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杰

我的童年是在老家羌寨度过的。羌寨坐落在理县杂谷脑河北岸的笔架山上。笔架山一连有九子、龙窝、耳瓦、列立四个寨子。耳瓦寨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生命的摇篮、童年的乐园。

说起耳瓦寨，还是有些历史的。清乾隆改土归流，将杂谷土司苍旺的直属部落分设为五屯，其中的九子屯治所在九子寨，杨姓守备。辖区上迄薛城水塘村，下至通化卡子村均为羌族村寨。九子寨位于笔架山顶，居高临下，辖内羌寨尽收眼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是个理想的治所。但随着社会变迁，大约在杨姓守备的第四代上，治所便迁到了耳瓦寨，原因是耳瓦寨人口多、位置适中，土地肥沃，出产好，治所搬迁到此显然是作了一番考量的。当然，到了我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什么土司守备地主老爷统统没有了，一切尘埃落定。

那是个暑期的早晨，太阳升起了，寨子镀上了一层明晃晃的金色，天空湛蓝辽阔，鸟雀们在房前屋后的树林里欢快鸣叫。我背着背篓乐颠颠地准备去扯猪草，经过寨中的晒场边时，看见有人正在场中晾晒麦粒。晒场下方有一块不大的地儿，黄艳艳的兰花烟花朵开得正盛，吸引了无数的蜂蝶。我知道这是寨里刘大爷家的自留地，若在平时根本不敢造次，可今天捉蜜蜂的强烈欲望让我情不自禁地走近了那块地。在确认四周无人后，我蹑手蹑脚地钻进了烟地，摘了几朵不结果实的南瓜花去捉烟花上的蜜蜂。寻常的蜜蜂是不屑于捉的，我们这群小孩感兴趣的是那肥胖的黄蜂（俗称牛角蜂）。这种蜜蜂个儿大，声音洪亮，“噏嗡嗡”叫得很牛气，好像只有黄色和绿色两种。我蹲下身来，静静地等待，远远看见蜜蜂完全钻进花蕊中，快步上前赶紧用南瓜花罩住，扎了口子，蜜蜂就成了瓮中之鳖。我们羌寨的孩子通常把捉住的蜜蜂装到一个空瓶里，看他们在瓶里上下扑腾，或者在南瓜花上掐一个小孔，小心地挤出蜂刺，在蜜蜂腿上系上一根细线，眼瞅着它拖着长线回家“告状”那可怜样儿，我们就拍手欢叫！

正在我凝神捉蜜蜂的时候，晒场边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刘大爷来了！”我一个激灵，下意识撒腿就跑。要知道刘大爷在我们寨中是凶神般的存在。他身体壮硕，一副包公似的严肃面孔，整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而天生的大嗓门，又平添他几分威严，几里开外也能感觉到他的摄人心魄的强大气场。正因为如此，被队长看中，常常安排他看守果园或晒场的重要差事，以震慑我们这些不明事理的毛小孩。只要有刘大爷看守果园或晒场，队长便可高枕无忧，谁也不敢以身涉险。这不，一听说刘大爷来了，我吓得一个箭步射出去，慌不择路中一脚踩空，跌下田坎。其实那田坎也就一人多高，下面是能容两头牛并行的户间路。按常理，从上面的田坎跌下，我完全可以在户间路上平稳着陆。可我那天并不走运，因为跑得太快，栽进了一户陶姓人家的菜园地里。

我趴在菜地里，胸口下面两坨拳头大小的莲花白，硌得我半天出不了气。过一会儿，我稍微缓过气来，本能地抬头看看四周，希望不要有人看见我这幅滑稽的狼狈相。我吃力地撑起身子，却发现左臂已经脱臼，根本不听使唤，而鲜血正从刮伤的右掌心一点点渗出。我索性无力地躺在菜地里，竭力平复那颗受伤的心灵。睁开眼，天还是那么蓝，云还是那么白，上午的阳光还是那么暖融融地照在身边的蔬菜和近旁的树木上。金黄色的南瓜花和紫红色的洋芋花依然开得那么灿烂，蜜蜂们正在欢快地上下翻飞，似乎在嘲笑我这个顽童。此刻，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我多么希望父亲或者母亲、哥哥或者姐姐，哪怕只有一位，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来到我的身边，以亲人独有的爱心轻轻扶我起身，并给予一定程度的安慰，以抚平我心灵的创伤……啊，那将是我永生难忘的时刻！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会儿寨中的大人们正在田地里燃烧激情、燃烧体能，学大寨“比、学、赶、帮、超”呢，哪会知道我这个调皮的倒霉蛋正在别人的菜园地里抽泣，独自神伤。蜜蜂们不知道，大人们也不会知道，只有天上的云知道，它目睹了我失足跌下田坎的全过程。蜜蜂们忙碌以备他日不时之需，大人们忙碌是发展所需。在那个劳动日值极低的大集体年代，能够吃上一口饱饭，平安渡过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就已是天官赐福了，谁会在乎一个小孩的喜怒哀乐呢！

然而，孩子们永远是快乐的。即使在那个缺衣少粮的60年代，我们总是快乐地蹦蹦跳跳，在放牧牛羊的山坡上、在打猪草的田边地角、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想象的“敌我战场”上、在暑期游泳的水塘里……我们成群结队地呼喊着、歌唱着、嘻笑打闹着，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耗不完的精神，常常耍得月上中天，也全无归意，最后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中悻悻而归……

无论贫穷还是富足，童年总是无忧无虑，即便经历我前面讲述的那样的囧事，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弥足珍贵，继而成为人生路上的别样景致。

编辑|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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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