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漳州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成功经验

□董志铭

漳州，曾是福建省第二大城市，历史文化悠久丰厚，堪称人杰地灵。漳州，地处闽南富庶地区，物资丰富，商业繁荣。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在地下党和苏区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支持下，一举攻克漳州，第一次把革命红旗插在芝山之上。作为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一次重要进攻作战，红军进漳对扭转王明军事冒险主义造成的被动局面、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形成周毛合作的军事指挥机制，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研究漳州战役的历史，对于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历史经验，学习践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思维和红军革命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打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秩序，扭转王明军事冒险主义造成的被动局面
 漳州战役是在王明“左”倾路线进一步发展和全面推行的党内背景下成功实施的一次进攻战役。在这个背景下，多数地区的战斗遭到挫折，部队建设受到危害，作战和军队建设也受到不少损失。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刚刚发生的赣州战役。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一共打了33天，不仅未能攻克赣州，反而伤亡红军3000余人，其中有10名师团干部英勇牺牲，部队士气也受到很大打击。由于攻赣州用了全力，就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壮大红军、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宝贵时间。有利时机是什么？一是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二是“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三是一苏大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四是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举行起义；五是江淮流域发大水，平添1亿多灾民。这几件事把蒋介石搞得内外交困，着实被动。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只好宣布“下野”、迁都。应该说，这样的形势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红军起码可以像毛泽东形容的那样“休整补充、解除疲劳”，然后“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先打通赣南、闽西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个苏区。但临时中央不听劝告，愚蠢地认为只要“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就可以很快达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就有了打赣州之战。打赣州还有一个对我不利之处，就是在政治上缓和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红军对赣州的攻势这么凶，引起了粤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极度惊慌，两面都向赣南增兵，很快，在袁水以南的赣江两岸部署的敌人兵力多达10个师又1个旅，比赣州战役前有了相当的增强，这又为后来红军反“围剿”作战增添了许多新的困难。上述情况表明，漳州战役打响前，我党我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处于很被动的情形。

漳州战役胜利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仗打得非常精彩，可以说是战果辉煌。据不完全统计，红军歼敌第49师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1647人，缴获各种机枪2140挺，各种炮6门，子弹13万余发，炮弹4900发，飞机2架，给张贞部以歼灭性的打击，达到了翦除粤军一翼的目的。恩格斯说：革命是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漳州战役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开，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群众为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为了能使漳州群众真正理解红军是一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队伍，以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东路军于进城前就普遍进行了严肃的政策、纪律教育，4月20日上午8时，举行隆重的入城典礼。红军进驻漳州后，鉴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要求在漳州只散发谷物，不建立政权，只建立临时政权机关。红军驻漳期间，与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密切配合，发动组织群众，宣传抗日主张，积极筹款、扩军、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开辟闽南苏区，完成了“直下漳州”的任务。5月29日，奉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于6月初回师苏区。
 党和苏区军民拍手叫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神经就会绷得很紧。漳州是海口城市，具有集散国内外各种信息的特点。而且，当时日本侵略的势力已经影响到了厦门，距离漳州很近。红军占领漳州，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上海、香港、汕头等地的各大报纸频频报道红军进漳的消息。红军的威风不胫而走，足以令东南沿海一带谈“红”色变。据有关资料介绍，漳州被攻克后，国民党的达官显贵，缙绅富豪，四散逃逸，从龙岩、漳州逃到厦门者达10余万人之多。更重要的是红军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牵制了进攻苏区的敌人，减轻了赣南与闽西苏区的压力。打下漳州后，进逼赣南闽西之敌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驻漳红军。国民党中央急令江西绥靖主任朱绍良“迅即抽调得力部队入闽”，闽粤敌军分三路向漳州包围，粤军黄任寰以1.5万人兵力，配有新购置的德国武器从同安攻漳之右，张贞残部约3000人从诏安进攻漳州，蒋介石也令十九路军进福建消灭入闽红军。帝国主义也如临大敌，惊恐万状，20多艘兵舰火速云集厦门港口，处于紧急战备状况。一时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秩序完全被打乱了。
 二、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根据地，为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准备条件
 漳州战役的战略目的之一，是以“出击求巩固”，主要是筹措经费，巩固闽西苏区根据地，支持红军反“围剿”作战。
