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武汉变化

这几年拍武汉的电影颇多，并且形成了很大影响。像《穿过寒冬拥抱你》《中国医生》《你是我的春天》《人生大事》这些影片，以武汉为表现对象，把观众视线引到街巷深处，用富有感染力的生活细节来表现真实武汉的日常。有电影人评价，武汉是一个兼顾了年代感和时代感的城市，既有时尚大气的一面，也很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近期在武汉拍出的中国电影，都能掌握好这个契合点，“这是一个较之以往的很大不同”。

难以想象，几年前“电影中的武汉”还不是这样，没什么特色，看不出发展，人物故事一言难尽，给人印象平平甚至不太好的感觉。现在的武汉银幕形象，可以说有了一个颠覆性改观，武汉的英雄城市特质，所传递出的正向的价值理念，坚韧而又富于活力的城市精神风貌，深刻影响了时代与社会。武汉人身上所展现的专业性、都市风、现代特色，与新时代进程交相辉映，“这才是我们熟知的武汉！”武汉形象在银幕上的巨大改观，既有时代因素，离不开这几年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也有城市自身的积极作为，城市肌理文化的创新再造。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武汉的变化进步，同时促使以武汉为载体的电影叙事进入整体的国家叙事轨道。武汉真实城市形象的光影呈现，也是国家形象的具象表现。（刘功虎）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中国有多好，中国电影就有多好

尹鸿接受本报采访。 记者何晓刚 摄

“现在，我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2022中国电影艺术报告》和《2022中国电影产业报告》。这两部报告，10多年来，一直记录着、伴随着、支持着中国电影的变化、发展、进步，一方面是中国电影历程的一份详实、重要的备忘录，另一方面也是各位电影专家、行家为电影发展提供的有数据、有观点的重要参照系。”

上周四，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发布了这两部报告；后来他走出会场，穿过一个略显凌乱的衣帽间，在一扇小门的旁边找到椅子坐下，接受了《长江日报》读+采访，论及中国电影当前的态势、成绩与问题、今后的走向，乃至国际电影潮流。

访谈中间，有两拨人走进那扇小门；访谈结束时，记者表达了歉意——我们居然坐在洗手间门口聊了近一个小时。尹鸿轻声笑了起来。

题材可以决定电影重要性，但不能决定其艺术性

尹鸿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是影协副主席、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的会长，又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网络文艺研究委员会主任。这次发布的《2022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他是主编，而且是书中第一章“中国电影创作综述”的作者之一。

虽然这部报告每年发布，但在尹鸿笔下，绝非虚应故事。全书第一章第一段，就明确写道：“这一年，《长津湖》在票房上终于打破了2017年由《战狼2》所创造的57亿元最高票房纪录，并创造了一种家国情怀与战争英雄合为一体的情感共鸣，但从整体上说，具有强烈思想震撼力、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穿透力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的电影力作依然还在观众期待中。”

书中进一步评点《长津湖》，指出这是“军事动作片”对“历史军事片”的类型化创新：“形成了重大题材创作的新模式。其动作化、戏剧化、视听化的效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其类型化、假定化、奇观化的叙事方式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影片还将穿插七连的微观故事嵌入了抗美援朝的宏观历史之中，展示了毛岸英、杨根思等一批有名有姓的真实历史人物的相关场景。虽然这能够帮助观众将影片与他们之前熟知的历史进行链接，但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叙事的流畅性和影片风格的完整性。《长津湖》在战争类型片与历史战争片的两难选择中，似乎还需要找到更有机的平衡和结合。”

对于另一部献礼片《1921》，这本书同样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批评：“这部影片也采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强化了悬念对叙事的推动力。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被追踪和反追踪的段落，类型片化的追车动作场面，反映了创作者试图使电影接受面最大化的努力。当然，悬疑性被放大也会带来一些质疑，类型的假定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有一定的冲突，观众在这类影片中并不预期看到‘速度与激情’……类型化风格有时反而会伤害历史的质感。”

