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80—P81

作者： 李玉尚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原题《疾病史视角下的云南与世界体系——以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为例》，摘自《暨南学报》2022年1期，徐鑫摘

1894年鼠疫在香港流行，并经由该地传播至世界各地，形成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当1894年之后世界不少地区因为不断攀升的鼠疫疫情苦恼不已时，中国东北、东蒙和其他地区也成为新的重灾区，已严重肆虐云南122年的鼠疫，却在1891年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后，流行区域大为缩减。在1891年之后云南鼠疫疫情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之下，现代鼠疫病因学说迅速传入并广泛传播，较为完整的现代防治制度和体系得以建立，并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清末之后云南已经突破和华南、南亚、东南亚地区间传统的商贸往来模式，不可避免地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了。

在1894年鼠疫病因明了之前，云南民众并没有把鼠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老鼠，而普遍认为这种疾病或者是源于“地鬼”，或者是一种“天灾”，这在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中亦有所体现。

相对于对家鼠和田鼠的熟视无睹，清代地方志编者更关心的则是“鼠害”。然而，在民国时期地方志中，对于老鼠的危害，再无害稼之描述，而全部转向了“家鼠”以及其为鼠疫传播之宿主。宣统《续蒙自县志》编者，不仅指出了老鼠为鼠疫之贮存宿主，还提醒要时常进行捕灭老鼠之活动。不仅如此，地方志编者还尝试用新的鼠疫学说来阐释本地之前发生的疾病。用现代鼠疫病因学说解释疾病，并非只是在最先开埠的临安府地区，云南其他地区同样如此。

在云南个别地区，如个旧，矿业素来发达，矿难事故亦较多，由此形成鼠类保护的独特风俗。但对于民国时期云南绝大多数地区而言，老鼠在地方知识精英看来，已经成为鼠疫的代名词。民国年间，通过捕灭老鼠的方式预防鼠疫，已经成为全省地方精英的共识。一位自称“边野下士”的凤庆邑人，上《条陈捕鼠运动办法书》。作者首陈鼠疫之传染途径，即“查鼠疫即黑死病，由鼠体寄生之蚤传染”，其表述极为准确。他接着用“西人”之成法，说明灭鼠之科学性和重要性。他认为捕鼠乃经常性预防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在这次上书的“四年前”（约1934—1940年间），清代顺宁府采取的办法是由警察局向富户劝捐经费，利用这笔经费，给予上交死鼠之人以奖金，共收得死鼠万余。此后几年，此类活动再未举办。捕鼠真正成为一种政权的强制行为，是在1942—1944年腾冲被日本占领期间。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北里柴三朗（Kitasato）和耶尔森（Yersin）在当地发现了鼠疫杆菌，成为人类科学认识鼠疫的开端。1894年病原、宿主发现之后，1897年绪方（Ogata）又发现跳蚤可染疫传播鼠疫，鼠疫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得以初步明确。这些新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传到云南，但是伍连德式的现代防疫措施并没有随之用于云南防疫实践之中。1915年10月30日，《申报》在《滇南杂闻》记载是年滇西永昌杉阳镇发生鼠疫。

杉阳为腾永通衢，一直是周边地区鼠疫传播的源地。1915年此疫再次发生，幸存者也只是“纷纷迁避”。杉阳并非特例，维西县鼠疫流行时，张知事所采取的主要防治办法，为“即传地方慈善会”，按照“油印通用药方两单”，“捐资配药分送，并传药方，地方人按方服药”。这一做法也是当时云南省府的主要做法。

从维西县的案例来看，按方服药的方法对于阻止鼠疫用处不大。维西县鼠疫很快就向外传播，楚雄等地亦有鼠疫发现，为了防止广通和楚雄两县鼠疫传入省城昆明，云南省警察厅在安宁县设立防疫检查所。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将采取断绝交通的方法。

云南地区鼠疫防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系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亚洲战局的发展，云南的地位迅速腾升，防疫工作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

这一时期成立的鼠疫防制委员会的工作如下：“该会为防制鼠疫沿滇维缅公路，侵入国境起见，拟在边境各县，开始调查。其余如定制疫苗，设立情报处等工作，亦在分头进行中。”

