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探究中国历史，可以从很多个维度切入，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此外，还可以从地理、环境方面破题。历史必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更真实，更有信服力。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主要创建人与开拓者的史念海（1912~2001）先生，其学术著作和观点影响深远。读他的著作《中国的河山》（上下册），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迪。

探究历史绕不开地理与环境

史念海先生的治学之路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史念海先生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加入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禹贡》杂志。1948年后，他被聘为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紧紧围绕历史地理学，孜孜不倦开拓学科新领域，其著作等身，合编为《史念海全集》。

《中国的河山》精选了20篇史念海先生的代表作，这些文章曾经发表于《河山集》一至九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重要学术专著或期刊中。上册主要介绍我国山川地貌、关隘都会，下册重在介绍我国道路交通与军事地理。他的毕生研究将历史文献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解决了大量文献考证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除此之外，《中国的河山》还收录了各类注释约2600条，保留并精修原作所有插图60余幅，该书兼备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适度的普及性，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地理与生态的变迁，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走向。在特定的阶段，有时甚至左右着历史的脉络。《中国的河山》的开篇《祖国锦绣河山的历史变迁》，以相当的篇幅、优美的文笔，为中国河山进行了全景式“素描”，从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山河饱含深情。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往往和特定地理环境紧密相连。比如，地理和生态的差异性，使得北方适宜种植小麦、南方适合种植水稻，由此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经济面貌、习惯和民俗，进而形成北方和南方文化的多样化。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列举很多。

河流的环境变迁影响历史

在我国广阔的地理版图中，河流就如同大地上的动脉和血管，在地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任何一种文明的兴衰起落，都和河流有着直接关系。而我们对于黄河长江的起源认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的河山》中讲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普遍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到了明代末年，徐霞客远游川蜀云贵等地后，纠正了这一说法。而黄河源流问题，较之长江更为复杂，远在汉朝张骞通西域时，古人们以为新疆罗布泊为河源，后来经不断考证才得出黄河起源在青海的结论。史念海先生认为，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认识就全盘否定探究历史的过程，认识自然世界也好，社会变迁也罢，都是在过程中跋涉，认识历史、梳理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纠偏的过程。

历史上河流的走向，和今天有所不同。河流走向的变化，不仅折射出环境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生产生活、经济社会的变化。《中国的山河》一书中认为，一般河流都有下切和侧蚀的作用，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道。受到气候和地质影响，黄河是中国改道最为频繁的河流。但是黄河到底改道多少次，学界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史念海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可是他通过史料考证和野外田野调查认为：黄河改道都是发生在河南荥阳、武陟两县以下的华北平原，最北曾由天津附近入海，最南则夺淮入海。后来又由淮河南入长江，再入于海。

除了黄河频繁改道，还有一些河流也历经过改道，比如新疆的塔里木河，一百多年前还东流入罗布泊，现在则由尉犁县东南注入台特玛湖。岭南的珠江本是由西江和北江、东江合流而成。西江和北江、东江曾改道，改道的地方均在珠江三角洲上。河流流经的地方，由于水资源丰富，有利于农业种植，择水而居，是人们的理想选择。此外，水上运输是古代交通的主要方式，在诸多河流两岸，出现过很多充满经济活力的城镇。比如，长江中下游的宜昌、汉口、九江、安庆、芜湖、南京等地，都是与水共生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

在中国古代，河流非常受重视。统治阶层为了北方的京城连接南方各地，大力开挖人工运河。众所周知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地跨8个省、直辖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至今已延续2500余年。同时，河流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河流能养育苍生，也有巨大的破坏力。如黄河在奔腾与咆哮中，携带大量的泥沙，年复一年，使得河床不断抬升，导致河水泛滥，严重影响两岸人们的生活。每逢雨季，洪水就成为一种严重威胁。对江河的治理，一直挑战着先人的勇气和智慧，其实在当下，科学治理河流，并有效利用好水资源，依然是一种考验。

山脉、资源与环境的历史“交响”

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湖泊，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而一条条的山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同样重要。很多山脉，就是自然资源的象征和代名词。而获取并利用自然资源，一方面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南到北很多山脉以及周边地区，拥有水、森林和矿藏资源。比如祁连山脉，可谓“万宝山”，山上的雪化成水，滋养了河西走廊及百万民众，山脉南北的草场是环境保护的天然屏障，而山脉内部，则有种类繁多、品质优良的矿藏，如石棉矿、黄铁矿、铬铁矿等多种矿产。山脉附近的玉门油田，是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多数山脉及周边，都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中国的河山》中指出，在明朝之前，林木资源主要用于修建房屋和生火做饭，林木的砍伐是有限度的。而明朝之后，人口迅猛增长，导致大片的森林遭到破坏，这严重影响了自然环境。林木资源的生态破坏后，大地沙化、河流干涸、气候紊乱、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对于这一点，英国学者伊懋可在专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也有过研究。

依托自然资源，新中国成立以后涌现出两百多座资源型城市，如鞍山、攀枝花、包头、大庆、松原、克拉玛依、库尔勒、酒泉、大同、阳泉、长治、平顶山、金昌等等，这些资源型城市，曾经是地理中耀眼的坐标，可这些年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矿产资源开采给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在大力整治生态环境的当下，科学开采，建设绿色矿区、绿色油田是必经之路。二是长期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得部分城市矿产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内生动力与活力不够，社会建设与发展必须转型。

中国的山河总是与自然环境相生相伴。如本书中《河西与敦煌》一文，对此有深入系统的探讨。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历史上不仅是绿洲，还有充足的水源，若不是如此，古人就不可能用几百年时间修建气势如虹的莫高窟。敦煌周边的生态本身就是脆弱的，可是古人并不爱惜周边的绿洲，乱砍滥伐，使敦煌的河流水流量锐减，这是导致历史上的敦煌从辉煌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在探讨历史敦煌自然环境恶化之内因时，史念海先生持谨慎的学术态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继续从不同维度研究，这样的问题研究越透彻，就越能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参考。其实在历史上，比敦煌命运更加坎坷的是楼兰古国，由于缺水和自然环境恶化，楼兰古国直消失在漫漫黄沙之中。

历史地理学作为交叉学科，和很多学科都发生内在关联，其研究的问题尤其繁多，一个人或者一本书，无法涉及历史地理学的方方面面，史念海先生和《中国的河山》，其实也是如此。也许是史念海先生长期在陕西工作的原因，他对北方山河大地的历史地理学关注更多一些，在本书中就有明显的体现。

阅读本书，给笔者带来这样的启发：一方面，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和解读历史，把地理与环境的要素充分考虑进去，这样的历史就可亲可信，也更有温度和厚度。另一方面，我们热爱祖国的锦绣河山，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更要在真切的行动中保护好青山绿水。只有这样才不愧于历史，在当下和未来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