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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照中的历史魅影——评张炜的中篇小说

故事 07-23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炜，当代作家。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等22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斑斓志》《唐代五诗人》等多部；诗集《皈依之路》《夜宿湾园》《家住万松浦》《归旅记》《挚友口信》《我与沉默的橡树》等10部；长诗《不践约书》《铁与绸》等。作品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

现实关照中的历史魅影

——评张炜的中篇小说

文|廖高会

张炜的中篇小说内涵丰富，其中既有对道德伦理的坚守，也有对丑行歪风的批评，既有对自然物性的尊重，也有对人性不古的喟叹，既有对强悍生命力的赞美，也有对懦弱谄媚者的鞭挞，既体现出厚重的人文情怀，也蕴含着严肃的生态意识，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既饱含着丰富的现实关怀，也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意识。而历史意识、现实关怀和未来憧憬共同建构了张炜小说的三维立体艺术空间。在张炜小说中，历史作为既有之物，不断地进入到现实空间，同时也影响着主体对未来时空的构想。可以说，历史意识不仅丰富了张炜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而且还具有结构性功能，或成为叙事结构的组成部分，或作为叙事结构的动因。历史意识与文学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历史意识“是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意识,它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过程,它也是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策略主张把历史意识“当作重要的出发点来理解文学生产、文学批评、文学的意识形态运作”,并且提出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文学批评原则①。由此可见，历史意识也是评价文学价值的一种参考尺度。历史意识既包括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与尊重，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评价。但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已经消失而不存在了，已经由“有”化为“无”，但如果把历史存在仅仅理解为发生过的事实，则很有可能随着历史事实的消失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曾经的历史事实或文化现象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情感、思想或精神方面。历史“所‘有’的东西,除了创造历史、传承历史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心灵、情感和思想,甚至精神以外,我们同样找不到任何‘实体’意义上的存在痕迹。”②因而判断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历史意识，不仅仅要看作品中是否具有历史事件或历史文化的呈现，更重要的是看作品中是否存在着与历史相关的情感倾向或认知评价。不同作家对历史的自觉意识与重视程度各不相同，张炜中篇小说多数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与当代性，但其中有着鲜明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张炜在对现实关照的同时也赋予了小说摇曳幻变的历史魅影。

一、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评

张炜的历史意识不是返古式的停留于对历史的眷念，而是在对现实关照与叙写中，他采用反思批判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审视，予人以某种警示或激励。于是，历史便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身份进入到了小说的现实关照甚至未来的建构之中。张炜的中篇小说《护秋之夜》《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你好！本林同志》《黄沙》《葡萄园》《请挽救艺术家》《远行之嘱》《蘑菇七种》等创作于80年代，或多或少受到伤痕特别是反思文学的影响，这些小说几乎贯穿着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反思或批评，既呈现出鲜明的情感倾向也蕴涵着深刻的理性认知，因而具有了较强的历史批评意识，“历史批判意识具有更多否定性意味和斗争性色彩，历史批判的目的不是批判本身，而是通过批判洞悉事物的本质，从而摒弃错误、获得教益、坚守正道。”③张炜中篇小说反思历史有两种方式：一种如《葡萄园》和《蘑菇七种》等，通过直述极左时期的悲剧性故事，达到批评反思的目的；另一种如《护秋之夜》《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你好！本林同志》《黄沙》《请挽救艺术家》《远行之嘱》等，通过写文革结束后极左思潮的遗毒，达到批评与反思目的。

《葡萄园》讲述的是文革期间发生在芦清河两岸的故事。极左分子老黑刀，他以革命为借口，滥用权力，对葡萄园原主人——明槐一家进行迫害。明槐一家用血汗建成的葡萄园被收归集体，其父亲被老黑刀等人指认为阶级敌人，明槐父亲因身心遭受双重摧残，最后失去了生命。明槐妻子安兰，被老黑刀糟蹋，最后也蒙羞而死。连明槐家的狗也成为了阶级敌人，最后被老黑刀枪杀。明槐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找老黑刀拼命，狠狠教训了老黑刀，然后远走他乡。这篇小说带有鲜明的伤痕文学痕迹，明槐一家的遭遇充满了社会历史的悲剧色彩。但张炜并没有沉迷于感伤之中，而是把悲剧性的感伤上升成为一种有力的反抗，使弱者的悲剧进而转化为复仇的正剧。