发现鼠疫病例后，由县级单位呈报省卫生处，再由省上报中央政府之卫生主管机构，这一制度诞生于抗日战争这一战时状态。1940年5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军医署、联勤总司令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防疫总队，联合组成全国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从中央、省、市及县各级卫生机关及医疗机构收集应登记的传染病的报告，并进行制表分析。负责登记和报告传染病的基层机构是县卫生院。

云南虽地处西南边陲，但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大后方，负责一县之内居民法定传染病登记报告的卫生院数量，发展很快。大量县级卫生院及乡镇卫生分所的设立，以及县—省—中央网络体系的建立，为疫情的快速发现和及时防治提供了基本保障。在1942—1943年，云南已经基本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传染病登记和防疫体系。1944—1949年间，云南省卫生处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登记报告、细菌诊断、检疫、紧急处理和环境卫生等。

中央大学毕业生过基同参与了1945年滇西地区的鼠疫防治。他指出：灭鼠消毒所用氢化钙是美国氢化物公司的出品。采用碳酸钡进行毒鼠。1945年2月29日在腾冲九保镇实施了DDT灭蚤，其意义重大。在治疗上，鼠疫病人的治疗用药，大多采用磺胺嘧啶（Sulfadiayine）。

1949年之后，美援卫生难以为继，防治鼠疫、医学介入和查找疫源的同时，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鼠蚤，成为一项崭新的内容。1955年之后云南鼠疫停歇，查找疫源地成为一项新的重要工作。在河口县，调查工作是在1957年10月份进行的，除了进行鼠疫动物学调查外，重点对人类鼠疫流行史和动物病流行情况进行详细科学的调查。云南其他县调查内容和方法与河口县相同。20世纪70年代，鼠疫专家又发现了云南剑川大绒鼠为主要宿主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疫源地的确立，证明云南人间鼠疫主要来自本地动物病，但由于云南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与越南、缅甸等国家连在一起，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需要严防鼠疫从境外传入。

1977年，云南省红河州卫生局在接到云南省卫生局《关于严防鼠疫从越南传入的紧急通知》后，于是年5月31日向下辖各县（市）卫生局下发通知。河口位于中越边境，这一年，河口县委、县革委接到红河州卫生局上述通知后，进行了如下工作任务布置：

第一条是禁止境内边民出境，控制境外人员入境和居留时间，属检疫措施。第二条要求对包括部队和流动人口在内的全县90％以上人口进行预防注射。第三条是大面积消灭鼠蚤，采取的方法是发动群众。第四条首先加强对自毙鼠和可疑病人的监测，并强调登记报告制度；其次，如果发现病人，采取的措施是就地隔离治疗，不允许转往县境以外地区，此系隔离措施。

在接到红河州的通知后，1977年6月6日，建水县卫生防疫站也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卫生局《严防鼠疫从越南传入的紧急通知》的意见”，提出五点贯彻意见，其中两项如下：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疫情报告，掌握疫情动态。

1986年，红河州下发今冬明春大面积灭鼠活动的通知，河口县成立灭鼠领导小组。这次捕鼠活动亦是因是年越南河内、海防和太原等地发生人间鼠疫，应成都军区要求进行的。据统计拣到死鼠2213只，估算灭鼠8852只以上。

清代后期云南临安（红河）与东南地区贸易往来已是比较密切，闽粤地区鼠疫流行时内服药物之法很快传播到这一地区。随着蒙自、思茅、腾越的开埠和滇越铁路的修建，云南越来越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鼠疫病因发现之后，很快就为云南精英人士所接受，他们在强调老鼠为鼠疫宿主的同时，也把控制鼠疫的重点放在了灭鼠之上。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数量和密度都已经出现极大的降低。

全面抗战之前，云南官府对于散在发生的或者由境外传入的鼠疫，其紧急处理的方法，与1894年之前相比，并没有本质变化。全面抗战之后，随着云南地位的变化和亚洲战局的发展，法定传染病上报制度和县级卫生院得以建立，同时在美援卫生的支持下，云南的防疫措施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随着美援卫生的结束以及云南鼠疫的消失，查找疫源地和防止境外输入成为防疫重点，除了现代医学手段之外，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鼠蚤，成为一项崭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