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南 诗人、艺术评论人

最近一两个月内，翻译家杨苡、李文俊、郭宏安、王智量、唐月梅、柳鸣九等纷纷离世，令人叹惋。老一辈翻译家的密集离场，似乎留下一个文学真空，让我们这些喜爱文学的人去追忆美好的阅读时光。作为一个七零后，从我自身的阅读经历看，主要是看翻译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成长的。如杨苡先生翻译的《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都曾是令人难忘的精神食粮。

翻译是一项为他人做嫁衣的事功，但一定程度上也是译者自我精神境界的体认。译者是媒介，也是使者，他让好的作品能在不同文化当中游走，抵达读者眼前，拥有更宽阔的相遇。近年来，在深圳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也多了起来，老一辈的翻译家如何道宽教授，中坚力量如胡小跃、黄灿然、张晓红、远洋、骆家、梁小曼等译家，年轻的译者有李小均、陈早、陈超慧等。但总体看，深圳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仍可谓是屈指可数。翻译不易，对翻译的研究更是难事，从事这方面的人就更少了。

谈起对翻译的研究，我最近读到《音译研究：历史和文化的视野》（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一书，是这方面难得的专业之作。此书独辟蹊径，对音译词做源流考辨，从历史和文化的视野，呈现一部翻译史、文化史，更可喜的是该书作者金其斌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他以“十年磨一剑”之功，对上迄佛经翻译，下至当代时尚新词的音译进行了全面梳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与阅读视野有限，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深圳作者关于翻译研究的专业著作，可能也是深圳音译研究“从零到一”的突破。

音译的精彩世界需要在文化视野下展现

从佛经翻译中的“五不翻”，到近代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的新名词创制，再到当代科技术语规范中“奥陌陌”的闪亮登场，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都有音译的影子。《音译研究》一书新见迭出，特色鲜明。作者开篇就根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将“五不翻”的成书时间做了补订。众所周知，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即五种情况下使用音译，是关于音译较早的论述。关于“五不翻”的出处，梁启超《佛典之翻译》一文最先揭示来自南宋周敦义为法云《翻译名义集》所撰序言。复旦大学陶磊在新书《“直译”“意译”观念溯源：从佛经翻译到兰学翻译》中提出，张建木发现成书于唐昭宗年间的《简正记》已有“五种不翻”的详细记载，这比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的《翻译名义集》要早二百四十八年。这种多方搜求、考镜源流的行文风格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此书叩源推委、勤于考辨的基调。

金其斌教授阅读视野广泛，学术功底深厚，翻译方面的逸闻掌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这一点从《音译研究》中大量的详尽注释和书后洋洋洒洒的参考书目即可看出。全书涵盖佛经翻译、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近代来华传教士、民国学人、西南联大等翻译事件和译者群体，从康乾盛世到晚清民国，从汉学巨擘到影视明星，从闽粤方言到沪上俚俗，音译的世界，流光溢彩，亦庄亦谐，美不胜收。作者为我们打开了透视音译的另一个窗口，展现了文化交流视野下音译的精彩世界。《音译研究》趣味性与学术性兼具，文笔晓畅，语言生动，这在学术写作因文风晦涩而饱受诟病的当下，是一股清流。

作者在书中还对“大马哈鱼”“亢慕义斋”“歌赋街”“诗歌舞街”等百科名词做了阐释和探究，起到了音译百科知识普及的作用。如书中一处引文提到“歌诗赋街”，作者火眼金睛，指出这是将香港的两条街道“歌赋街”和“诗歌舞街”混在了一起。“歌赋街”（Gough Street）因英国海军少将Hugh Gough而得名。“诗歌舞街”（Sycamore Street）则用美轮美奂的音译代替了平淡无奇的“无花果街”。作者指出了这一地名讹误，接着以郑振铎《希腊神话》中两处人名音译用字为例，探讨了专名音译用字力求典雅的问题。

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表面上是简简单单的知识普及，但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阅读视野要求极高，《音译研究》在这一方面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典范。

探索翻译史、概念史研究的新路径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目前国内的概念史研究多集中于“重要”概念（或称之为“主要”概念、“基本”概念，如自由、民主、阶级等），对一些物质层面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名物研究得不多。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也符合当下“微观史学契合翻译史研究”“碎片化研究寻求翻译史书写方式新发展”的研究路径。我们不妨称这类研究为“微概念史”“微翻译史”。所谓“微”者，研究的对象（概念）和传统的概念史、翻译史研究的对象相比细微琐屑，微不足道，此其一；同时，研究的篇幅长短不一，可谓“微型”研究，此其二。书中picnic和good morning的音译研究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潮中，picnic如何迻译进入汉语？作者沿着历史的脉络和踪迹，梳理出picnic音译的沿革：中国古人席地幕天、把酒临风的传统为picnic进入汉语铺平了道路；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臣、写出八部述奇的张德彝，以“皮各呢克”揭开了picnic音译的序幕；文人雅士诗词唱和尤其是胡适的“匹克尼克来江边”助推了picnic音译的传播；漫画中的音译词“皮啖泥啖”发挥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早期英汉双语词典中的译名为今天的通译“野餐”提供了雏形。在这一过程中，音译词忠实地记录了picnic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递嬗和演变，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当然，作者对传统的概念史研究并不陌生，同样以碎片化、微观史的笔触娓娓道来。如对洪业“引得”（index）和“堪靠灯”（concordance）两个音译词的微考证。“人文主义”一词，作者除追溯胡先骕为“humanism”确定了译名“人文主义”（吴宓初译“人本主义”）外，还结合最新的史料，指出潘光旦对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中“主义”二字深恶痛绝。这类微概念史、微考证短小精悍，单独成篇，读来妙趣横生。串联起来，积微成著，就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概念史、翻译史研究。

为深圳翻译研究领域种下树苗

深圳的翻译研究领域不能一直处于有待开垦的荒地状，现在金其斌教授挖开了一道口子，种下了第一株树苗，其开拓性价值不容小觑。当然文学翻译的生态也有待改善与提升，这不仅是在深圳，在全国也是一样。翻译稿费低，翻译作品不算学术成果，这些现实因素阻碍着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自然也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掘进。多数从事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的人完全是因为兴趣与对翻译这件事本身的热爱。

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作为国际先锋城市，作为连通世界的窗口，理应在翻译研究领域有好的探索，期待深圳能在重视高质量文化发展的同时，对一些基础性的文化、社科工作也能重视起来，翻译作品的日渐丰富与翻译研究的多样尝试应涵括在高质量文化发展的内容当中，也应成为未来深圳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亦应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是否是国际性大都市的标准之一。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