 漳州战役的胜利，直接推动了闽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12军第34师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使永定苏区得到了恢复。龙岩重新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渐次收复被敌人占领的乡村，红色区域很快就发展为红坊、东肖、大小池、山马、铁山等13个区。到6、7月间，闽西苏区已拥有永定、上杭、长汀、新泉、宁化、连城、武平、龙岩县和汀州市等8个县和1个直属市。这样，闽西苏区不但得以全面恢复，而且发展了大片新区域。与此同时，闽西地方红军也获得了空前的壮大，福建军区除了原有的红12军和独立第7师以外，又陆续建立了独立第8师、第9师、第10师。后来经过统一整编，成立了红19军。此外，又将各县赤卫队编为独立团，把苏区各县军事系统划为宁清归、岩永杭、汀武连三个军分区，从而形成了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在后来的反“围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漳州战役的胜利及其扩展，开创了闽南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红军攻克漳州后，乘胜连克龙溪、海澄、平和、漳浦、长泰等县镇。随后积极协助当地恢复和建立工会、农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谷物；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烧毁地契、债据；打垮地主反动武装。红军驻漳期间，工人斗争也有新的发展。漳州、石码两地工人成立了失业工人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进行了示威游行；党在工人中成立了７个秘密的赤色工会。与此同时，闽南党组织也得到了加强和充实，成立了新的漳州中心县委。为了保护闽南人民的利益，在红军的帮助下，还相继建立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漳浦、龙溪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还指示闽南党组织在开辟新区问题上要讲究策略，不因占领漳州而冲昏头脑。规定了“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并不分土地”，“以龙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5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等从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根据这些指示，闽南党组织在红军的帮助下，很快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和闽南工农游击队第2支队，并逐渐成长壮大为闽南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
 漳州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建设和发展。漳州战役前，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根据地造成了财政经济上的巨大困难。许多红军战士没有军服、军饷，部队作战的一些必要开销，甚至要向商会借款。食盐、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日用品更是奇缺。漳州战役胜利后，红军筹款100多万元，运回中央苏区大批急需物资，极大地缓解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的困难，对后来的反“围剿”作战有很大帮助。红军返回苏区后，还在长汀举办了“金山银山”展览会，并建一熔银厂，把在漳州筹到的银元重新熔化制成苏区货币，直接稳定了苏区金融。红军还把在漳州筹到的一批图书运回瑞金，办了一个中央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苏区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总之，漳州战役征集的大量经费和物资，为苏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大胆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作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
 漳州战役改变临时中央长期固守的“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外线是指在战略上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情况下，红军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行包围，迫敌处于内线而消灭之。作为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外线速决进攻的决断，来源于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时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考。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上只能是防御的、持久的，但在战役战斗上则正好相反，不是防御、持久，而是进攻和速决。在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进攻的条件下，红军一般是处于内线的，即处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要变被动为主动，实现战略上的反攻或进攻，就要通过一系列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不断调动和各个歼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但这需要掌握有利战机。机会终于出现了：1931年至1932年的秋冬之交，经过三次反“围剿”和日本出兵中国的打击，国民党对红军开始取守势防御的攻击。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微妙变化，果断地提出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经营闽浙赣广大地区的重大建议。经过漳州战役的实践检验，他进一步断言：“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这是毛泽东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三次反“围剿”期间形成的红军作战原则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作为红军外线进攻作战的成功战例，漳州战役的谋划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非凡胆识和驾驭战争的卓越才能。
 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该采取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在实践中，这一方针是通过两步才实现的。第一步，在江口会议上，反对沿赣江两岸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主张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敌军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这是因为：赣州战役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新的“围剿”还没有准备好，继续采取守势。同时，其兵力除在赣江流域有所增强外，其他地区仍然比较薄弱。第二步，中革军委训令发出前后，说服临时中央掉头向东、兵发福建。这是因为形势发生变化：广东敌军正向闽粤边境逼近，侵犯闽西、赣南。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计划，命令中路军改成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打击福建敌军和侵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并筹措经费。
 在战役进攻方向的选择上，毛泽东主张东路军暂时远离根据地，直取闽南的漳州、泉州。这是因为部队进入福建后，毛泽东侦察出闽南地区仅有张贞第49师和少量地方保安部队，比较而言，是个弱敌。另外，地形和群众条件，打漳泉也对红军有利。为了使中央下这个决心，毛泽东说：“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针对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可能会被敌人占领的顾虑，毛泽东强调，红军进占漳州，决不是长住久留，只是为了调动粤敌以求得战机，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他还明白无误地指出：像漳州这样的城市，红军要长期据守是不可能的。漳州战役的胜利证明：“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
