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 见习记者曹媛 深圳报道 7月24日，在2022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强调，当务之急是力争经济能够尽早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上来，目标是在下半年争取实现5.5%的增长速度。
“目前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相当高，不可能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其影响仍可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刘世锦提出了在经济中速增长期 “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补上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三大短板；通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赋能。
刘世锦认为如果能把这个结构性潜能发掘出来，中国现阶段整体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刘世锦指出，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大概在5%-5.5%之间，因此达到5.5%的目标有一定的难度。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一季度增长4.8%，虽然偏低，但也基本符合预期。但在今年4月份以后，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部分地区增长大幅下滑。6月份以后情况有所好转，高频数据显示近期经济整体是逐步回转的态势，但上半年的增速是2.5%，是低于预期的。
“如果要实现5.5%的增长速度目标，那么全年平均下来约在4%左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现目标并不容易，面临的挑战较多。”
其中，刘世锦强调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是疫情，他认为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应该达成一个状态：即疫情实际发生和防控政策影响到的经营活动，应该是在可预期、可承受、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这也应是高效协同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要求。
刘世锦指出，美国的通胀在6月份达到9.1%，明显超过预期，原因在于前期疫情防控过程中货币“放水”过多。美联储的反应很明确，它不得不大幅加息，但代价是整个经济衰退的风险相应加大。而国内6月份的M2、社融等金融指标都超过了11%，M2与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的二季度增速大体相同，整个流动性较充裕。
由于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和货币政策宽松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升。美欧的CPI已创40年来新高，6月份公布国内CPI指数也已达到2.5%。高频数据显示，CPI指数现在还有所上升。刘世锦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相当高，不可能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其影响仍可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主要理由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应该明显强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小型的经济体。
第二，目前总体上供给充裕，所谓的“过剩经济”特点比较明显，如粮食生产是“十八连丰”。备受关注的生猪产能，政府有关部门也在注重调控；能源方面，对国内此前出现的保供问题，也及时采取了措施，尤其是在传统能源稳定供应的同时，清洁能源产能近期增速也较快，所以整个供给能力较强。
第三，政府整体调控能力比较强，可以通过一些储备的吞吐、进出口的调节和价格补贴等，稳定物价，保证民生。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
上世纪90年代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后，中国的通胀主要不是来自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过去一年多，中国经历了PPI的大幅上涨，但是由于中下游企业竞争激烈，大部分涨价被中下游企业自行消化。因为需求没有那么旺盛，所以没有明显传导到 CPI。“PPI和CPI是一个剪刀差，但是最近剪刀差已经在收缩。特别像粮食和能源这类商品，特点是需求弹性很小、生产率提升慢。从历史的一些情况来看，这一类商品的涨价部分传导到CPI的空间其实还不小。”
下一步会不会出现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刘世锦认为这个问题还是要关注。因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有可能在供给并不紧张，甚至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因为它是一种比价关系的调整，本质上来讲是不同部门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他也指出短期内这种风险并不大，不必过度紧张，但还是需要关注和警惕，在政策上也应该有一定的储备。
需求侧稳增长首先是稳投资，而目前重点是稳房地产。刘世锦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大概在几年前已经进入了历史需求峰值期。但是最近几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增长韧性较强。但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需求：主要是一部分地区房价在上升，都市圈城市群快速发展相关的结构性需求拉动。“但这种需求似乎也达到一个峰值了，所以房地产增速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
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5.4%。如果用不变价当月同比来计算，下降幅度还要更大。房地产行业自身规模大、带动行业多、与金融和民生直接相关，所以下降过快不可避免会带来全局性的冲击。他建议要采取针对性强、见效快的措施，使房地产能够尽快回到一个正常的经营环境和增长轨道。与此同时，抓紧时间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形成一个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此外，刘世锦强调除基建外的其他服务业投资也值得关注，相关数据显示，近几年该领域的投资过去占比较低，大概在10%甚至在10%以下，但近几年比重一直在上升，和房地产、基建投资的比重在同一个水平上，都是在15%到20%左右。
刘世锦呼吁，除基建外的其他服务业投资，应放在和基建、房地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讨论。包括商务服务、科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投资，体现的是消费结构的升级。
投资对应的消费也至关重要，刘世锦指出，首先在救助困难群体方面，去年以来经济、消费下滑，出乎意料的是，数据显示有时商品消费的降幅是超过服务消费的。原因之一是部分困难群体，特别是那些“手停口停”的群体，实际收入下降导致其基本生活用品购买力出现下降。为应对上述问题，不少建议出现，如发消费券、直接发现金等。刘世锦建议救助困难群体首先应该用好已经有的、能够用的社会保障渠道，提高社会保障的可得性和领取方式的知晓度，真正做到应保尽保。
