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双璧”
——红四军新泉整训与大池红军学校创建的对比研究
□符维健
192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重要的一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进行了政治、军事整训。与此同时，12月初，红四军随营学校设于龙岩大池，并在此改为红军学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新泉整训和大池红军学校创建在同一时间里，但对象群体、目标任务、时间长短均不相同，却都与古田会议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是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精神的体现，起到同样辉煌的效果。通过两者对比研究，可见两者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异曲同工的“双璧”，是闽西老区为人民军队作出的重大贡献。
红四军新泉整训与大池红军学校创建都是在党和红军重大决策之前的思想、组织准备，但对象群体不同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从南昌起义开始，我党开始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随着根据地和队伍的不断发展，红军队伍成分日益复杂，一些不良习气也逐渐存在于红军队伍中，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及形式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在红四军建立党的领导、实现政治建军和提高战斗力。1929年，许多官兵对军中现状表示不满，人心浮动。红四军急需整顿军中思想作风，理清纷扰的思想意识。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到达广东梅县松源，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和“九月来信”，同时致信毛泽东转达中央精神，并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主持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到达长汀，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28日，他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九月来信”关于“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不爱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的指示，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进行了政治、军事整训。红四军全军4个纵队4000多人都参加了集训，规模空前。
在新泉整训中，红四军广大官兵通过深入学习和讨论，深刻汲取了此前由于前委领导削弱导致军事行动受影响等教训，这对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在红军官兵思想上真正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新泉整训是红四军首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全军集训，特别是政治整训的规模和规范更是人民军队首次，成为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对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建设人民军队具有深远的意义。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大提高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为随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样为了加强红军队伍的建设，建立干部学校以培养大批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干部是基本条件。早在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就决定“建立和扩大闽西红军，开办红军学校训练干部人才”，并充分利用红四军所拥有的军事教学资源，开始创办红军学校。但一时没能实现。
1929年11月下旬，红四军出击东江返回闽西之后，根据中央9月28日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前委派专人来到苏家坡，迎接毛泽东返回红军主持工作，领导红四军在新泉整训，准备召开重要会议。邓子恢领导的闽西特委仍留驻苏家坡。
12月初，在连城新泉整训的同时，红四军随营学校设于龙岩县（今新罗区）大池并改为红军学校。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邓子恢领导的闽西特委的配合下，开始在大池创建红军学校的革命实践。
1930年1月10日，中共闽西特委向福建省委报告红校现状：“四军回师闽西后，即将随营学校学生及四纵队教导队学生，另由各县选送数十名学员，共计有一百三十余人，武装五、六十支，编为一个总队两个区队。将随营取消，改为红军学校，校址设大池，校长及政治委员仍旧朱毛二同志。学生总队长则以石敬峰（石迟峰）同志充任，政治委员由邓子恢同志兼。……其余总队付、区队长、军官、教官都是四军派出来的，很忠实，军事政治亦不差。政治教官则由特委选派。每天三操两讲，一月以来颇有成绩。但在目前会剿时期，教授上是要感受困难。不过在防御敌军侵入，关于步哨及作战部队的布置，可以使学生得着实际的练习，也不为无补。至军校中经费已由前委拨付二千余元，尽够数月之用。”
红四军在大池创建红军学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由军地双方共同举办，有着地方固定场所，红四军首次使用“红军学校”的名称，为军地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学校。
红军学校开学时，石迟峰要求学员认真学习，刻苦锻炼。140多名学员分为三个区队。一区队长王崇礼，二区队长叶灿，三区队长谭希林(不久谭升任校长，三区队长由曹福海继任）。刘亚楼被分在第二区队第5小队并被指定为副小队长。该小队有学员16名。由于他入校前已是排长，又是入党较早的共产党员，大家选他为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红校根据基层干部成长和部队基层建设的需要，开设军事课、政治课和娱乐课。军事课讲授步兵武器的构造、攻防战术，演练步枪射击、刺杀；政治课讲授社会发展简史，讲述什么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娱乐课主要是学习吹、拉、弹、唱，学做游戏。
两者对比可见，同是在党和红军重大决策之前的思想、组织准备，新泉整训是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红四军全体人员的一次广泛性政治军事整训；红军学校创建是从红四军随营学校改变过来，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邓子恢主持，由军地双方共同举办，选拔红军骨干，培养红军干部人才。
红四军新泉整训与大池红军学校创建都注重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但培训的目标任务不同