尹鸿认为：主题性创作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社会共同历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题材只能决定电影的重要性，不能决定电影的艺术性，更不能决定电影的影响力。随着主题性创作的题材空间逐渐饱和、创作惯性渐渐形成，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也比较突出，除少数优秀作品之外，题材重复、人物脸谱化、主题概念化、桥段僵化、修辞造作、戏剧套路等等现象也比较常见。是否能够达成思想深度、历史深度、艺术深度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类电影的未来走向。

“温暖现实主义”体现中国文化基因

《人生大事》海报。

近年来，全球电影界弥漫着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公正平等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公正性的焦虑和关切。

与这种文化相一致，2021年，一批具有底层关切的国产影片引发了关注。《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14.3亿元）以身患绝症的青年人情感和命运为题材；《刺杀小说家》（票房10.4亿元）表现了弱者对强者的绝地反抗；《扬名立万》（票房9.2亿元）以放置在民国背景中的一群落魄电影人“破案”的故事，表现人性反对财富和权力的践踏；《人潮汹涌》（票房7.6亿元）体现底层生活的尴尬与挣扎；《误杀2》表现一个普通人为儿子的铤而走险、拼死一搏……这些作品的核心是表达“弱势群体”的生活、命运、挣扎、搏斗，在鸡飞狗跳、阴差阳错的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社会秩序、社会正义的现实感知。

尹鸿认为，其人物塑造的强度、视听表达的现实质感，体现出中国电影超出“娱乐性”的另一种意义。“困境关怀”主题作品的集中出场，也体现了中国人向家庭寻求温暖的感受。正是由于这样的DNA认同，这批影片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观众接受界面很宽。在春节档推出的《你好，李焕英》（票房54.1亿元）甚至成为年度票房第二、有史以来票房第三的爆款影片。相对于喜剧元素，影片吸引观众的核心原因首先在于家庭片和年代剧混合之后所包含的“家庭亲情+集体记忆”的双重机制，重新确证了平凡生活的温暖和伟大，从而通过情节设定达成情感宣泄，为当下中国观众提供了心灵抚慰和重新拥抱生活的愿望。“可以说，平凡生活中的集体记忆和真挚情感，成功地让这部技法上并不惊艳的导演处女作成为了春节档最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此外，表现普通人生活的现实题材影片，如殷若昕导演的《我的姐姐》（票房8.6亿元），以及薛晓路导演的《穿过寒冬拥抱你》等，都体现了“温暖现实主义”态度。它们在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创伤、生活苦难时，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一种“温情性”，唤起了夫妻、父子、姐弟等血缘亲情，用“拥抱”来对抗寒冬，用相濡以沫来推己及人。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基因，一方面也成为对现实困境的有效弥合。

在《2022中国电影艺术报告》里，尹鸿特别点出：“近年来，好莱坞商业电影在中国之所以风光不再，究其根本，还是电影观众对于单纯商业娱乐影片的不满足。一些人文性和社会性议题的国产影片，虽然商业成色并不显著，但恰恰是对于民生和阶层主题的真诚思考和艺术呈现打动了中国观众，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成功。”

【访谈】

时代列车滚滚向前，路边有着许多普通人

读+：尹鸿老师，您在2018年提出过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电影是否配得上这个时代”，4年过去了，您现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新的想法？

尹鸿：我有个观点，中国有多好，中国电影就有多好。电影是在时代的舞台上跳舞的。这个时代要求电影去讴歌，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祖国、讴歌党，给电影赋予了这样一种使命，所以我们的电影在主题鲜明、在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的确确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它找到了一些跟观众能够共情共鸣的地方，让国家意志、主流价值转化成大众共同的一个愿望。国家性、民族性那么强烈的表达，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呼应了时代的这样一种需求。

当然，现在电影人也罢，社会各界也罢，还是觉得电影要关注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除了时代列车滚滚向前之外，其实路边也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的不同的生存环境、生存空间，电影也要去反映。

