、物产资源以及满足村民情感、生活需求的公共艺术作品。而村中13户村民家也被打造成一个个具有西北黄土地风情的当代美术馆，以村民名字命名的展馆成为彰显石节子村民个体感性认知、日常生活情调和乡土审美趣味的重要场所。
最后，确证乡村文明的本源性价值，以公共艺术回归乡村自身。明确了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公共性”在于乡村文化层面，还要进一步阐明乡村文明及其蕴含的美学价值的本源性。乡村不仅是公共艺术实践的又一载体，而且是中国公共艺术的灵感之源。乡村世界有助于拓宽艺术家的审美视域，也能够扩展公共艺术的审美内涵，乡村是建构中国公共艺术的重要基础。以此观念作为基调，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的主题、内容和方式就不会偏离乡村主体，而其追求的公共性也是植根于乡村文化的个体、群体与社会层面的共同情感和信仰。乡村公共艺术要以礼俗的现代重构为核心。不管乡村公共艺术实践是以艺术节、展览、工作坊抑或独立创作的形式展现，其体现的价值观念必然是属于乡村礼俗的层面。当然，这里说的礼俗不是抽象的伦理观念，而是由乡村公共艺术展现出的能够体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的亲密关联的乡村审美表现形态。由此可以说，乡村中的公共艺术实践不纯粹是审美性的，还是文化性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二十世纪下半叶山水画的范式突破及其审美价值研究”（18YJC760065）、广州市社科规划共建课题“新时代中国艺术乡建的价值导向与实现路径研究”（2021GZGJ28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屈行甫 彭诗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