如果说《葡萄园》是在悲剧中凸显了正义者复仇的力量，那么《蘑菇七种》则是在喜剧中抹上了悲剧的底色。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为护林员老丁，他是一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革命前辈，为人正直，拒绝迎和权力，不愿做官，主动回到自己曾经打游击的林子护林。老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以植物为邻，以动物为友，吸纳森林菁华，虽年逾六十，却身体强悍，精力旺盛，对生活激情满怀，而且乐于助人，富有爱心、在林场以及周边村庄中都有很高的威望。他自喻为林中之王，并毫不客气地对小六进行“夺权”，自封为林场场长，而“任命”总场派来的年轻组长小六为临时负责人。作者还为老丁安排了“文武大臣”，即文太帮助他撰写文章属于文臣，黑杆子扛枪护卫属于武将，而小六则是敌对分子，属于“叛徒”或“奸臣”。作者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血统论”或“阶级论”视角，以谐谑的笔调写老丁与极左思潮的斗争，使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喜剧色彩，老丁成为了一位既善良正直却又一本正经地玩弄权术的滑稽人物。老丁等人越是严肃认真地模仿当时的阶级斗争策略进行反阶级斗争，便越显得滑稽可笑，而作者对极左思潮的批评与反思性便越强。小说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于喜剧的表象下寄托了严肃的悲剧情愫。老丁等人积极吸取了文革时期的“斗争策略”，比如老丁明察暗访，掌握了相邻公社女书记暗中与参谋长勾搭成奸，并用毒蘑菇害死自己丈夫的犯罪事实，但老丁并不报案，而是籍此控制参谋长与女书记，让他们听命自己。小六与农场邻村女孩小眉两情相悦，彼此倾心，就在俩人爱情将有结果之时，老丁指使文太向公社书记和参谋长告密，最终破坏了小六与小眉的爱情，从而导致小六吃毒蘑菇自杀身亡。老丁过六十大寿时，默许文太等人为其四处张罗，自己俨然山大王，享受四方朝拜。张炜采用了反讽的手法，使小说具有了很强的讽刺色彩与悲剧意味：一个极力反对极左思潮、极具独立意识和血性的老革命，却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了极左流毒，也搞权力崇拜，也玩阴谋诡计。这种形喜实悲的戏谑式叙写方法，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也赋予了小说深刻的反思内涵。

张炜多数中篇则是通过叙写极左思潮的遗毒来反思历史的。《护秋之夜》的故事背景是农村土地承包制执行的初期阶段，其中的反面人物老混混，好吃懒做，以往依赖自己的贫农身份获取生活资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混混还想依靠自己的贫农身份白拿白吃，结果遭到了以大贞子为代表的青年农民的抵制，大贞子等人通过法律手段，惩罚了以老混混为代表的投机和不法分子。《秋天的愤怒》与《秋天的思索》属于姊妹篇，《秋天的愤怒》中的大队书记肖万昌和民兵连长在改革开发的新时期同样滥用职权并戕害人命，文革极左思想遗毒并没有根除。《秋天的思索》中的王三江曾经是大队长，为人霸道。土地承包制开始执行后，王三江因竞选大队长落选，转而承包了葡萄园，并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公款，随意克扣劳动者报酬。王三江对权力的迷醉，很明显是文革期间权力崇拜和权力滥用的后遗症。青年护园人老得具有反抗性格，他一直探寻王三江霸道横蛮的“原理”，这实际上是张炜对极左思潮进行反思的艺术表达。《你好！本林同志》中的卢达作为公社书记，在极左时期伤害了本林一家，导致本林遭到批斗，同时在处理本林的妻弟小进恋爱事件时上纲上线，最后导致小进变得疯傻。新时期政策调整后，卢达深感内疚，试图帮助本林一家，以弥补自己的过错。卢达对自己文革期间错误言行的忏悔，其本质上也是对历史的反思。《远行之嘱》中的弟弟在出门远行前与姐姐告别，而姐姐对弟弟的嘱咐中涉及到父亲的历史问题，父亲作为老红军，但文革期间却被当成阶级敌人批斗，这给孩子们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姐姐的叮嘱既是对父亲命运的重述，也是对历史的审视与谅解。《黄沙》企在揭示现代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但其中有谎报材料、浮夸伪饰、以组织名义干涉职工私生活等问题，它们多属于文革历史遗留下来的思想问题，也是张炜批评反思的对象。《请挽救艺术家》中的柔弱正直的画家杨阳，受到单位领导的排挤打压，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病态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是是一种难以突破的无形罗网，它是“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修造出来的一张奇怪的、富有弹性又极为执拗的网络。”④这“网络”便是历史文化中非人性的异在之物，是民族文化性格中的病态存在。显然，创作于1987年的《请挽救艺术家》，其叙事视野不再局限于对文革等极左思潮的历史反思，而是进入到了民族文化层面的反思与追问，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寻根文学潮流相呼应。