而且，这类电影也有市场。像《少年的你》《我的姐姐》《人生大事》《穿过寒冬拥抱你》票房都不错，《奇迹·笨小孩》是今年票房前三四位的电影，《人生大事》今年有可能也能排进前五前六。

这也是这两年中国电影的一个改变，就是人们开始关注身边的生活。这几年我们现实题材的作品票房超出想象的好，过去其实是得不到这么好的市场，但是现在这几年是可以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它的不同的审美需求，所以为现实主义创作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反过来，我们的社会舆论和文化环境能不能对现实题材的作品更宽松更宽容？因为现实都是有“创痛感”的，我们能不能接受这种创痛？我们对这个创痛在多大程度上有宽容度？

过去我们也走过这种弯路，“歌德”和“缺德”，类似这种争论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是出现过的，所以电影界很多人都在呼吁，在弘扬主旋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多样化，要坚持给电影更多的一些创造空间，这样我们才能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实也包括尊重人民的不同的多样性的生活选择，这样电影会更加丰富。

读+：您这两年提出了一个“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您觉得新主流电影下一步会是怎样的？

尹鸿：大部分新主流电影，严格来说，就是主旋律的题材和主题，用了类型化的方式去进行创作，这是过去5年取得成绩的新主流电影大部分都采用的方法。我最近想提一个观点，类型化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够泛类型化，不能把一切题材都类型化。其实现在老百姓已经能够接受那种严肃的、有深度的、有艺术完成度的好的作品，比如《觉醒年代》这种电视剧，它没有做类型化的努力，但是以其严肃性、艺术的完成度，仍然能征服观众，而且是电视观众，包括互联网上的青年观众，能出圈。

我认为这两年新主流电影有路径依赖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坚持艺术创作的自身的艺术规律。历史题材要尊重历史，要有历史质感；现实主义题材要有现实穿透力，要有现实的质感，而不能都类型化。

新主流大片如果还想往前发展，就要走出这种泛类型化的窠臼，我认为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套路一个模式，不能都是林超贤式的电影，应该有更严肃更深刻、完成度更好的新主流电影，这需要创作者真的是深入生活，尊重历史，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而且事实证明现在是做得到的。

当然头部商业电影还是需要的，它可以带动观影潮流；之所以现在现实题材作品能得到认可，是因为有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如果大盘子不大，其实观众是没机会去选择好电影的。电影蛋糕做大，多样化才有可能。

从《人生大事》可以看到，武汉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读+：现在出现了很多依托互联网、移动端的新业态、新产品，对我们电影来说，有怎么样的影响？

尹鸿：一方面这些业态在很大程度上会丰富电影，比如《扬名立万》就用了密室逃脱、剧本杀；另一方面，肯定会分流观众的注意力。

电影的前一个危机来自于电视，电影在跟电视的竞争当中慢慢确立了自己的“影院性”。今天有互联网的时候，我们电影仍要具备影院性，就是影院的强度，不是说你讲好一个故事就行了，你要把这个故事讲得足够极致，你要足够去跟其他介质相区别，这样大家才会进电影院。

比如《人生大事》，你们武汉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你不光是从故事里面感受得到，你从每一个环节都能感受得到。它有能量，每一个单元它都有能量，而这个能量是在非封闭观看的介质当中得不到的，只有在影院里才能感受到的强烈的情感能量、动作能量、人物的性格能量、细节的饱满度。它拍的是前景的故事，可是后景上的一个摊一个街，充满了信息能量，你在小屏幕上，在对比度达不到、饱和度达不到的屏幕上，你不可能得到这个信息。

而且它的节奏也快，每一个场景都来不及充分地完全地吸收完，它就已经在转换了，所以看别的介质你可能是在慢跑，但是你看电影就是一直在快速奔跑，这个过程当中能量消耗就是不一样的，你感受到那种快感是不一样的，你整个理解力、认知力、情感释放，都会比常规状态下要加速。