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随着革命的深入，红军一方面得到壮大，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本来存在于红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有了新的滋长，严重妨碍着红四军正确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赋予的任务。
红四军前委为了抓紧时间进行整训，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统一全军思想，决定转向连城新泉，领导部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与军事整训相比，新泉整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整训，以明确中央要求的红军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整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各种调查会，摸准部队存在的问题。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长项。毛泽东主持的调查会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进行分类和有步骤地进行。整训期间，毛泽东先在自己的住所——望云草室召开了为期2天的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毛泽东亲自发问和做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毛泽东召开连队士兵调查会，听取战士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影响的意见。
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开展了思想教育活动，完善政治建军。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军队只管打仗，苏维埃政权、群众工作等没有必要去做。毛泽东告诉他们，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命，否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在新泉休整期间给林彪的回信中，就整理了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把它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要“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他还发动红四军官兵进行大讨论，让大家在讨论中认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以及纠正这一错误思想的必要性，从而实现思想统一。整训期间，红四军各个大队、中队、班都对红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大讨论，使整训成为一场全员参与的思想政治运动。
1929年12月初，新泉整训期间，同时创办红军学校。红军学校是为军地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学校。对各地、各部队选送的人员，经入学考试，正式招收入学。古田会议召开时，刘亚楼光荣地为会议站岗放哨，还被送入红校学习。
古田会议精神，给红校注入了活力。几百名生龙活虎般的青年聚居山村，给这一带的村镇带来了生机。学校开学后，每天早上出操，上午上课，下午演练，晚上点名、讲评、召开班务会。出操时，刘亚楼和学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呈现出青年军人的严整与蓬勃朝气。上课时，村头、河边就是教室，学员席地而坐，教员支起一块门板，一堂课就这样开始了，教学双方都非常认真努力。演练时，练瞄准，练刺杀、投弹，练攻占山头，练习做游戏，喊杀之声震撼着山谷。休息时便又传出阵阵笑语。晚上的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是白天紧张的学习活动的继续和升华。
在大池红军学校开学不久，发生了一场风波。刘亚楼有位同学是红四军途经江西时入伍的苦大仇深的农民青年，为人憨厚，作战勇敢，是部队的一名班长。但他文化基础低，上课会打“呼噜”。在场的学员们笑了，讲课的教员十分生气，气冲冲走到他跟前，举起右手，要一巴掌拍下去。但被刘亚楼接住制止了，两人争执起来，教员怒不可遏。后来，刘亚楼召开党小组会，先是作了自我批评，继而研究了互帮互学、不使一个同志在学习上掉队的措施。第二天又找教员作了检讨。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一场风波平息了。
刘忠回忆：“1929年12月，在古田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同时，创办了一所红军学校。选调部队优秀战士和地方赤卫队的优秀队员受训、深造，培养连排干部。区委研究决定选调十七人去红军学校受训，由我带队……。”“红军学校地址设在大池，这是龙岩管辖的地方。红校的校长兼党委书记石迟峰。这期招生一百四十多人，设了三个区队，一区队长王崇礼，二区队长叶灿，三区队长谭希林。1930年2月，校址移到龙岩城，……随后提谭希林同志当校长，又从四军调来曹福海同志当第三区队长。当时许多教官是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出身，军阀主义残余很严重，用各种形式打骂学员。如在操场上喊‘立正’口令，即跑到你面前猛打你一拳，看你倒不倒；喊‘正步走’一直向前往池塘内跳；若犯了校规就拿大竹板打学员的屁股、手掌；吃饭规定五分钟内必须吃完；每天晚点名，即使下大雨，值星官也要讲二十分钟的话，……这种种整学员的作法，完全是国民党军阀军队的一套恶劣作风。开士兵委员会时，学员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通过严厉批评后，教育方法有所改进。”
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中，深刻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这也对闽西红军学校的办学思想产生影响。后来，闽西红军学校的军事课占全部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二，政治课占三分之一，使学员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懂得革命的奋斗目标。闽西红军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得到省委乃至中央的认可。学员们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到了整个根据地建设中去。
两者对比可见，同是注重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新泉整训是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而进行的一场政治军事的整训，以统一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认识；红军学校创建是为了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培训干部，为更有效地将古田会议精神推广到整个革命根据地。
新泉整训和红军学校创建时间长短不同，但都成效显著，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1927年的三湾改编到1929年的新泉整训，革命形势有很大发展，红军队伍日益壮大。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并未完全肃清，1929年上半年还有某些发展。在瑞金会议上，林彪等对于形势的估量及红色政权的前途等问题提出疑问，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反对在闽粤赣三省边界建立赤色政权。
