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廖承志，给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写了一封家书，一时间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海峡两岸隔绝三十余年后，中国共产党主动捐弃前嫌，与台湾中国国民党当局公开进行书面对话的一次重要尝试，是中央对台工作进入新时期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廖承志的家书反映了时代的呼唤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方针政策的调整。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新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的要点时，明确提出：“实现统一，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促进通邮、通商、通航，人员往来。台湾资本家可以来国内投资。以蒋经国为谈判对手，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口号是爱国一家，搞爱国主义。”

1979年元旦，中国政府作出缓和两岸关系的第一个重大举动。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首次公开宣布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一定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明确肯定“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的历史贡献，着重强调“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并明确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邓小平评论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发表讲话，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并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一众国民党高层政要，来大陆和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面对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政策，蒋经国依然固守对大陆的敌视态度。蒋经国在1979年4月4日提出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三不政策”。但迫于各方压力，台湾当局也不得不相应停止对大陆的炮击，并采取一些有利于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的措施。1981年4月，国民党十二大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统一”代替“反攻”，说明和平统一已经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和谈展现新的希望。

形势使然，和平统一的大幕已经渐次拉开！

邓颖超提议，“廖公家书”应运而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各领导小组相继恢复。1979年12月27日，中央恢复了对台领导小组。中央决定领导小组由邓颖超任组长，廖承志任常务副组长，罗青长任副组长。

1980年元旦，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她说，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年代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她强调，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

那时候邓颖超年事已高，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廖承志负责。廖承志针对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曾经说过：“这个工作说难也不应说太难。现在因种种原因，马上实现也不容易，关键在于美国方面，美国大概不想看到中国的真正统一。蒋经国现在嘴上很硬，我们也知道他不得不这样说的理由，我想这种情况会逐步有所转变的，所以我们提出了九条方针政策。我们是真正为它的实现而努力的。他不回答。相反，他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目前这样讲，我们也不愿意同他打笔墨官司，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接触，什么方式都可以，秘密的也可以，能公开接触我们更欢迎。”

1982年7月，蒋经国在一篇悼念其父亲的文章里表达了“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心愿，并写道：“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在这篇文章中，蒋经国流露出浓浓的故乡之情、民族之意。

文章传到北京，邓颖超读到后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时机。她及时请示邓小平，建议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争取蒋经国，并提议党内最适合与蒋经国对话的人，非廖承志莫属。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同为国民党元老，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7月4日，邓颖超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并决定由廖承志出面给蒋经国写这封公开信，主要是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同时要动之以情。

写这封信，廖承志很重视。廖承志与蒋经国当年在苏联所结下的情谊，到此时已有半世纪之遥。两人尽管政治上的隔阂仍大，但对于国家统一的志向仍是一致的。于是一份共有的爱乡、爱国之情，在这对昔日故友之间再次搭起了桥梁。

怎么写这封信？这实在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尽管这封信将以廖承志个人名义发表，但背后却是大陆高层的一番良苦用心。为了更好地向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传递大陆方面和平统一的诚意，廖承志专门为这个任务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并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参加起草的同志们一起参加讨论。大家认为，这封信既要叙旧、感怀，又要向蒋经国传达中共高层对于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诚意，还要照顾到台湾方面一直沿用的传统文言文体。

廖承志考虑了一个晚上，提笔在纸上写了这么几句开头的话：“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

开头的寥寥数语，包含着他个人的深切感情以及对于国家统一和未来建设的关切和祝愿。对于这几句话的意思，曾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耿文卿解释说：“廖公讲的是，那时他在南京，坐了四年监狱，出狱后，和蒋经国见了一面，已经过去36年了。接下来是‘幼时同袍，苏京把晤’，说的是他们两人在莫斯科同学的时候，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天冷了，两个人同穿一件大衣。他讲这一段往事，可以引起蒋经国的回忆。”

廖承志这么一写，这封信就很快找到了切入点。按照这个基调和语气，起草小组的同志进入了写作状态。经过反复修改，并多次征求邓小平、邓颖超等人的意见，最后终于圆满完成。

报载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家书抵万金 一笑泯恩仇

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一份家书。这封家书对蒋经国及其背后的国民党高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个人、国家、民族三个角度，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言真意切，感人肺腑。信以寻常家书的叙旧和问候开头。

“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战友，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接下来的“进言”里，廖承志侃侃而谈，分三个层次请国民党当局“慎思、再思、三思”。

第一思，由于右任手书、挂在蒋经国办公室里的联语条幅“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写起，指出两岸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促进统一则可成千秋功业，盼蒋经国速速作出决断。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吾弟慎思。”

第二思，则是抚今忆昔。廖承志回顾了过往的历史，在曾经的战火纷纭中，国共两党两次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携手，共赴国难，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他以此寄望未来，期盼两党人士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

“孙中山手创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再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吾弟再思。”

第三思，廖承志则将话题转向蒋经国自身。他从个人情感出发，析事论理，借蒋经国自己说过的话、表达过的爱国情结，来劝说他将孝心与爱国之志用于完成统一大业上，成则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如此的考量，可谓体贴入微了。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调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从一思、二思、三思，层层深入讲道理，奉劝蒋经国认清形势，作出决断，应该说是入情入理。

在信的结尾部分，廖承志将国共双方都非常熟知的“典故”融入其中，使这份家书有了更为浓厚的人情味，“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鲁迅的诗句。80年代初，邓小平题写给来访的美籍科学家陈树柏（国民党元老陈济堂的儿子），用在这里含义深刻。“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是引用周恩来的话。20世纪60年代，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四句话：“局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遥望南天，诸希珍重”是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当年一些民主人士给蒋介石写信，报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批了四句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所以，廖承志的信中结尾处写下了“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把毛泽东、周恩来的话化成这样一句话。邓颖超又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了四个字：“伫候复音”。就是说，希望台湾当局尽早拿出诚意来，尽早谈判，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这封家书析事论理、表情达意、布局用语及格式规范等都恰到好处，令人叹服。

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这封信，次日，《人民日报》便刊载发表。一经发表，便引来海内外一片赞誉之声。有的海外老华侨看了以后，热泪盈眶，评价很高，把这封信评价为“今文观止”。（杨亲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