其实在张炜的中篇小说中，叙事视野更显阔大的是创作于90年代的《瀛洲思絮录》。这篇小说重述了徐市（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离开中国远赴瀛洲（日本）重建家园的故事。作者借徐市之口对山东半岛古东莱国的历史进行了追述，特别是对强大繁荣的东莱国最后被野蛮落后民族灭亡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反思，并由此得出结论：古东莱国灭亡的原因在于人们沉溺于物质的繁荣，缺少了体魄与思想的操练，从而为物质与虚荣所累⑤。徐市还在对齐国与东莱国的反思中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不重视“山河”（即人所栖居的大地，包括山水自然），对大自然失去了敬畏而热衷于权变武功和无节制的欲望满足，则必然走向衰败甚至灭亡。这种对生命、自然、社会历史的反思无疑是十分深刻的。徐市的历史观念具有鲜明的现代理性色彩，也因此具有了时间的穿透性而显得厚重深刻。

二、自然史观的敬重与重构

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⑥人类历史始终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而人的活动离不开时空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就此种意义而言，历史意识同样包括了对人的活动本身以及其所在的时空环境的认知，也包括了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塑造及其结果的认知。而张炜在对历史事件或社会文化进行批评反思的同时，还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极大关注，这使其小说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历史反思更显深刻。张炜始终秉持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并以此为参照，审视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自然的演进历史显得漫长而复杂，并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这种规律，一个作家更应该具有正确的自然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展开，而且本身也是自然演进的一部分，深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与道家都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儒家侧重于将自然观人伦化，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属于人类中心主义，道家侧重于人对自然的归化，强调人天浑然一体，属于自然中心主义，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自然观，都始终遵循着人类社会与自然密不可分同属于相同整体即“天人合一”的前提。但随着人类的贪欲与权欲的不断膨胀，人类加快了对自然的所谓“征服”,放弃了对自然的尊重，漠视自然而让自然退出人类历史深层思索的视界，“削弱了人与自然在情感、道德、精神全方位的融洽与沟通”，“淡化了对自然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从而给人类与自然带来悲剧⑦。因此有学者倡导“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⑧。人类需要明白的是，自然并不能按照人类的心愿线性机械地向前快速发展，“当人们最终明白不可能使整个世界进行直线运动时，当动植物的复杂性已经充分地抵制了广延实体的种种单一形式时，自然就必须在自己所有奇异的丰富多彩性中表现自身。”⑨因此，人类不能过分狂妄而毫无自知之明地过度地干预自然或“征服”自然，而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守护自然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使自然进入历史，重构自然史观，籍此思考与审视人类发展史与自然演进史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

