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3期

2022年5月16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通过官网正式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22）》。该报告显示，2020至2021年，中国新闻事业以全媒体为导向，以平台化为基础，实现了全方位增速发展。其中，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继续致力媒体融合与数字化转型；高新视频技术、5G、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媒体深度融合；新闻工作者素质持续优化，其权益保障机制与职业道德建设机制日趋完善。[1]

自2014年起，中国记协定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跟踪记录，这一时间段恰好是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八年来，中国记协共发布六份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年度报告，可以说，其间媒体融合一直是中国媒体发展的主题。其中，《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20）、《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7）、《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6）、《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5）、《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4）分别于2020年12月21日、2018年6月19日、2017年5月31日、2016年4月29日、2014年12月29日在中国记协官网发布。本文基于六份行业报告，探索我国媒体融合的驱动因素、发展趋势与突破重点。

媒体融合的驱动因素

（一）受众转移迫使媒体转型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给媒体生态环境带来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其中最大影响因素就是网民数量的剧增与舆论阵地的转移。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显示，2014至2021年，中国网民规模从6.32亿激增至10.32亿，增长63.29%；互联网普及率从46.9%增至73.0%，由未过半到逾七成。2014年，手机上网比例首次超越传统PC上网比例，移动终端、社交媒体逐渐成为舆论主阵地。[2]然而，在与新兴媒体的竞争中，传统媒体面临着舆论阵地丧失、广告市场丢失与行业人才流失等生存发展危机，其中，报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峻。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显示，从2013年至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报纸从1915种降至1810种，降低5.48%；总印数从482.4亿份降至289.14亿份，降低40.06%；营收收入从776.7亿元降至539.45亿元，降低30.55%。其中，省级与地市级报纸、生活服务类与文摘类报纸首当其冲。同时，2017至2020年，报业从业人员连续四年每年减少近万人，从20.6万人减至17.1万人，减少16.99%。[3]无独有偶，2017至2021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的传统广告收入从1123.9亿元逐年降至786.46亿元，降低30.02%。2022年5月，广电甚至被人社部纳入缓缴社会保险费困难行业名单。[4]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媒体被迫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用融合发展来守护阵地、创造收益和吸引人才。

（二）顶层设计引领媒体改革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闻事业发展，始终将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掌握舆论阵地的主导权作为战略目标，分阶段、分向度地就媒体融合进行了宏观布局。第一阶段以2014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节点，提出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用“国家队”的崛起对鱼龙混杂的网络舆论场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同时用“先融带后融”来带动全国各级各类媒体机构改革。第二阶段以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为节点，提出加快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深入行业边缘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融合任务。在第一、二阶段之后，全国性融媒覆盖体系逐渐成形。第三阶段以此为基础，推进各级各类媒体机构进行深度融合。2020年9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快融合步伐，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此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纳入“十四五”规划，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顶层设计，媒体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技术创新加速媒体融合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显示，2014至2016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发展和移动通信网络的改善，传统媒体积极拓展传播渠道，一方面继续以自办网站、入驻网站为工作内容，另一方面重点布局手机报、手机电视、微博、微信、二维码、移动客户端等移动端传播矩阵。在这一时期，将大数据和云计算运用到“中央厨房”全媒采编平台与媒体云平台成为突破焦点，移动直播、H5、机器人写稿、无人机采集、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成为新闻行业重要特征。2016年被业界视作“移动直播元年”。[5]2017年之后，移动传播成为新常态，“现象级”融媒体产品不断涌现。[6]2019至2021年，中国4K超高清产业发展日趋成熟，超高清技术随着电视终端的普及大规模应用。同时，以5G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体系渐趋成熟，5G技术在超高清视频领域的核心技术不断推进，媒体机构“5G+4K/8K+AI”“5G+VR”等创新形式不断发展。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对媒体行业产生革命性影响。媒体机构大胆尝试了语音识别、人机对话技术，推出了“媒体大脑”机器人记者、“5G+AI”智能创作机器人、AI合成主播等创新产品。应该说，正是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下，媒体融合加速进行。

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

（一）在融合发展中寻求创新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显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逐步迈入了媒体融合的第三阶段——深融时期，传统媒体持续进行理性收缩，主动适应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传播趋势，推动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打造移动端视听产品是该阶段内容生产的重点。具体而言，各级报社以社交媒体为传播平台、以多媒体产品为内容与公众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动，其抖音账号表现突出。[7]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发挥视听传播优势，持续挖掘网络视听产业的增长空间，直播和短视频成为业务重点。[8]通讯社融合报道能力不断提升，其中，音视频稿件增幅最大。[9]虽然各类媒体不约而同地主推视听产品，但各级媒体在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呈现出不同的重点。中央级媒体侧重于技术领先，致力于提升融合报道能力与国际国内舆论影响力，以打造国际一流的全媒体“航母”为目标；省级媒体活力焕发，着力于打造一批跨媒体、跨行业经营的新型媒体集团；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政府融合，以政务服务为业务支撑。

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集团化建设、转企改制等措施为传统媒体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由于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丢失等生存发展危机的逼近，加之融媒建设硬件投资和科技研发成本巨大，经营创新逐渐成为实践主流。一方面，新媒体广告资源价值日益显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广告收入下滑的态势；另一方面，媒体的功能从新闻服务转变为“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多元经营模式。该模式不仅有助于增加媒体经济收益，而且创新性地分担或承担了政府或企业搭建传播平台甚至日常运营维护的任务，更通过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的直播带货等合作模式实现了资源重组。其中，地市报、都市报和生活服务类报刊的“新闻+服务”垂直化战略表现亮眼。[10]电视台通过平台融合运营，着力构建融公共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社交服务等城市服务为一体的城市信息服务云平台。[11]