 在战役部署和作战方法的选择上，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首长采用了集中兵力，先扫外围、后取中央，“示形”惑敌、击其不备，速战速决、及时总结等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法。以龙岩战斗为例。一是在白砂休息1天，集结了兵力。二是不顾次要敌人，集中兵力直攻龙岩。三是在大池隐蔽宿营，避开有敌守备的小池，达成击敌不备。龙岩战斗大获全胜之后，红5军团奉命赶到龙岩与红1军团会合。这样，漳州战斗打响前，就实现了东路军2万兵力的全部集中。而当时漳州守军只有1万人左右。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力。在打龙岩、漳州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很重视发动武装群众对敌袭击、封锁消息、加紧戒严，让群众配合红军做一些“乱敌探耳目”的动作，使敌人始终不能察觉红军的行动方向。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苏区群众不惜节衣缩食，全力支援红军。打下漳州后，为了能抢时间把物资运往苏区，广大群众努力克服运输条件差的困难，人抬肩扛，将物资源源运往苏区。
 四、弘扬开拓进取、坚持真理的创新精神和求真务实、民主包容的优良作风，开始形成周毛合作的党内军事指挥机制
 漳州战役是我党我军在政治、军事均处于被动形势下的决策，也是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与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领导者激烈争论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争论的是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实质反映的则是进攻中心城市，还是进攻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走迂回前进的道路。这无疑是关乎中国革命全局的道路理论和军事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需要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和把握时机的高超艺术。客观地讲，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及其各方面具体路线，毛泽东在漳州战役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问题是，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并不是同步的，即便在党的高层也难免如此。
 漳州战役，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倡导开拓进取、坚持真理的优良作风，在党内树立起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光辉典范。难能可贵的是，江口会议后，他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决的情况下，没有就此消极起来，或者摇摆不定、随波逐流，放弃原则、放弃党性，而是一方面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从会议决定；一方面利用随军行动之便，更加详细地阐明自己的主张，积极主动地做艰苦细致、耐心说服的思想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通过谈心对话，做好党的决策层和部队主要指挥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终于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促进了决策向正确的方向转变。这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性原则，这种开拓进取、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顽强作风，对于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胜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漳州战役，是周恩来坚持求真务实、民主包容、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优良作风的崇高风范。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任务之一，就是组织红军攻打赣州或吉安。但到中央苏区后，他特别注意调查研究，慎重对待不同意见。他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认为其意见确有道理，并很快电告临时中央。收到博古原议不变的回电后，出于慎重考虑，他又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打不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却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局成员的支持。打赣州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人的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应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赣州战役的挫折，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卓越军事才能，也在思想认知层面拉开了周恩来与临时中央的距离。他曾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这又难免招来临时中央的责难。就这样，作为一个组织纪律性极强、视党的团结统一如生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在漳州战役决策时既要顶住来自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压力，倾听苏区中央局前方同志和红军一线部队指挥员的呼声；又要尊重、维护中央的权威，努力修补临时中央与毛泽东等中央苏区同志之间的裂痕，凝聚全党的力量，充分体现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不惜牺牲自我的宝贵奉献精神和求真务实、民主包容的优良作风。
 漳州战役的决策和实施，开始形成了周毛合作的党内军事指挥机制。按照博古的要求，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要设法实现毛泽东专管政府工作，不要过问军队行动这样一个意图。然而，周恩来到苏区后了解发现，指挥战争确实是毛泽东的兴奋点和强项。因此，他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但迟迟没有执行临时中央的指令，削去毛泽东的兵权，而且还提出须尽量发挥其军事指挥才能的建议。在实际行动上，周恩来不但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漳州战役计划，而且还专程从瑞金赶到长汀，主持召开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全力支援东征作战。会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统率东路军远征漳州；周恩来自己则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统筹后方工作，保障前线的一切需要。这就在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周毛合作为特征的党内军事指挥机制。即：周恩来处于军事指挥中心，是红军行动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则处于周恩来指挥红军的主要帮助者的位置，是红军战略的主要谋划者、建议者。漳州战役结束后不久，周恩来又利用临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机会，联合前方的领导人致电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他在电报中，还建议明确规定方面军、中革军委和中央局的各自权限：“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在周恩来的积极争取下，临时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以此为标志，周毛合作的党内军事指挥机制基本形成。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大约是在漳州战役发动前半年被撤销的。1931年11月下旬，中革军委成立后，临时中央就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建制，毛泽东原任的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也就不复存在了。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周毛合作的党内军事指挥机制的形成及其后来的调整、完善，对近现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系国防大学原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