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要想出圈，总要有所凭借。历史积淀，如北京、西安；家里有矿，如大庆、攀枝花；四通八达，如郑州、武汉；颜值过人，如苏州、青岛。而说到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温州，大多数人只能想到——温州人！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

图/网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开始以富有著称。温州“含商量”极高，每4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在外经商，70万温州人把生意做到世界130多个国家，创造了远远大于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温州商人成为继徽商、晋商之后的又一商业军团，被誉为“东方犹太人”。

然而，温州资源匮乏，人均GDP在浙江倒数，堪称浙江最“穷”的城市。“七山二水一分田”迫使温州人不得不暂离故土，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成为逆袭的典范。温州人如何从“一无所有”到“商业鬼才”，成为经久不衰的灵魂拷问。

温州夜景。在浙江说“穷”，到底有多穷？

摄影/Jayveeho，图/图虫·创意

众筹模式，

贫穷中打磨的个体意识

温州并非“中心城市”，而是被地形定义的边陲之地。

北、西、南三面环山的温州，是名副其实的山区。温州到杭州的直线距离，可以换算为大约1个小时的高铁。尽管如此，在瓯江大桥通车之前，温州人到杭州要折腾上将近一天。浙江南部连绵千里的群山，将温州包裹得严严实实，也阻挡了“鱼米之乡”南下的脚步。

温州属于名副其实的山区。

摄影/杨小雷

上不通沪杭，下不靠粤港，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狭小，资源匮乏，又长期闭塞。温州用几乎整个东面拥抱着东海，但在近代以前的大多数时候，这都算不得优势。

 七山二水一分田，地理留给温州人的空间十分有限。

制图/孙璐

在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的古代，温州人不得已与海争田，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而，时常侵袭的海潮，总是引起恼人的土地盐碱化，给温州人带来长久的生存威胁。从西晋开始，温州人便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海塘（东南沿海地区对“沿海堤坝”的称呼）修筑工作。

沿海的土地很容易受到海潮侵袭而盐碱化。

摄影/卢文

由于地处偏远，温州无法得到朝廷的经费支持，只能依靠民间众筹。比如，宋代在温州城外修建南塘时，民间捐资就占了一大半。温州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绵延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修筑了浙江省数量最多的海塘。

温州洞头元觉防浪堤。

摄影/杨小雷

明代，沿海的地形又让温州遭遇严重的倭患。在温州，抗倭不只是政府的事，民间亦参与其中，自发修筑城池、堡垒。保留在今天龙湾区的永昌堡，见证着温州的民间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温州对于国家的战略地位上升，却失去了经济建设的投资机会。大型国营企业一个没有，城市基础建设严重滞后。

温州人对桥的感情很深，图为瓯北大桥。

摄影/杨小雷

就连“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已开凿出铁路；而作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直到1989年，既不通铁路，更没有机场。1998年，由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筹资，香港、地方和铁道部三方合资修建的金温铁路通车，才结束了“交通死角”的尴尬。

金温铁路，结束了温州没有铁路的历史。

摄影/京局介段小DF，图/图虫·创意

在温州，机场、大学都依靠众筹模式而建，大到整座城的繁华，小到每一个村落的水泥路，都凝聚着温州人自己的能量。自然环境和政策的双重限制下，温州人被迫养成并延续着依靠自己的精神气质，并在基因里注入“自信”的密码。

走向海洋，

温州人的另类出路

瓯江穿城而过，在城北东流入海。长期以来，沿水路出海经商，成为温州人被迫选择的生存出路。这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另类出路，正如温州人自己说的：温州只有“水”（在温州方言里音同“死”）路一条。

瓯江穿城而过，在城北入海。

图/视觉中国

东晋名臣谢灵运担任永嘉（古温州）郡守时期，温州仅有3万余人。隋朝，温州首次突破万户大关。唐玄宗时，温州人口攀升至24万。南宋中期，随着宋王室南迁，温州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行列，直逼北宋的世界第一大都市汴京。而到清嘉庆年间，温州人口已逼近200万。

魏晋以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繁荣了江南地区的城市经济。然而，对于土地面积十分有限的温州来说，人口增长却肉眼可见地增加了土地供养的压力。

宋高宗被金兵追到温州，曾在江心屿“小住”。

摄影/卢文

并不友好的自然地理环境，常常塑造出胆大悍勇的民风，商业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再加上人口压力，温州的商贸活动便迅速兴盛。

南宋时期，温州商人开始成团出道。然而，繁荣的商业图景之下，也有“贩私盐、卖私茶”的不和谐因素。南宋朝廷由此开辟温州港为外贸港，并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温州由此成为与泉州港并列的四大港之一。

温州洞头半屏山拨浪鼓渔排。

摄影/杨小雷

那时，来自龙泉、丽水、金华等地的青瓷、茶叶、木材，顺瓯江而下，在温州的安澜亭码头，与温州出产的纸张、瓯窑瓷器、漆器等商品集结。或北上，被送往高丽、日本；或南下，被运至南亚、中东乃至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