张炜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始终抱着敬畏尊重自然、守护融入自然的自然史观。因此其小说中除了社会历史观外念，还有着自然历史观念，这两重内涵的历史观念均深刻地影响着其小说创作。而且张炜还常在其小说中强调或凸显自然历史意识，把自然的演进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进行融合审视，从而形成了对“天人合一”传统观念的回应。其中篇小说较能集中体现张炜天人合一的自然史观的是1985年的《黄沙》，小说中的坷垃叔前往城里告状，但是城里的人弄不明白他告状的内容，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乡村自然演进的历史进程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它们有着各自的话语体系和现实诉求，因此坷垃叔的告状便变得异常艰难。张炜非常巧妙地把农民坷垃叔置于城市之中，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坷垃叔连行走都变得比较困难。坷垃叔在城市中的生存处境，正是现代生态环境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隐喻性抒写。在强大的物质利益面前，坷垃叔的申诉显得多么无力与无助。他所要告的姜洪吉只是现代权力的一种代表，姜洪吉为了眼前利益破坏了环境，造成黄沙弥漫，黄沙逐渐侵蚀了柳林，而坷垃叔则是这片林地的捍卫者，他一筐又一筐地把柳林中的黄沙运走，这种守护自然的可贵品质，正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真正体现。

在《护秋之夜》中夜色笼罩的庄稼地与护夜的人群融为一体，《秋天的思索》中的葡萄园硕果累累，鸟虫在园中自由快乐地飞翔鸣叫，劳动者歌声缭绕其间。主人公老得开始思索黄沙地与葡萄的联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明白了人应给像植物那样扎根泥土，才能稳稳地立于大地之上。《海边的风》中的老筋头等人，始终是与大海相伴相生融为一体的。《你好！本林同志》中的本林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后，回到芦清河的怀抱中，在此便能获得极大的安慰，并治愈心灵的创伤。而本林一旦离开芦清河，便会感到心情紧张和不安，生活也会变得艰难或难以忍受。小说表达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相互融合的理念。《葡萄园》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葡萄园中流溢着植物与果实的清香，自由自在的动物逡巡其间，劳作的农人笑声缭绕不绝，海边还传来年轻人的嬉闹声，这完全是一幅绝美的葡萄园田园风景画，作者称之为“美丽的城堡”。除此以外，张炜怀着万物齐一的理念叙写葡萄园，比如葡萄园中的老奶奶始终把护园的狗——老当子看成家庭的一员，并说它“是一个好人”。张炜还以动物的视角来叙写葡萄园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宁静之美，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童话色彩。作者赋予老当子（狗）、小圆（猫）以人的思维，在这些动物的眼中，园中葡萄和各种植物都具有了灵性，葡萄树不但欢迎老当子挣脱铁链获得自由，而且和能向老当子介绍它的儿孙们，葡萄园中的动植物彼此都能对话交流。张炜在这篇小说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融入大地的生态意识，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老当子被老黑刀枪击后，倒在了血泊中，但它的眼睛仍然望着原野，心中始终怀抱着“跑向原野”的渴望。张炜这种万物齐一、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在后来的《蘑菇七种》中展现得更加充分，张炜同样采用了动物（一条名叫宝物的护林狗）视角，赋予了小说童话色彩，让动物植物充满了灵性。当然，张炜在《海边的歌手》《镶牙馆美谈》《小爱物》《狐狸老婆》等儿童小说中，更是贯穿了万物平等且富有灵性的泛神论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回归“天人合一”的整理历史文化观念。

