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长庚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助理教授

死亡与疾病，在新冠疫情持续“加码”之下，似乎更频繁地被看见、被讨论，进入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舆论中来。可是，我们真的能够好好谈论死亡了吗？我们似乎默认了孩子长大后，自然就会明白什么是生命、如何接纳死亡。但我们对死亡教育的忽视，却让当下的孩子在面对死亡时更容易感到手足无措。

年轻时就要认识“死亡命题”

新一代的儿童或者是青年，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跟过去四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变化有联系，我们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体意义上的社会。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唯一要完成的就是学业的竞争，这个竞争是以绝对个体的形式展开的。我们现在真的很成功地让一两代人完全相信，他今天的位置是他凭自己能力奋斗出来的结果。那在未来的想象中，他也会认为这个位置是我竞争到的。

严格意义上讲，我觉得没有死亡教育，只有生命教育。我们的孩子有些时候可能不光对死亡比较冷漠，对生命也比较冷漠。他不光对别人遭受的痛苦不太共情，对于一些值得欢欣鼓舞，或者真的会值得感动的东西可能也无感。至少在话语的层面，我们现在很难恢复人跟人之间联系的必要性。

死亡教育不能让孩子完全消化掉死亡，或者让他们不再恐惧和悲伤，而是告诉他们有一扇门，必要时，孩子可以去推开它。门里的东西，古往今来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建立在宇宙观或者说宗教和精神生活上的解释，还包括亲属和非亲属在内的社会网络的支持，再加上政策环境所倡导和许可的东西。我们没有人能单独面对死亡。

我的教育观念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谈很多问题，可以空前扩张知识的版图。一旦真正进入到为生活操劳的阶段时，一是我们可能不再有气力，二是我们会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当下生活，不太愿意进入到比较负面的问题讨论中。所以，针对死亡这样一个命题，最好在年轻的时候就做好准备。

家人之间应该有个机制，比如葬礼结束之后，家里人一起吃顿饭，在这时，大家假借着回顾的名义，或者说假借着团聚的名义，把这件事情的经验再梳理一下。当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小家庭里面时，也应该有一个小家庭的内部讨论空间。

动画片没有告诉小孩“世界上有遗憾”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对于“什么是失去”这个概念根本没有一个具象的想法。当你小到还没有形成人格意志的时候，经历亲人的死亡，周围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要保护你，不向你提这件事，怕刺激到你。但是当我被全家人很自觉地隔离到这个话题之外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不可能被隔离，因为那么亲密的一个人不在了，而我自己只是更深入地泡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自我对话和觉醒的过程。

因此，我认为，有一个充分的、持续的、不断展开的对话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说出来，不见得会完全化解，但是如果你不说，就没有任何化解的可能。所以，形成自我的叙述，形成对世界的叙述，非常重要。后来我想，我为什么坚定学文科，要学人类学，就是因为我非常痴迷于重新叙述这个世界，重新再现这个世界，这是我唯一有兴趣干的事情。

在国外，青少年的死亡教育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他们实际上有些时候并不是让孩子理解死亡，而是从更具体的问题入手，比如让你体验失去一些东西。

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小猪教室》，在一所小学里，全班同学一起养一只小猪，从一年级一直养到五年级。到五年级的时候，大家就要全班投票，要不要把小猪杀掉，或者是卖掉它。而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都会突然一下进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有些东西要被剥夺掉，而且是你比较在乎的美好的东西。

所以在孩子的教育里，很多时候需要游戏，需要他们切身参与，需要特殊的设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老师能不能不用成人的语言就带着孩子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我觉得，在大学里教微积分其实不是特别难，真正难的是，让一个五岁的孩子明白，两个苹果在这边，三个苹果在那边，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个过程就叫做“相加”。启蒙的核心问题不是语言问题，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这个世界有某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

我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些国产动画片，它们对死亡并不太避讳。我以前看过一部动画片叫《雪孩子》，那个片子实在太虐了，它讲的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失去，是你没办法挽回的，而且它的整个色调是阴暗的、偏蓝色的，没办法给人任何美好的期许。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就常常觉得孩子需要保护，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接触的。当我跟亲戚的孩子们看现在的动画片时，我觉得这样的动画片真的是降智，它没有告诉小孩，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就是遗憾的，没有人有办法把它做得尽善尽美。这些动画片讲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成年人自以为是的道理，带着人类的自我欺骗和自我讨好，用一种非常温暖的方式，一步一步偏离这件事情本身。我并不是说在孩子的教育中要用一些非常刺激性的、赤裸裸的语言，而是在价值观念上应该让他意识到，有些东西要开始慢慢生根发芽，比如人世间的缺憾和不完满。

死亡教育的最终目的

我在香港认识一个美国老师，研究中国育儿问题的。他就说：我在中国人身上看到一种很好的品质，家长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做一件事会不会有结果，但会先把这件事做了，因为做了就问心无愧。钢琴让孩子学了，芭蕾舞也让孩子学了，至于后面没考上好学校，那就是孩子自己的问题了。

我们一直在通过这种方式，回避一些比较勇敢的问题。因为真正意义上对孩子的“保驾护航”，是带他一点点进入到这个世界比较残酷的部分。这个残酷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或是这个竞争下的资本高低，而是人作为人的脆弱性，这种脆弱随时可能折断。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与自身的脆弱去对话的。这个问题很难被有意解决。大家不都是不断地把人生的一些不堪带到眼前来？你不断地看，不断地聊，最后不是为了形成一个穿透它的武器，而是为了达到内心的平静。

在面对死亡时，这种平静很重要。这也是死亡教育的最终目的。如果他最终能够说服自己，说服周围，达到这样一种平静的状态，我觉得这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