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三锤雷长城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近日理出十来张老相片袋，其中有三种，引起了我刨根究底的兴趣。一是南昌鹤记照相馆，二是南昌真真照相馆，三是景德镇受之氏照相馆，三种相片袋上皆印“公私合营”四字，据此判断当属五十年代旧物，随后又查阅资料，爬梳辛秘，一段前尘影事赫然眼前。

鹤纪照相馆创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该年，张芝鹤（一说为南昌人，一说为上海人，具体待考）在百花洲畔的清江试馆（今已无存）一角正式挂起“鹤记”招牌，开宗立派，从此，江西有了第一家照相馆。不久，张芝鹤斥资买下清江试馆的地皮，并购置进口设备，扩大经营，一时成为省城南昌最红火的照相馆。正当生意芝麻开花节节高之际，祸从天降。

1933年，一场火灾几乎烧掉了“鹤记”的所有资产。这自然令张芝鹤伤心欲绝，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决心灾后重建，从头再来，“在原址新辟花园，设置假山、亭桥、花园、鱼池，种植果树藤草，整个馆内环境优雅、风景独特，深为拍摄风景照的人们所喜爱。摄影室内备有各种动物模型及山水布景，以丰富生活照内容。”这场火灾对张芝鹤的照相生意既是一次空前打击，也是促使其迈上新台阶的一个契机。1939年，日寇犯赣，张芝鹤匆忙携家眷逃难，照相馆一度歇业。

抗战胜利后，张芝鹤之子张美在老“鹤记”旧址重新开张，改称“鹤纪”。一字之差，新旧之别赫然。而此时，南昌照相业已不是二三十年前“鹤纪”一家独大的时代，如“真真”、“美光”、“宝光”等大小照相馆共四十余家，并且行业分工开始逐步细化，如“真真”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军政界，“宝光”主要包揽学界，“鹤纪”实力虽不如前，但也独占一头——商界。

1949年5月南昌解放，“鹤纪”遂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工商业范畴，六十年代破“四旧”，“鹤纪”被迫更名“东方红照相馆”。1980年，原“鹤纪”照相馆旧址被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占地1800平米、上下五层的洪都彩色摄影大厦，“鹤纪”一去不返，沦为时代记忆。

“真真”的创始人名叫万启贞，是地地道道的南昌人。在创办“真真”之前，万启贞是“鹤记”的一名学徒，苦修摄影技术多年之后，才出来独立门户。民国九年（1920），万启贞在今南昌市民德路西段开设照相馆，取名“美而特”。十年后，万贞吉得遇江西军政界名流及资深“京剧票友”陈菡舟资助，将“美而特”搬迁至当时南昌最为繁华的地段胜利路，并更名为“真真照相馆”。

在陈菡舟的支持下，“真真”开始承接军政界摄影业务，未几即全部包揽，别人不容插足。三十年代，蒋介石携夫人驻跸南昌，一面督导“剿匪”，一面大搞新生活运动，其与军政界的多次合影，均由“真真”担纲拍摄。有了这些成绩，岂能不发展壮大？如果将晚清民国的江西照相业分为上下两场，那么上半场（1908-1939）自然属于“鹤纪”，下半场（1930-1949）“真真”当之无愧。

“鹤记”和“真真”都在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但与“鹤纪”四九之后渐呈衰落的趋势不同，“真真”在1949年之后依然生机勃勃。1957年，毛泽东视察江西，与江西及华东局党政军主要领导合影，担任摄像的便是“真真”。能在新旧两个不同的时代里，为各自政权的最高领袖提供摄影服务，具备如此资历的照相馆，放眼整个中国恐怕都为数稀少，“真真”与有荣焉。此后，江西军政界及重要活动的摄影都由“真真”担任，直至本世纪初年，这一传统都在延续。其时，“真真”已经从万启贞手上传承了四代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八岁的广东梅县人谢益谦来到了瓷都景德镇。彼时，他的身份是一个流动照相师，他照相的手艺来自香港。每天，他都“手持洋伞，肩背照相机，穿街走巷为人拍照”。第二年，谢益谦购置了位于祥集下弄口街面上的几间铺面，正式设立照相馆，取名“受之”，由“流动”改为“坐店”经营。据说，“受之”是他本人的字。也有文献说，开店之时，谢益谦得到了妻子于佩之的倾囊相助，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谢意，便取名“受之”，有点“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的意思。

谢益谦善于经营，待人和气，生意很快就做的红红火火。四十年代，谢益谦又在中华南路陈家街开设分店，兼营百货。此后，他逐渐垄断了瓷都的“机关团体照、学生毕业照、新婚夫妇结婚照、个人艺术照、小孩生日照”等等，还将业务从城镇延伸到了乡村，“亲自下乡为老人拍摄寿辰照，儿童满月、周岁照，全家福照，受到农民顾客的热情接待。如遇农村老人经济困难，还主动为老人免费拍照，并把洗好的照片亲自送到老人手中。”

1946年，谢益谦离开景德镇去外地经商，个中原因不明。“受之”交给妻子于佩之全权经营。于氏遂将“受之”改名“受之氏”，似有追念之意，并一直沿用至本世纪初年。

1956年，“受之氏”接受公私合营，在其商号前增加“国营”二字，继续为瓷都大众服务。自五十年代到新千年，瓷都很多党政要人留影，陶瓷大师存照，很大部分都出于“受之氏”。1990年代中期之后，卡式照相机开始普及，“受之氏”随之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