（二）在融合发展中趋于规范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发展，逐步形成了法律规范、行政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互动管理服务体系。[12]在政府和法规层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管理部门持续指导和规范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媒体健康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加强网络信息的治理和监管，发布了诸如《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在行业内部，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日趋完善。其中，中国记协在制定和维护行业标准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重点推行了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首次形成具有操作性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了全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八年来共计对来自全国各级各类新闻机构因公伤、病、亡的371名新闻工作者发放援助金1682万元。[13]同时，新兴媒体发挥社会担当，网民发挥监督作用，网络舆论场进一步向规范化发展。

在融媒时代，新闻队伍建设持续优化。报告显示，我国新闻工作者素质能力持续提升，人员结构呈现高学历趋势。2014至2021年，在全国持有有效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中，本科学历占比从65.66%增至76.38%，硕士学历占比从7.10%增至11.96%，博士学历占比从0.28%增至0.41%。在各类媒体中，通讯社是高学历人才的聚集地，其学历结构远超媒体机构平均水平。截至2021年底，新华社有1.2万余名员工，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40%；中国新闻社有2032名员工，硕士及以上学历占37%。[14]与此同时，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媒体机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包括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力度，建立多元人才激励机制，为新闻工作者的进阶式培养提供了制度保障。[15]

（三）创新与规范的良性互动

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就要正确看待创新与规范的辩证关系。规范就是要把握媒体融合工作的正确方向和健康发展；创新就是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阶段性变化，不断推进改革。脱离创新的规范是墨守成规，传统媒体只能面临种种生存发展挑战；而脱离规范的创新不能持续，舆论阵地如此特殊，没有规矩，只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与此同时，创新和规范都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含价值取向、内容生产、组织管理、人才结构等方面；外部因素包含用户需求、市场变化、政策措施、技术变革等方面。单一地注重某类因素、某个方面的规范或创新都是片面的。只有把各要素、各方面统整起来，实现同步且协调的创新与规范，进行系统性改革，才能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建成高质量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媒体融合的突破重点

(一)技术与内容的有机融合

目前，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在倾囊进行硬件投资之后，特别强调紧跟前沿技术，以率先研发或吸收新技术新应用为改革重点。技术确实推动了媒体融合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拓展传播渠道和创新呈现方式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在技术的光环掩映之下，在短视频和直播的大势所趋之下，回应社会关切，真正有社会价值、有人文关怀、有知识深度的内容还远远不够。随着一大批有良好专业教育和从业背景的新闻工作者成长成熟，以“内容为王”为价值导向，深度挖掘内容的不可替代性，始终应是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应该说，与其打造全媒体人才，让摄影记者从事文字工作、技术人员学习报道技巧，不如将建设小规模全媒体团队作为融合发展的基础与保障，通过既能独当一面又能并肩作战的团队进行议题突破和内容创新。例如，通过团队内部技术与内容的角色分工，将技术与内容进行有机融合，这是下一阶段媒体融合的突破重点之一。

(二)连接与开放的和谐统一

目前，传统主流媒体通过自建平台、进驻其他平台、发展垂类市场不断增强连接性，占领更大的市场，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然而，主流媒体作为严肃媒体，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需要增强开放性，不断向平台化转型，让更多的用户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来。同时，目前广泛覆盖的平台与平台之间条块分割，除了内容生产之外，并没有很好地进行连接，需要整合不同平台资源，实现用户数据、用户体验等各个方面的互联互通。此外，各级媒体也需要克服局部利益，建立更多连接，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实现共同利益的更大化。应该说，要将全方位融通作为融合发展的手段与路径，实现政策、技术、内容、资源全方位的共享。例如，通过省级与县级媒体之间的融通、平台与平台之间的融通，媒体与用户之间的融通，实现连接与开放的和谐统一，这是下一阶段媒体融合的突破重点之二。

(三)服务与收益相互促进

面对持续的经营压力，传统主流媒体在提升新闻与其他方面综合服务的质量、提升互联网平台创收能力方面持续发力。与商业平台相比，主流媒体通过“新闻+政务商务服务”多元经营模式积累了大量数据，可开发空间巨大，可以通过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精准分发，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同时，随着部分主流媒体成立管理和运营版权的平台，未来主流媒体增加版权收益指日可待。应该说，要将全过程效益的提升作为融合发展的目标与出口，立足全过程与全要素的优化，从根本上实现提质增效。例如，通过建设数据中心、成立版权运营平台，实现服务与收益的相互促进，这是下一阶段媒体融合的突破重点之三。

结  语

2014年起，我国传统媒体开始了持续的转型改革。目前，我国媒体融合已完成全国性布局，正处于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在现阶段，传统媒体规模增速放缓。其中，技术创新、内容创新、服务创新等创新性成果和道德建设、权益保障、队伍建设等规范性机制多点并进。未来，它们将在技术与内容的有机融合、连接与开放的和谐统一、服务与收益相互促进中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快国际传播五力建设研究”（批准号：22AZD074）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崔灿.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看媒体融合变革[J].青年记者,2022(13):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