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年

上海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房屋改造

近日收官！

盼了多年的旧改终于梦想成真

人们敲锣打鼓，欢呼雀跃

欢乐背后也有淡淡忧伤

六七十岁的阿姨爷叔们

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

尽管有许多局促和窘困

但毕竟留下了最美好的年华

告别里弄旧居，迈向新生活

一代老上海人的青春岁月隐入尘烟

斌斌食品商店

2021年10月，杨浦平凉路、贵阳路一带，旧改基地热气未消。

平凉路2279号，是刘春红出生的地方。她年轻时是国棉十二厂的纺织女工，儿子出生后，为了帮补生计，她便辞职自己开店。1997年，刘春红的“斌斌食品商店”在平凉路上开业了，21.6平方米的房子“前店后宅”，临街一侧摆上货架和食品，里侧是卧室。24年来，一家店养活了三代人。

旧相册里，刘春红一头长直发，和儿子的合影就像是姐弟俩。“这是斌斌17岁生日，这是15岁，10岁……”照片里，这个长相帅气的男孩总是被一群人围在中心。“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刘春红指着其中一张，画面中刚满10岁的斌斌站在自家阳台上，身后是杨树浦发电厂的大烟囱。

卧室只有8平方米，进门处放着洗衣机、衣柜，狭窄的过道连转身都极其困难。房间最深处刚好放下一张宽1.2米的窄床，床尾摆上一个小电视机，所有角落都用上，几乎不留任何空隙。夫妻俩每天白天在店里忙碌，晚上就“钻”进这个小窝里，那时刘春红经常对丈夫说：“再熬一熬，熬到孩子上大学就好了。”

去年3月，当一纸旧改征收告知书贴到平凉路上，刘春红满怀不舍地把这家以儿子的名字命名的食品店关掉。“肯定舍不得，本来老房子靠这个经营，每个月收入还能多一万元。”但更多的不舍在于，小店承载了刘春红的整个青春。

“还有两天就搬家了。”她从厨房角落里翻出一个铜制的红茶壶和勺子，说是母亲留下来的传家宝。“昨天有古董店的人跟我说，这个可以卖到好价钱，我自己想了想，又不舍得卖。”一套说不清有多少年历史的茶壶和铜勺，记录了刘春红的母亲年轻时带着一家子从农村到上海来生活的印记。

本组图片均 黄尖尖 摄

隐匿的“蟋蟀世界”

定海路街道旧改基地，贵阳路196号的一处老宅，唐春晓和唐春峰兄弟俩从小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爷爷的房子，原来只有16平方米，后来又自己搭建了28平方米。”唐春晓说。

老房不大，却住了8口人。“我兄弟、妹妹和老父母住楼下，我儿子一家三口住楼上。这里地段好，年轻人方便上班。”进门后，屋内环境变得十分昏暗，越往屋里走，一阵阵蟋蟀的叫声就越发明显。在老房最里头，唐春晓的弟弟唐春峰的“蟋蟀世界”便隐匿于此。

房门打开，屋里别有洞天。灰色的陶罐摆满了一面墙，40多只蟋蟀争相鸣叫，在这陋室里形成一首独特的奏鸣曲。“这外面一排是我最喜欢的。”他用草逗弄着罐子里的蟋蟀，“你看这几只，个头大，脖子粗，生来就是运动员。”

唐春峰玩蟋蟀，已经有三四十年，青春是在蟋蟀的鸣叫声里度过的。“小时候看大人玩，自己也去逮了一个，这附近很多街坊邻里都玩蟋蟀，经常在一起斗蟋蟀玩玩，不赌钱的。”唐春峰形容这就像看拳击比赛，“赢了比赛，一天的心情都好。”

“现在大家都搬走了，养着它们是为了听叫，当作一种陪伴。”傍晚时分，唐春峰开始用小勺给蟋蟀喂饭，帮它们配对。“以前经常到山东和河南那边买蟋蟀，现在由于疫情，只能网上下单。花鸟市场买的来路不明，不如自己繁殖的纯种。”

唐春峰年轻时是厨师，早在1988年，他在这附近开了一家生意红火的饭店。1992年，饭店行业不景气，他迁到广东去发展，几年后把经营经验又带回上海。饭店的生意起起落落，人生也是如此。唐春峰早年结过婚，后来离了婚，一个人回到土生土长的老宅生活。

搬家前，唐春峰打开小冰箱，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玻璃器皿。“这是蟋蟀下的卵，用黄沙和泥拌好以后，放在冰箱里恒温28摄氏度，20天就会生出小蟋蟀了。”

本组图片均 黄尖尖 摄

“她年轻时可漂亮了！”

杨浦区大桥街道103、104街坊，“这一片过去叫‘顾家湾’，因为这里的人都姓顾。”顾正康祖上四代人都生活于此。

旧改了，搬家了，大件家具带不走，唯有一个非常古旧的“串板台”和菜橱，顾正康、贺秀芬夫妻俩坚持要带走。“这个菜橱我妈妈用了一辈子。‘串板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得到。”

