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84—P85

作者：刘少楠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1期，徐鑫摘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史学开始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趋势之一。非洲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虽然20世纪中期才在国际学术界正式起步，但其数字化进程却推进迅速，特点鲜明且极具代表性。

非洲史数字转向的横向概述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数字史学逐渐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新趋势之一。虽然非洲史研究本身起步较晚，但同样也在最近几十年中不断接受和利用各种新技术，积极通过数字化实现本领域的发展。目前非洲史的数字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数字化的非洲史史料保存、数字化的非洲史学研究和数字化的公众史学表达。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切却又有着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别：由于非洲史整体的数字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史料的数字化仍是其最主要内容，而具体的数字化史学研究则仍处于探索阶段；同时由于非洲史本身所涉及的种族与政治议题而使其数字化带有强烈的公众史学色彩。

首先，史料的数字化保存是目前非洲史数字化的最主要方面，也是非洲史领域重要的史料基础设施建设。这主要体现在档案、报纸和其他资料的数字化编纂并归入特定线上数据库中供学者进行查阅和利用。进入21世纪后，非洲史史料的数字化主要集中体现在线上史料数据库平台的建设，而根据其具体特征又可以分为商业化的收费数据库和面向公众的开源免费数据库。

其次，以史料的数字化为基础，非洲史研究也开始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数字化探索，目前主要使用定量研究、数据库建构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

最后，除了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数字化之外，非洲史的数字化还具有鲜明的公众史学特征，“即将历史研究成果通过数字化媒介，如图像、音频、视频等呈现给学院派之外的受众”，或称“数字发布历史”。

综上所述，非洲史领域目前的数字化仍以史料数据库的建设为主要形式，在本领域内除了数据库建设、利用之外对其他数字史学方法的应用普及比较有限。同时，由于其自带的政治与种族特性，非洲史领域以开源免费数据库、播客和其他网站为媒介，展现了高度面向公众的特征和使命感。

非洲史数字转向的纵向发展

虽然非洲史领域的数字化涉及非洲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段与多样化的研究主题，但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非洲史的数字化尝试却相对集中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一研究议题。以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数字化在整个非洲史领域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同时体系建设也最完善，兼具数据库内容建设、数据库方法利用和公众史学三方面的非洲史数字化特征，是最能够代表近30年非洲史数字转向的典型案例，也能够为数字史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国外有关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一开始就由于“数字之争”而呈现出定量研究的显著特征和数字化萌芽。除了柯廷和埃尔蒂斯之外，其他从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学者也在20世纪70—80年代挖掘有关档案航程数据并进行个人数据库建设。到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们已经收集了大约11000个跨大西洋航程数据并分别储存在16个数据库中，但这些数据库的航程之间存在着部分重合、不能互通和地点单一的问题，无法反映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程的全貌与整体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些学者愈发意识到彼此独立的数据库所造成的不便与浪费，开始在电脑和存储介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进行数据库的互联互通。随着21世纪初互联网的逐渐普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数字化也从此前的电脑—光盘形式走向开源、免费和面向公众的网络形态。在“航程”网站所代表的定量研究数字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奴隶贸易研究也在21世纪前后开始出现更强调非洲视角和奴隶个人能动性的传记转向，并同样搭上了数字化的快车。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航程”网站和“奴隶传记”网站分别在各自的定量研究和传记导向研究领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化整合，让此前散落在各个学者个人电脑或大学图书馆中的笔记、打孔卡、磁盘或光盘等数字化介质里的珍贵史料出现在大型免费开源网站中，实现了各自领域内的“小互通”。从2017年开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数字化开启了从此前的“小互通”迈向“大一统”的进程。“被奴役”网站目前总共包括15—19世纪末来自非洲、美洲和西欧的总共约75万份关于奴隶贸易的文件，正式开辟了大一统式的奴隶贸易研究的开放数据库平台。“被奴役”网站不仅在奴隶贸易和非洲史的数字化中堪称典范，而且还为更广泛意义上数字史学关键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非洲史数字转向中的数字鸿沟

尽管非洲史的数字化已经在学术界内外都逐渐取得了一定成果，为研究者和公众带来了便利并促进了数字史学的整体进步，但由于非洲自身被殖民的历史、非洲人本身敏感的种族意识和数字化实质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实，非洲史的数字化有着和世界史其他领域（如美国史或欧洲史）截然不同的一大特征：那就是数字化过程中敏感的道德议题——即“数字鸿沟”或“信息帝国主义”。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由于资金、技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巨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非洲史的数字化进程。第一，欧美国家主导着非洲史数字化的具体建设过程，并在云端服务器、数据库网站、基金会赞助、高校研究力量、数字人文公司、数字实验室等数字化生产链的几乎全部环节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设闭环。

第二，由于非洲史数字化的具体建设过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非洲学者担心数字化中非洲档案的话语权乃至整个非洲历史的塑造权在将来完全会由西方控制。

第三，除了建设过程和话语权之外，西方发达国家还主导着非洲史数字资源的使用，这进一步加剧了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牢牢掌握着非洲史数字化建设的主导权、话语权和使用权。

对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意义与启示

非洲史的数字化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快速发展，既实现了部分宝贵档案资料的数字化保存，也在非洲史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数字化探索，还一定程度上向公众开放。当然，由于南北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巨大差距，非洲史数字化过程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问题乃至数字化“瓜分非洲”的危险也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

虽然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和非洲史数字化目前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但认识和了解该领域的数字化进程对我国非洲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启示。首先，非洲史的数字化可以为中国学者和学生提供相当程度的便利，部分改变此前非洲史研究中一手史料匮乏的情况。

其次，中国学者在探寻中国特色的非洲史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应当继续发挥数字非洲史本有的公众史学功用，使其作为革新民众非洲观的重要工具。

最后，中国学者在推进自身非洲史的数字化进程时，应当高度警惕并预防可能出现的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