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古都奈良遭遇枪击，不治身亡。让许多媒体震惊的是，日本原本被认为是枪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二战后，日本枪支管控十分严格，也鲜少发生首相级别的高官遇刺。虽然并没完全禁枪，但日本每年死于枪击的人数通常低于10人。

平地一声惊雷，政要遇刺事件常是日本社会撕裂程度的“晴雨表”，安倍中枪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失序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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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欲望社会”到“低欲望社会”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经济腾飞，创造了各种“日本奇迹”。凭借稳定的经济发展，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海外债权大国，登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经济增长带来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而随资产急剧膨胀而来的财富效应也促使民众的消费欲望不断扩张，强劲的购买力不仅体现在民众身上，也表现在企业层面，而购买的对象也不局限于日本国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三菱公司购买了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日本索尼公司收购了美国娱乐业巨头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洛杉矶中心区域近一半的房产权属于日本人，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奢侈品店挤满日本游客，“买买买”成为这一阶段的日本的消费形象。

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日本国民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日本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一批欧美学者也纷纷将目光转向日本，研究日本的成功经验。

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描述当时日本人的自信，称20世纪80年代到欧美去的日本留学生不屑与人交流，他们相信“以后将是日本的时代”。

“日本第一”“日本没有穷人”等想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神话在整个80年代，深深植入了日本国民心中。

如果说“日本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东京将会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在这种预期之下，东京房地产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开始升温，至80年代后期更为疯狂。在首都区域，不要说独栋住宅，就是公寓价格也涨到了平民百姓难以承受的水平。

1989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新闻，让美国人陷入沉思：日本首都“东京帝国广场”，小小的一平方英里土地，其市场价值约等于42平方公里加利福尼亚州，而日本东京的整个地价，已经超过美国93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价值。

《纽约时报》因此还向美国人发问：到底谁打赢了二战？

然而在这种烈火烹油、繁花似锦般的繁荣景象下，日本政府却下定按下了调整键。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89年，日本央行三次加息，以收紧货币政策，日本股市泡沫随之破裂。

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达到38957点的历史高位后，掉头向下，此后三十多年再也没有回到这一高位。

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被称之为“失落的20年”，这导致40岁以下的人刚刚对世界有认知开始，就赶上了日本“失落的20年”。

从懂事起就对未来充满不安，薪资一直是冻涨、降低的状态，因此不出门、不消费、不结婚生子，尽量减少人生风险，这已经成了那代日本人的基本性格。

他们难以想象当年“日本第一”的乐观论调，亲身体验过一到两次的严重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恢复景气的判断抱持怀疑；他们对父辈偿还债务的艰辛记忆犹新，对投资、消费难以燃起信心和热情。

日本自江户时代开始有企业奉行“终身雇佣制”，战后，松下率先将这一制度发扬光大，并陆续得到其他企业的追捧。195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急剧地高速成长，劳动力短缺是一种长期的经济背景。为了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企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这种稳定的用工习惯。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年轻人便成了这一制度的受害，因为企业不会通过裁员来释放新的岗位，导致年轻人没有新的工作岗位。这一现象也是年轻人“低欲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日本社会排资论辈的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年轻人哪怕进入大企业也难以出头，这点也是年轻一代不愿意到大企业打拼的原因。

此时，无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都无法得到刺激、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大多数人不愿意背负房贷，或创业失败的风险。

日本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写过一本《低欲望社会》，副标题叫 “丧失大志时代”，他在这本书里感叹道：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写道：“全世界都在‘低欲望社会化’，日本正迎向美丽的衰败。”

一系列透露着“低欲望”气息的影视作品也应运而生，《不求上进的玉子》、《濑户内海》、《百元之恋》等等，成为反映此类社会现象的文化载体。

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而言，“低欲望”社会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健康现象。它甚至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冲击整个产业链条，令社会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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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欲望日本的“国难”：少子化与老龄化

由于对社会感到失望，加之日本新生代出现追求“个性”的倾向，他们不再重复以往“进入好大学，进入一流企业，过上稳定生活”的传统生活范式。

许多年轻人选择有个性的人生，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重视兴趣、喜欢独处、想按自己的节 奏行动、不想顾虑周遭人的意见；年轻人不愿结婚和生育，晚婚和非婚现象普遍。这导致日本出现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被称为日本的“国难”，这也是“低欲望”社会的最大表现。

《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少子化是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所共有的社会现象，但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尤为严峻。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数总计84万2897人，连续六年刷新最低出生人口数，也是战后最低。

少子化最直接的影响是日本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在农业、建筑和护理领域，人手不足现象十分明显。劳动力减少制约了日本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也限制了社会消费能力的延续。同时，少子化也关系到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历史学家本村凌二7月5日在接受日本 《朝日新闻》的访谈时称：“历史上，出生人数少的国家和民族是不会实现繁荣的”，指出日本现在正面临着“三世纪危机”，就是因为日本的少子化和人口规模减少速度正在加快。

所谓“三世纪危机”是以罗马帝国的历史为鉴，罗马帝国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时候因为遭遇了一场大型瘟疫，最终存活下来的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因此，罗马帝国在各种社会危机的夹击下就此湮灭。