张炜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还对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力进行了反思。张炜小说中的生命力与现代权力、现代科技力量并无关系，而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与生俱有的生存力与意志力，是内在于人的原始的自然力量。张炜通过对本源于人的野性和生命力的礼赞，深刻地反思了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和生命伟力的损害，从而赋予小说纵深的历时性向度和超越时空的审视视角。《护秋之夜》中的大贞子为代表的青年农民，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与憧憬，敢于与歪风邪气斗争。大贞子敢做敢为，无拘无束，身上体现出野性之美，这种野性正是乡土大地赋予她的自然属性。在《你好！本林同志》中，本林离开芦清河，则会陷入紧张病变的精神状态，而一旦回到芦清河的怀抱，便能洗去尘垢，治愈创伤，重获生机。张炜认为，只有大自然才能恢复现代人日渐颓靡的生命力和精神血气，因此他主张回归自然，做纯粹的自然之子。张炜在《葡萄园》中很明确地指出，美丽的葡萄园是人们辛勤与智慧的成果，其中建设葡萄园的第一代人具有拓荒精神，他们在自然之中吸取了生命力量和创造激情，具有强悍的生命力，他们天然地与大自然的伟力相通，他们属于自然之子。但这些拓荒者的后代则逐渐倦怠，他们“虽有拓荒者的血统，却失去了拓荒者的情感。”他们因为某种利益或因自身的狭隘愚昧而相互争斗，不但糟蹋与玷污了葡萄园，而且还沉迷于物质化、功利化了的葡萄园中，不能走出其固化的空间，也就不能回归真正的大自然，他们的生命力和感受力也日渐萎顿。对自然而健康的人性的呼唤与渴求，正是张炜历史意识中较为深层的内涵。他希望我们民族恢复那种自然伟力和生命激情，这也是他融入大地、融入自然的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在《蘑菇七种》中张炜极力赞美了护林员老丁强悍的生命力，在山中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丁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山林之中，他吸收了山林中自然之菁华，从而富有饱满的激情与强悍的生命力，他与生命力日渐委顿的现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炜的这些小说具有深广的历史忧患意识，他不仅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以及形成与影响这种文化的环境进行了反思与批评，同时还把历史文化批评与人性批评结合起来，因为人性才是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影响的关键性因素。这不但使其小说获得了历史反思的深度，同时也表达出融入大地、回归自然而重获健康人性的理想诉求，这正是张炜试图回归或重建传统自然史观的努力，是对古老的自然史观的回应。

三、历史映照下的乌托帮家园

张炜中篇小说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他的故事既是时代的，又是超越时代的，其小说中的故事犹如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浪花，但他没有把这些浪花单独撷取出来成为瓶装饰品，而是把这些故事还原到历史长河之中，使其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互贯通。因此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而且也是民族历史演进逻辑中的某个环节或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张炜的小说才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而理解其小说，也需要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维度入手。

张炜的中篇小说从时间维度来看，首先是现实的，其80年代的中篇小说的精神气质与80年代的新启蒙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其次也是历史的，张炜把现实与历史进行交错与碰撞，不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试图在二者盘根错节的关系之中梳理出历史发展的应然逻辑，其在对文革极左思潮等历史现象的回顾、审视、批评与反思中也寄寓建构社会伦理新秩序的理想。再次其小说也是指向未来的，它们是作者人文理想的表达，其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乡愁乌托帮冲动。值得注意的是，张炜的乌托邦冲动并非对历史的否定，而是对民族历史长河中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守护，其中的儒家伦理观和道家的自然观是构建其乌托邦世界的思想基础。因此张炜的乌托邦家园中潜藏着深厚的历史意识，其本质上是对优秀传统文化镜像式的映照、融合与超越。张炜重建理想家园的乌托帮冲动，是源于一种深沉的家园忧患意识，或者说一种乡愁意识。“‘乡愁’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才出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它与现代都市的出现、与现代工业的出现相联系，也包括与现代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相互对立相联系。”⑩在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主义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人文主义，人性日益受到逐渐膨胀的物质欲望的压抑或扭曲，人们对自然不断征服欲索取，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关系遭到破坏，从“自然之子”变成了“逆子”，人的精神也逐渐委顿颓靡。因此，重树人文旗帜和重建乡愁家园，便成为张炜乌托帮精神冲动的内在动力。张炜理想的乡愁家园是在对社会历史优秀文化的吸纳和对天地自然之道的遵循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这与其小说一以贯之的社会历史批评与自然史观重构在本质上是一致。

张炜在《黄沙》中表达了自己理想中的城市家园环境，那里“水是绿莹莹的，满山满城都是黄花。城里的草坪像绒毯一样，空气绝对透明。……这是个没有尘埃的城市。”⑪而在《蘑菇七种》同样为读者描画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充满生机的理想家园形态，其中当然也充满了浓厚的乡愁色彩。作者指出，这篇小说是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这个森林王国是“另一个世界”，“它与眼下的生活相去如此遥远。它是一个完整的、与外部世界丝络相连又独立自主的一个天地。”⑫而童年的梦想一直伴随着张炜，成为他对现代乡土家园的一种理想化表达。除了用“森林”及其相关意象外，张炜还常用“葡萄园”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家园想象。在小说《葡萄园》中，葡萄园中花果飘香，且充满了自由与欢笑，一切显得生机勃勃，张炜称之为“美丽的城堡”，它实际上是张炜乌托帮想象中建构的乡愁家园。

