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新起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背后有哪些艰辛和不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一篇文章，了解这来之不易的科研成果以及那些为中国航天事业拼搏奋斗一生的中国航天人的故事。

珍贵资料重现（来源：央视新闻）

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不久，钱学森就认为，人类探索太空的时代到来了，中国也应当加入探索太空的队伍。

当时的“卫星形势”是：苏联在1957年、美国在1958年发射了各自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摘取了金牌和银牌。法国在1965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摘取了铜牌。日本则在1966年成为第四名。

毛泽东主席虽然早在1958年就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无奈当时中国国情所限，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进展缓慢。再不抓紧，中国恐怕连第五名都排不上。

钱学森推荐孙家栋负责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钱学森说，孙家栋“敢干事，会干事”。

孙家栋大胆地提出，简化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要那么多的探测仪器，先放一颗“政治卫星”，把那个“鸭蛋”打破。这样，可以大大加快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进度。

年轻时的孙家栋（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孙家栋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所谓“上得去”，就是发射成功。所谓“抓得住”，就是准确入轨。对于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来说，“上得去、抓得住”是最起码的要求。

所谓“看得见”，是指在地球上用肉眼看得见。所谓“听得到”，是指从卫星上发射讯号，在地球上可以用收音机听得到。

“看得见”不大好办，因为当时设计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直径只有1米，何况表面也不够亮，在地球上很难用肉眼看得见。如果加大卫星，超过了运载火箭的承载力，又不行。孙家栋想出妙计，把脑筋动到三级火箭上面：当卫星进入太空之后，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这个三级火箭比卫星大得多，只是表面灰暗，不反光。孙家栋设法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上一个球形的气套，又想办法，把气套表面镀上银白色的金属。这样，在进入太空之后，卫星弹出去，这个气套通过充气，变成了直径3米的银光锃亮的大气球，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看得见。

至于“听得到”，孙家栋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是什么。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都说可以，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但这是个大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荣臻元帅。聂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但中央批了以后，就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那就得把这个事办好。这一来就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上天以后又变调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真大。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令孙家栋左右为难的是，当时参加研制人造卫星的单位，要在仪器上镶嵌毛主席像，说是要把毛主席像送上太空，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这许许多多毛主席像都是金属的，又增加了人造卫星的重量，这怎么行呢？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孙家栋作为“东方红一号”总体技术总负责人和钱学森的助手，与钱学森一同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总理作汇报。本着对航天事业负责的态度，孙家栋郑重地对周总理说：“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安装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质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会对运行质量产生影响。”这马上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周总理说：“政治挂帅的目标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是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

周总理的话让大家安了心，这个棘手的难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在发射卫星之前，必须对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进行试验。任新民是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设计师。

“长征一号”是三级运载火箭。任新民带领团队，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关键，再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组成三级运载火箭。

在发射卫星之前，首先要对“长征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进行发射试验。

1969年11月16日下午6时，首枚用“长征一号”火箭推进的中远程导弹准时点火起飞，飞行到18秒时，突然间发生故障，不知去向！

本来，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落区的观测人员凭肉眼也能立即发现目标。在弹头着地后几分钟，观测人员就能把落点位置找出来。然而，过了40多分钟，没有一个观测人员发现目标！

当时最大的担心是导弹飞出国境，落到苏联领土上。中苏关系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麻烦。周恩来总理接连三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火箭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

于是，空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第三天，终于在新疆某地发现了火箭残骸。经过调查，查明火箭飞行失败是由于一个程序配电器发生了故障，导致二级火箭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

在任新民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查、研究、改进，1970年1月30日，“长征一号”火箭终于试射成功。

“东方红一号”在进行检测

1970年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其中一颗备用）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钱学森关于卫星和运载火箭情况的专门汇报。钱学森和任新民等专程从酒泉发射基地赶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指出：“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意义很大。不仅要把卫星送入轨道，还要对我国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如乌干达、赞比亚、也门、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作好预报，鼓舞第三世界人民。”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终于点火。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人民日报》的套红报道

“东方红一号”卫星真的可以用肉眼“看得到”，而且可以“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达到了“政治卫星”的宣传效果。

这时，距离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已经过去12个年头。“东方红一号”卫星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要求：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3.6公斤，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22公斤，法国的为38公斤，日本的为9.4公斤，而中国的“东方红一号”重达173公斤。

“东方红一号”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的火箭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添上那颗宝贵的“星”。

197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周恩来总理发现了，就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泽东主席赞叹说：“了不起啊，了不起！”

1970年6月，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1975年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从此，中国一颗又一颗功能各异的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太空，为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力量，作出巨大的贡献。

孙家栋由于在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方面作出巨大贡献，1988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东方红卫星

2009年3月，当年的“年轻人”孙家栋也已经80岁。钱学森专门写信，祝贺孙家栋80大寿：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钱学森

2009年3月3日

收到98岁高龄的钱学森的贺信，孙家栋非常高兴。孙家栋说，自己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完成的，是钱学森的学生。

2010年1月11日上午，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孙家栋获此殊荣。孙家栋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钱老这位恩师，对我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得到这样的大奖的时候，一定要感谢钱老几十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同时把航天事业做得更好。”

《走近钱学森》叶永烈/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文章选摘自《走近钱学森》，略有删改

本期编辑：王婕    校对：马志侠   审订：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