其次在消费扩大、升级方面，应重视公共消费。目前公共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在上升，公共消费比重的上升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刘世锦等人呼吁推动近3亿的进城农民工的户籍改革和相关的住房、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在此方面能有较大进展，那么通过扩大公共消费带动住房和基建投资、培育人力资本等渠道，对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特别是拉动消费，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稳增长的立足点还是要放到激发供给侧的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表示经济下行，人们对宏观政策关注较多，但实际上宏观政策解决的是短期宏观平衡和稳定的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至少有5%以上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等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要高出1~2倍。刘世锦指出，高出的部分不仅仅依靠宏观政策，还有结构性潜能。
作为后发经济体，中国和先行国家之间还具有增长的差距。“我们现在刚过一万美元，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在3~4万美元，从1万美元到3~4万美元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还相当大。”
近期，刘世锦提出了在中速增长期 “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所谓“1”就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今后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新增长动能的至少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在此范围之内；所谓“3”就是补上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三大短板；所谓“2”就是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刘世锦称为两“翼”，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简单讲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上三大短板，两只翅膀赋能。”这就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结构性潜能，如果能把这个结构性潜能发掘出来，中国现阶段整体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对增长前景是有信心的。
中国处在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机遇期，中国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对冲回旋能力强、创新资源集聚快等优势将会得到保持并持续地增强。但是有一些结构性潜能受到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下一步释放这些结构性潜能，还是要靠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推出一些具有扩张效应的改革措施。
第一，稳增长、稳民营经济发展首先还是要稳预期。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重压力，其中一项就是预期转弱。“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投资者生产者不看好前景，宏观政策宽松了，潜在增速能不能发挥出来，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第二，加强市场经济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坚持用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保持发展环境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第三，在稳预期方面，应该有更多更实的政策举措。一是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平台经济发展、创新型领先企业发展方面，能够出台一批针对性和获得感比较强的政策。二是在深化改革开放，解决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方面，采取一些带有标志性的改革开放措施，比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行业领域放宽准入、制度规则性对外开放等方面，能够采取一些有扩张效应、能提振信心的政策措施。
第四，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仍然要“摸着石头过河”，把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有效结合。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然面对着大量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仍然要鼓励探索和试错。顶层设计要指方向、划底线，在这个前提之下，要鼓励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短期内看不准、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层先行先试，通过试错找到对的办法，总结提高以后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推广。
最后，刘世锦提出要通过改革为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激励。根据近期的一项研究，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支持建立促进绿色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所谓增长型碳汇，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
增长型碳汇市场可以与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并存，后者主要任务是激励存量减排。增长型碳汇市场则应聚焦于激励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既可以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还应包括钢铁、建材、化工等高碳领域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
可通过发行国债或央行提供专项资金，对进入增长型碳汇市场的产品按照一定价格进行初次购买，然后转入市场流通。市场上的碳汇价格是对技术创新产品减排贡献的价值评估和报酬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投入市场的资金规模相应调节激励创新的力度。增长型碳汇的确定要符合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则，可运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方法降低成本、规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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