与少子化携手而至的，还有日本老龄化问题。

每年的9月20日是日本一年一度的敬老节。日本总务省公布的2021年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640万，占日本总人口数的比重达29.1%。是全球名副其实的“最老”国家。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资料，到2025年老龄人口将增加到3500万。此外，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未来人口预测》调查报告，到2040年，日本总人口预计为1.0728亿人;到2050年，总人口将跌破1亿人大关，约为9700万人，比现在减少30%。

少子老龄化不仅导致日本劳动力短缺、消费低迷、通货紧缩、地方城市发展迟滞等严重后果，其社会资源、财政资源越来越不堪重负。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加剧，日本劳动力供需发生了较大变化，老年人从事就业活动的人数显著增加。

同时，孤独地死去，也正成为日本老龄化社会日趋严重的一个现象。“孤独死”是指独居的人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的事件。而“孤独死”问题常见于独居老年人。

独居老年人“孤独死”问题严峻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结构趋于简单化，家人之间联系减少，导致了独居老年人“孤独死”成为社会问题。

此后30年间，尽管日本政府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但是少子老龄化至今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漫长的30年经济不景气过程，也使得日本社会阶级差距加大，中流阶层逐步消失，出现所谓“下流社会”阶层，表现为国民实际收入下降，在社交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欲望、消费欲望等方面均出现下降趋势。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消费观出现重大变化，注重自我、慵懒的生活方式受到推崇。

日本作家三浦展在其畅销书《下流社会》中对“下流社会”如此描述：“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

有一项针对日本首都圈1000 名年轻员工“想不想出人头地”的调查，结果显示，12% 的人非常想出人头地，28.8% 的人认为能出人头地的话最好，高达43.4% 的人对出人头地没有执念，更有 15.8%的人完全没兴趣。

因此，日本平成一代被称为“草食系”的一代，年轻人的野心被现实压垮，他们只满足于所谓的“小确幸”——虽然平淡但有着安稳的职业和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

日本的年轻人们，不敢对未来抱有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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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十年，殊死一搏

政治大佬的意外离世，总会把日本推向命运十字路口。

安倍在2012年上台后推行的一些列经济刺激政策“安倍经济学”，也在近日再次引发关注与讨论。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就深陷非理想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低速增长，甚或是负增长，摧枯拉朽般压垮了日本实现经济复苏的信心与期望。

“安倍经济学”的横空出世，在当时的日本犹如久旱甘霖。

这是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试图重新激发经济活力的又一次努力，也是新世纪以来日本最具雄心的经济改革政策。

安倍在上任之初，提出三大政策：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随后，又提出新三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撑、安心的社会保障。

他亲自安排几位得力干将每人具体负责一个领域，自己则主推货币政策，旨在解决经济受通货紧缩困扰而长期停滞的问题，以重振日本经济。

安倍这一剂“猛药”，下药很急，对2013年死气沉沉的日本经济而言，显示出了良好的势头。在当时的日本政府看来，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安倍经济学”。

但是，拉长时间来看，日本经济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摆脱“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三低局面，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却在节节攀升。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至2019年期间，“安倍经济学”带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大幅回升。但是，仅资产排名前10%的富裕家庭财富增加了，普通家庭的资产却缩水了3.5%。同一年，“父母扭蛋”成为日本年轻人互相吐槽的“热词”，隐喻日本已经是拼家庭出身的社会。

在日本心理学系教授藤井靖看来，这反映了日本社会近年来阶级固化严重，年轻人就算努力也难以冲破现实。

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安排，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年轻人对未来的无望。几次改革后，日本企业开始大量使用非正式雇员，巅峰时期达到劳动人口的40%。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公司可以随意解雇非正式雇员，导致非正式员工立刻陷入困境。

这也许是安倍遭遇枪击身亡后，不少日本年轻人并不对他抱有同情的最主要原因。

《低欲望社会》里，作者大前研一认为，问题出在安培首相的智囊团上，这些智囊团成员都是将美国经济引入日本的先行者。显然，他们将年轻时在美国所学的金融政策、财政刺激政策等20世纪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用于现在的日本。

这些政策的实质，都是通过调节货币发行量和利率来调控经济，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大前研一看来，日本和美国最大的差异在于，美国国民拥有强烈的欲望。只要向市场投放大量资金，或者降低利率，经济就会马上好转。而在日本，无论政策怎么刺激，国民就是不买账。可见，国民的低欲望，的确可算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元凶。

2021年，日本政府公布的全国流浪汉的统计数字为3824人，在马路上流浪生活10年以上的流浪汉占4成，他们衣着朴素，骑着破破烂烂的单车穿街走巷，他们的“家”就位于桥墩下、公园旁，靠着微薄的收入隐藏在繁忙的城市中。富士山下的青木原树海，林木遮天蔽日，许多人绝望进入后，也再未出来。

电影《楢山节考》剧照

因为没钱养老，越来越多日本老人通过犯罪，将监狱奉为“养老天堂”。更奇怪的是，这些老年人就算刑满出狱了，往往还会重复犯罪，继续蹲监狱。

迷惘在这个国度散开，面对嘲讽，也不反驳了，他们自比为“沉沦的巨人”，在亲历过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日本国民，不是没有欲望，是不敢。毕竟，从30岁开始存养老金，可能是今天日本年轻人最安心又稳妥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