1929年“九月来信”使得彻底解决红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条件已经成熟。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到达福建连城新泉。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新泉领导红四军进行了为期10天的正规的军政整训。红四军全军4个纵队4000多人都参加了集训。按照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
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为了进一步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新泉东南村的一间小屋子里，毛泽东与十几位战友促膝谈心，他问大家；“肉刑好不好？”大家一致回答：“不好！”“不好，就要废止肉刑，消除官兵隔阂。你们就要更自觉地接受管理和遵守纪律。官兵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有的战士提出，长官骑马，战士走路不合理，毛泽东针对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倾向，作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官庄愧山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朱德则主持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的训练，并主持制订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从而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技术水平。在望云草室的厅堂石灰墙壁上留下了“军事政治训练”，加强少先队等红军标语，它是新泉整训的历史见证。
古田会议决议全面而科学地总结了红军建立两年多来的丰富经验，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立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个决议不仅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红军学校不断提升办校质量。伴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红军学校发展逐渐走上了正规化历程。1930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向赣南转移，红军学校留闽西继续办学。因学校归闽西特委领导，易名为闽西红军学校，1月底由大池迁到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龙岩城省立第九中学内。谭希林任校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
古田会议对闽西红军学校的办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闽西红军学校的办学质量得到提升。1930年3月，闽西红军学校改名为“福建红军学校”，4月10日，学校改为“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蔡升熙（蔡未到职，改为贺沈洋），政委邓子恢。同时明确地指出了举办这期红校的目的是“造就排、连长人材”。8月2日上午，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在龙岩举行开学典礼。邓子恢主持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希望学员们第一要有政治头脑，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第二要有牺牲精神；第三要养成吃苦耐劳精神；第四要增强组织纪律性；第五要洗刷自己的一切不正确观念，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他勉励前来学习的300多名青年人要努力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为有出息的红军干部，将来回到部队，率领战士们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
红军学校的创办宗旨是培养一批有才干的军事政治干部，这意味着教导员必须具有更高的军事和政治素质。无论是大池的红军学校还是福建的红军学校，无论是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还是后来虎岗的彭杨军事学校，闽西的红军学校在师资方面都得到中央的鼎力支持。为提升教学质量，邓子恢、张鼎丞等闽西领导人和谭希林、萧劲光等军校出身的将领先后担任过两所红军学校的政委、校长。
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先后有10万子弟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先后创建了红九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六个军。闽西对人民军队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故乡。
创办闽西红军学校，一大批红军战士得以培训锻炼成长。闽西红军学校始终坚定贯彻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就算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也仍然造就了一批政治情绪高昂、战斗意志坚定、充满着活力和朝气的领导骨干。这批学员在经过数月的训练学习后，实现了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一个革命军人的转变，随后，他们分别被分配到部队担任连排指挥员或到广大农村组织和发展革命武装，成为军事技术精湛的骨干力量，如刘亚楼、刘忠、罗元发等一大批闽西子弟，闽西因此成为将帅摇篮。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红军学校，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为红军培养了众多各类人才，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闽西成为人民军队军事教育的发源地。
由此可见，二者同样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泉整训因处在战争环境中，因国民党军三省“会剿”开始，红四军只能进行短短10天的集中整训，但成果却是十分显著；而红军学校创办却是长期的，起到推广普及的效果，走上了正规化教育历程。
从新泉整训到举办红军学校，可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摸索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在闽西初步形成。它们记载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党的建设，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建设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的不朽功勋。成功从这里开始，胜利在这里启航。（作者单位系原龙岩市新罗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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