老顾15岁那年，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到上海招工，他进厂当了一名学徒。“三个月后就上手操作，两年后我就是二级工了。”“丰收”2号运输机，（后改名为“运-5”），是顾正康参与制造的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的时候需要载人，我第一次坐上了自己造的飞机。”当时的记忆，老顾依然十分清晰。“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仍觉得有成就感，但就是苦了我太太……”

贺秀芬年轻时品学兼优，17岁在上海高中毕业后，作为中队长带队到新疆支边，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后来经人介绍与顾正康相识后，她就主动提出调到江西，陪丈夫住在工厂宿舍。2006年，老顾退休后和妻子回到上海，老街坊虽条件不好，二人却有种重回故土的归属感。

房间内的洗手台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用清秀的字迹写着：“水池里必有小脸盆和小毛巾，塑料盆内一定要有水。”

贺秀芬向记者解释这个字条的来历：“疫情以后每次老顾从外面回来，我都要他先洗手。但屋里只有一只水龙头，洗碗、洗菜、洗衣服都在这里，我又特别爱干净，就要求他洗手前不能碰水龙头，否则我要到处喷酒精的。”于是就有了这小脸盆和小毛巾，让老顾进门后能在不碰任何东西的条件下完成洗手动作。

妻子爱干净，从洗得干干净净的排气扇罩子、拖得一尘不染的地板就能看出来。

“我是马大哈，总是忘记，她就给我贴纸条。”老顾笑呵呵地说：“在家里，她是‘老大’。你别看现在老了，其实她年轻时候可漂亮了……”

本组图片均 黄尖尖 摄

开小饭店的“画家”

汪伟民1962年出生于杨浦定海港路168号一座老房里，直到去年底定海146街坊旧改，生活了近60年时光。他从小喜欢画画，但“画画不能当饭吃”。“我们兄弟三个人中，只有我是高度近视，很多工作不能做，又没有大学文凭。”他形容当时自己是“每天流着眼泪找方向”。开饭店，是唯一出路。

“我们家老房的西面山墙沿着内江路，我就破墙开洞，开了个小吃店，靠卖面条为生。”那年，他26岁，不管酷暑严寒，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骑自行车到杨树浦路上的切面厂拿面条。“小店请不起厨师，我就自己跟老师傅学下面。一板面30斤，煮下去可以做60碗面，一碗都不能煮烂。”

小吃店周边分布着锯条厂、机械厂、十七毛纺厂等厂房，工厂职工成了店里的主要客源。“客人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私人饭店的饭菜比工厂食堂可口，小店生意红火起来，菜品也逐渐多样，从面条点心到各种炒菜。“最‘高档’的时候，我们还做牛蛙和清蒸河鳗。”

中午，工人们下班就过来吃饭，每个进门的客人喜欢吃什么菜，汪伟民都心里有数。“我感觉小店就像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往来都是熟人，和各种人打交道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小店经营到凌晨。“工人加班后要吃夜宵，上班前都会来打个招呼，告诉我夜里几点下班，我就要守着店，就算只有一两个人也会等到凌晨。”

经营饭店之余，汪伟民空下来就会画画。他擅长钢笔画写生，几十年下来，因时常练习，手艺没有生疏。

“去年底146地块开始实施旧改，我知道要搬走了，就赶紧到处去拍照片。”从平凉路、内江路，到波阳路、定海路，他每天行走在旧改基地，从沿街马路到弄堂深处，每个角落他都拍下了很多照片，回来后对着照片画下来。

马路上，元华超市、鲜果批发行门口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小饭店里坐满了食客；曲折的老弄堂里，街坊邻居们搬小凳子坐在门口“嘎三胡”……时间仿佛定格在那里。

“旧改了，房子推倒以后，这里将变成高楼林立，曾经的记忆就消失了。我想把146街坊的历史记录下来，把我们曾经鲜活的生活留存下来，告诉人们这里住过什么人，出过几个大学生……”

本组图片均受访者提供

此生不再“抛”下姐姐

黄浦区顺昌路522号二楼，王礼珊默默地将姐姐的衣服从柜子中一件件拿出来，叠好，再装进打包箱中。7月24日，她家老房所在的建国东路68街坊、67街坊东块旧改生效了，过段时间，她与姐姐就要搬离从小住到大的老宅……

67岁的王礼珊与姐姐相差10岁，周边的老邻居都知道这对姐妹。一是因为她们家很早就将二层老宅中的一楼腾出来开了饭店，条件在邻居中算不错的；二是因为她们姐妹情深，妹妹多年照顾残障姐姐。

正因为如此特殊的家庭情况，在这次旧改中，王礼珊焦虑过、纠结过，整夜睡不着觉，一度不想签约……

王礼珊的姐姐，三岁时因患病致残，从此腿脚不便，智力发育迟缓，身边几乎一刻都离不开人。那个时候的王礼珊跟着父母、兄弟们一起住，并没有觉得照顾姐姐有什么难。姐姐走路不便，爸爸扶着她走；姐姐下楼要经过陡峭的楼梯，兄弟们轮流背着她下去；姐姐吃饭有时候要人喂，妈妈会喂她……