张炜以胶东半岛或芦清河为其小说创作的空间背景，籍此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表达他的大地意识和家园诉求。他的乡愁乌托帮意识不仅表现在其对乡土自然即物质家园的理想化抒写方面，还表现在对家园的栖居者——人的精神与道德的理想化诉求方面。在张炜的乌托帮世界中，人应该像老丁那样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丰沛爱力和生活激情的自然之子，成为大地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人”。这样的理想化人格在其中篇小说中有较多的体现，比如《秋天的思索》中的老得，《海边的风》中的老筋头，《黄沙》中的罗宁，《护秋之夜》中的大贞子，《葡萄园》中的明槐等。张炜这种重建理想人格的精神诉求与他对人性堕落与精神委顿的批评是一致的，或者说张炜小说中对人性的批评正是为了重建理想的现代人格。

张炜的乌托帮冲动与乡愁意识在80年代的《海边的风》中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表现。小说主人公之一老筋头居住在海边并以打鱼为生，这位勤劳善良的老人纯粹是自然之子，他远离尘世的喧嚣，在海边建构了属于自己生活空间。老筋头有自己的社会蓝图：这是一个美丽的水上世界，是渔船连接起来的和谐宁静安详的世界，其间万物平等、鲜花盛开、人人友好，万物遵循自己的物性，自由成长，互不妨碍，各得其所。这里也是祛除了中心和尊卑的理想之所，每个生命都受到尊重与重视。这里晶莹透亮，纯净无尘。这是老筋头更是张炜的一种乌托邦设想。到了90年代，乡愁乌托邦在其历史小说《瀛洲思想录》中体现最为充分。小说创作时间在1992年至1996年之间，这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市场化的深化阶段，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乡土空间均遭到了巨大冲击。特别是消费主义浪潮对乡土社会与人际关系的相应破坏，使张炜充满了家园将逝的忧患意识。于是他通过文学形式来传达自己重建家园的美好理想，把乡愁意识转换为充满悲剧意味的美学形式。《瀛洲思想录》是张炜对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远渡日本的传统故事的改写。小说中的徐市（徐福）为了在日本能扎根生活下去，费尽了心思。他反对自己称王，他一心为整个远渡日本的中国人着想，他想把瀛洲建设成理想的乐土，使其成为一个完美之境，这里充满了随意与自由、有着“纵横驰骋的辽阔与旷远”，有着“既不自囚又不他囚的安定从容”，有着“日月巡回般的美好节奏”，有着“四季轮回的斑斓色彩”⑬。这样的社会不仅重视“人事”，而且还重视“山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的栖居者与自然属于“母”与“子”的关系⑭。小说中集中体现了张炜重建家园的家园情感与乡愁意识，具有浓郁的乡愁乌托帮色彩。小说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缅怀、应照与重述。

尽管以老得、老筋头、徐市等为代表寻梦者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世俗欲望与习惯势力的罗网，但张炜的小说却始终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高扬着人文主义精神。张炜在《瀛洲思想录》中借助徐市之口指出：“想念”（即理想或梦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而“给众多的、如春日繁花般绚烂的想念找下一个去处，也就是时代的大善。”⑮张炜在自己的小说中用语言文字构筑的乌托帮精神家园，不正是他为当代人的“想念”所寻找到的栖居之地吗，这也正是张炜的大善。

注释：

[1]付建舟，黄念然，刘再华著：《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9页。

[2]萨·巴特尔：《蒙古秘史的德性与教化思想研究》,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3]陈春英：《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历史意识：价值、内涵和现实表征》，《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4]张炜：《请挽救艺术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5]张炜：《瀛洲思絮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163页。[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6]例芬著：《李例芬纳西学论集》，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7]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载《新华文摘》2006（13）第56页。

[8]（法）米歇尔·福柯著：《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33页。

[9]王杰：《乡愁乌托邦_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

[10]张炜：《黄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页。

[11]张炜：《蘑菇七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