其实很多互联网产品，包括短视频，很多时候就是想用电影的东西。电影就像个火车头一样，会带动互联网很多产品。

读+：《人生大事》与武汉有很深关联，您印象如何？

尹鸿：《人生大事》基本上是表现城市的相对边缘的一个职业和考不上大学、非常普通的社会劳动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以反映他们的生存困境为主体，而是在表现他们在困境当中仍然有那份善良，那份爱，那份相互支撑，这是这类作品的特点，所以最近我们也有人把它叫做“温暖现实主义”。不是以批判现实为目的，而是表现在困境当中人与人的关怀。

这批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尽管在表现温暖的主题，但是它都有一些现实的质感，它的丰富性超过了它的主题。我们从中能看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生存情感，虽然我们给了它一个正向的主题表达，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现实的丰富性、现实的复杂性，甚至某些时候对普通人来讲有一定的残酷性，所以它们也成为这个时代难得的有现实质感的好作品。

中国的科幻片、爱情片、喜剧片、悬疑片还要加油

读+：您怎么看这几年的国际电影趋势？

尹鸿：好莱坞这几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受到整个资金环境的影响，它的电影投资规模相对也小，而且生产的模式更保守，不断地在重复，各种续集、各种改编。所以实际上好莱坞这几年，整体上我认为是有退步。因为大电影少了，反而给中小成本电影留出了一些空间，一些多样化电影有所发展，但整体的电影生产和创作水平质量还是下降的。现在西方也面临一个社会环境的大调整，“政治正确”边界越来越复杂，所以创作的自由度受到各种影响。反而是像韩国、印度、欧洲一些国家的电影，这些非好莱坞电影，这几年有进步、有突破。

读+：从技术上讲，中国电影还有什么可以向外面学习的？

尹鸿：我们头部电影其实在技术上跟好莱坞没什么太大区别了。现在电影技术都共享了，美国有的我们都有，美国到全球去分包制作，我们也可以到全球分包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电影生产的全球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做后期。这几年，由于政策的一些调整，主要立足于本土消化、本土解决，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技术使用成熟度的问题，还有技术跟艺术的融合能力问题，它需要时间磨合。现在能干的就那么几家公司，就那么几个人，如果要有一个整体上的成熟，就需要一个电影工业体系。

读+：您觉得中国电影现在最急需提升的主要是哪一块？

尹鸿：有两个部分。第一，我觉得就是要找到中国类型片的发展道路，现在整体上我们电影界的年轻人在成长，由于是自发成长，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不平衡，比如说我们有的类型就会特别缺，或者有的类型就没有人能拍。

比如灾难片、科幻片，大家都开玩笑说，郭帆《流浪地球》开了门，很快就被另一个电影关了门；最近有另外两个片子，可能连门框都没了，看不出跟科幻片有啥关系了。再比如喜剧片，我们现在能创作喜剧片的就是“开心麻花”这个体系。

读+：爱情片好像也不怎么成功。

尹鸿：对！都是老套路，都是中学时代的爱情，年老来回忆，基本上都是这种，缺乏突破。此外悬疑片我们拍了有一些，做得好的也很少。我们在世界上开创过功夫片这样一个品种，但是《一代宗师》之后就走不太动了，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把功夫动作、中国文化、现代受众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做起来。在警匪片当中，基本上还是港片一枝独秀，这跟它的特殊环境有关系，但是它们在市场上占的比例下降了，都在10亿元以下的规模。

读+：中国电影另一块需要提升的是什么？

尹鸿：还是严肃创作。严肃的、艺术完成度高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不仅考验创作者的艺术表现能力，对你的现实认知能力，对你的思想成熟度可能都会有考验。但我老是觉得，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代孩子，对技术的感知大于对艺术的感知，对电影的认知大于对社会的认知。所以要出现那样有深度有厚度的作品就有难度。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汪宇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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