有一次，王礼珊很粗心地把姐姐弄丢了。那次，两个人一起坐公交车。回家前，她突然想起来，前一天自己出去玩，自行车停到了外面某处。她担心自行车丢了，想赶紧去找自行车。她想，让姐姐一个人先坐车回家，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车站接姐姐。“我们家在终点站附近。到了终点站，姐姐应该知道下车的。”但后来，姐姐不见了。

三天过去，当一家人以为姐姐就此丢了时，姐姐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对于弄丢姐姐这件事儿，王礼珊至今心怀愧疚。她从那时下定决心：此生都不能再“抛”下姐姐。

后来，兄弟们成家了，搬了出去，父母的年纪大了，打理饭店有些力不从心。王礼珊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她下岗了，回家帮着父母打理生意，也方便一起照顾姐姐。

对王礼珊来说，最难熬的日子是父母相继去世那几年。“先是父亲去世了，后来是母亲病倒了，瘫在床上，需要人照顾。”王礼珊雇了一个住家保姆，帮她一起照顾母亲与姐姐。上海的夏夜，闷热潮湿，四个人挤在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长夜漫漫……

母亲去世后，老宅子里只留下姐妹二人。王礼珊要照顾姐姐，又要顾着饭店生意，忙不过来，后来索性关了饭店，将一楼承包给其他人经营。

这就有了后来的江西饭店——一家经营江西特色菜的网红大排档，据说疫情前，最火的时候吃饭要排队两个小时，单月流水额高达60多万元。

“不到万不得已，老房子不能动。”王礼珊一直记得母亲的话，“老宅是姐姐的命，她的医药费、生活费全靠这套房子的房租！”

因此，面对旧改时，她很纠结：周边的居民生活困窘，她从小都看在眼里，自己家的房子也越住越差，再过几年自己就70岁了，要照顾不动姐姐了，想请个保姆，现在连保姆都未必愿意来住这样的房子……

想来想去，最终，王礼珊同意签约了。“换个新的环境、好的环境，我给姐姐请个保姆，照顾她也照顾我。以后，我们可以安心养老了。”

本组图片均 海沙尔 摄

“母亲仿佛还在我身边”

金陵东路381号，新中国上海第一个居委会宝兴里的所在地。黄祖菁出生在宝兴里，是第一任居委会主任单粲宝的女儿。在她的记忆里，居委会刚成立时没有办公场所，母亲就把她家的客堂间用作居委办公和开会的地方。

今年7月20日，黄祖菁在搬离宝兴里两年后重回老房，在当年作为居委办公室的客堂间里拍了张照片。“搬家以后，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客堂间。母亲已经离开20多年了，但是这个房间还在，母亲仿佛还在我身边。”

在新中国成立前，宝兴里是旧上海有名的藏污纳垢之地。“我听母亲说，当年的宝兴里治安很差，走在路上会遇到流氓，随处可见打架斗殴，早上起床打开门，有人因吸鸦片死在角落里……”

上海第一居委的发起人、组织者王怡白来到宝兴里的时候，黄祖菁的母亲单粲宝是五个孩子的妈妈。“王怡白发现母亲很能干，引导她出来做里弄工作，她毫不犹豫就走出了家门，参与到福利会工作中，一做就是9年。”

当年的居委会还不叫“居委会”，叫“福利会”，刚成立时没有办公场所。“我家客堂有20平方米，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母亲就腾出家里的客堂间给大家办公和开会。”

“300弄的弄堂里有一口井，井上放一块板，每次召集居民开会，母亲站在上面讲话，大家都是鸦雀无声的。弄堂里的居民都很敬佩她，觉得她就是在为群众服务。”从小到大，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黄祖菁。

宝兴里的房子大多建成于1916年到1944年间。岁月远走，房屋衰老，伴随着周边高楼大厦建成，二级以下旧里的居民却面临着居住环境简陋拥挤，基本生活设施严重缺乏。

2019年7月，宝兴里启动旧改了。“我们这里是黄金地段，不久前我们家才刚装修过。但是旧改是造福老百姓的政策，应该支持拥护。”黄祖菁对自己说，如果妈妈还在的话，她肯定也会这样做。

后来，黄祖菁用补偿款在儿子居住的小区买了新房，跟儿子一家住在上下楼。而最让她感到惬意的是满屋子的阳光。

去年春天，黄祖菁重回宝兴里，看到老宅大门已经拆掉了，她把“金陵东路300弄37号”的门牌卸下来留作纪念。“我怕老房拆了以后，就认不出我家房子在哪个方位了。”她在弄堂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找到了标识物：“浙江路对面有一座新的大厦，那是不会拆的，从那里走过去，数到第七块砖，就是我家的弄堂……”

本组图片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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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尖尖 唐烨

微信编辑：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