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大明律》从体例和内容上，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没有多少创新，但毕竟几百年过去了，社会现实发生很大变化，明朝统治者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还是增添了不少内容，“重其所重，轻其所轻”，更加精致化。从制定施行，到修改完善，用了整整三十年时间。明太祖朱元璋视之为“不可更改”的成法，“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足见其对《大明律》的得意之形。
　　还是吴王时，朱元璋平武昌后，即议律令，吴元年（1367年）冬命李善长为总裁官，杨宪、刘基、陶安等20人为议律官，起草制定法律。用了一年时间，制定出草案，“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这二百八十五条即为《大明律》的雏形，主要内容参照唐律增减，没有什么新东西。颁布后，因过于简陋，不足为用。第二年，朱元璋称帝后，即洪武元年八月，又命儒臣四人和刑官讲解唐律，日进二十条，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专门学习研讨唐朝法律。洪武六年，“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次年颁行天下，篇目一准于唐，共十二篇，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摄《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计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这是第一次修订。在《唐律》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内容。
　　洪武九年，明太祖命胡惟庸、汪广洋等大臣修订明律，详议厘正十三条。这是第二次修改。
　　洪武十六年，又命尚书开济制定诈伪律。这是第三次修改。
　　洪武二十二年，又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员，将历年所增条例，分类附于《大明律》中，在卷首列五刑图、狱具图和丧服图，将名例律置于各篇之首，按六部体制分为六律，共四百六十条，改变了隋唐以来律典的体例结构，修改与五伦有关的条文达七十多条。这是第四次修订，修改幅度很大。
　　洪武三十年，第五次修改，终于完成《大明律》的定本，“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太祖终于完成他的心愿，可以瞑目了，次年驾崩，留给后世一部完善成熟的法律。
　　《大明律》吸收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总结了明初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几经修订，创造出新的体例，是一部条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刑统，内容和形式更加精致的法典。在《大明律》之外，还有《问刑条例》作为补充。世事纷繁复杂，《大明律》没有涉及的，往往取自皇帝裁决，经久可行的，编为《问刑条例》，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
　　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不仅打下江山，而且特别注重如何守好江山。他对立法非常重视，对李善长领衔制定的法律并不满意，繁忙政务之余，亲自学习研究唐、宋法律，探讨得失，努力制定一部完善成熟的法律。在制定修改《大明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法律思想，这是他与其他帝王相比的过人之处。他还提出重典治国，严法治吏。针对元末纲纪废驰、官吏贪腐的状况，确立了重典治国的方针，晚年对皇太孙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根据国情需要，确定不同的治国方针。朱元璋还提出明刑弼教，以礼导民。
　　《大明律》作为明王朝的基本法，从洪武三十年修订后，实施240多年，中间未曾大的修改。万历十三年，合刻颁行时，改动55个字。嘉靖朝后，将《问刑条例》附于大明律后，形成律例合编体制，但460条的律文始终未曾动摇过。《大明律》上承《唐律》，下启《大清律》，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对相邻各国影响也很大。此后的大清律基本沿袭大明律的体例和主要内容，变动不大。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颁布的《新律纲领》大部分内容取材于《大明律》，朝鲜编订的《刑法大全》也参酌《大明律》，这在世界立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