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文艺报》的专论《题材问题》以后，我也有一些想法，不妨在这里谈谈。

最近看了影片《乔老爷上轿》，觉得有味。听说这部片子在北京上演了几个星期，可见它很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它的故事梗概是这样：一位有点书呆子气的进京科考的举人，糊里糊涂卷入了一个恶霸抢亲的事件中。他坐在花轿里，被抬到恶霸的府第去。途中，发现这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有了一个逃走的机会，但是他不逃。他要救助那位遭了祸事的女子。这个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路见不平，冒险相助，富有正义感。在旧社会里，这是难得的人物。影片集中地写了一个人的一桩事件，又稍微刻绘了人物的颇有特征的性格，虽然描写的是过去的事，主人公是封建社会的举人，题材离开工农兵比较的远，但人们还是喜欢看，看了也没有害处。由此可见采用各种各样的题材，都能写出引人入胜的作品。

自然，题材有重要和不重要的区别，但不管是处理什么题材的作品，为要使它具有艺术魅力，一定要挖掘得深刻，表现得有力。有些观众对于反映重大题材，但又未免枯燥的作品总是带着勉强的心情去看的。比方一个戏，分明富有催眠的作用，但要是不硬着头皮，睁着眼睛，看了下去，一来显得对不起作者，二来显出自己没有政治修养的样子，于是乎只得受罪了。

有一些作品特别地不讲究集中，违反了毛主席提倡的典型化的原则。这样的作者往往弄一大批人拥进作品，以为这就是表现群众。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人们喜欢传统戏曲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刻画人物十分集中。《玉堂春》的《女起解》只有两个人。解差本来应该有两位，作者想方设法省略了一个，把戏集中在老解差和苏三的身上。一问一答，唱得非常的引人。这同一出戏的《三堂会审》一场也只有四个人物。那三位官儿和玉堂春的心事、表情和问答刻画得多么分明而生动，四个人把这一场戏唱得多么地热闹。可见热闹不在乎人多。人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一个原理同样地适合于文艺的创作。我们的古典小说也讲究集中。说书的人常常讲：“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只有两朵花，也要撇开一朵，先表一枝。各种艺术都有它的限制性，舞台、银幕和笔墨都要求高度地集中，精湛的组织。为要表现千千万万的群众，绝不可能把他们都请上舞台。为了创造一种气氛，有时需要有群众场面，但这种场面决不宜多，而且就在必要使用这种排场时，有一些也可以用暗场处理。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作者都应该挑选群众的代表，着重地加以描绘，深刻地予以雕镂。鲁迅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典型。他在《故乡》里，着重地写了闰土。这个人物却体现了旧社会千千万万还没觉悟的农民。人物一定要节约，你不节约，读者会帮你的忙：看完就忘了。

挑写重要的题材，是应该的，但应该不等于能够。根据所受的党的教育，我应该，而且愿意写秋收起义，写井冈山和万里长征，但我苦于没有那种经历，勉强去写，就是冒险。作家写东西，只能从实际出发，不能凭愿望，更不可单凭别人的期望出发的。自然，世界上也有一种能手，真正能写多种人物。各式各样的男女，到了他手里，就能赋予生命和个性。曹雪芹就是这样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但这种人是极少数；而且就是这样富有才情的人也有限制。他写女人，特别是封建家庭里的小姐和丫头，的确妙极了，但要他去写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只怕未必能够超过施耐庵。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知道曹雪芹是出身于大贵族家庭。他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估计跟贾府贵族的生活，大体相同，他能写出大观园和园里的四百上下的男女，是因为对这种种人都十分熟悉。

对于自己要写的对象，只有十分熟悉了，才能挖掘得深刻；只有挖掘得深了，才能放得开手，大胆地幻想。幻想能使人物性格的本质，事件可能发展的部分，得到充分的、生动的表现。任何题材的处理都需要幻想。自然，幻想绝不是凭空捏造，绝不是无根无叶的假花。假花是打不动人的。人们喜欢的是真正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根深叶茂的，水汪汪的鲜花。

作家既然都有限制，又怎么能写多样的题材呢？而我们的时代的确涌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勇武的战斗，辛勤的劳动，对于党的事业的献身的精神，激动人心的运动，以及富有诗意的情操等等，这一切种种，如果不一一加以反映和表现，不是会失去时代的全貌吗？正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文艺，不能全面地反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那就不能算是全面地反映了这一个时代。但这工作一定要大家来完成；所有的作家，人人抒写自己所最熟悉的题材，“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样，我们的丰富多彩的时代，就会再现在文艺创造的世界里，形成一座百花争艳的广阔的花园。

那么，同一作家是否能够处理多种题材，描写各种人物呢？我认为这是能够做到的。我国的杜甫和李白都用自己的诗篇，处理了各种题材。鲁迅创作的小说，一共只有三十四篇，但他描绘了农民，车夫，天真的孩子，受难的妇女，没落的旧知识分子等等各色各样的人物，而且每一种人都写得非常逼真。由此可见，一个作家完全能够处理各种各样的题材。但为了做到这样，作家的生活圈子要扩大，要尽可能地观察、分析和研究一切的人，要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作家长期住在一个工厂，一个乡村，或是部队里，是熟悉工农兵的很好的方式。但就是这些长期深入的同志也要在深入一点以外，多到几个地方跑一跑，广开眼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对于创作是有绝大好处的。没有首先扩大自己的眼界，没有首先熟悉各种阶级，各项职业的人物，一个作家要想对付多样的题材，我看只有失败的一条路。

强调熟悉人，承认观察、分析和研究人是写作的第一位条件，就必然地会引起这样的疑问：历史小说、神怪小说和童话等等，能不能写呢？既然是历史和历史人物，就都是离开了现实世界的陈迹，我们无从观察了。这也能写吗？是能写的，那证据就是已经有人写了出来了。罗贯中、施耐庵、鲁迅和郭沫若都写了历史小说或剧本。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历史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一，生活细节比较粗略。二，一般都有书面材料作依据，但也编入了好多现实生活的情景。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主要地根据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解》等等富有文学价值的书面材料，但似乎也有得力于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地方。作者生活在元朝末年，经历了那个时候的战争的生活。汉末和元末的战争，例如战略战术，兵器样式，辎重运输，都大体相近，作者可以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推测三国时代的生活的情景。

任何神话也都是从人的生活和人的观念出发的。例如我国的神话，最爱描写玉皇大帝和阎罗天子。这两位尊者，一个称孤于三十三天之上，一位驻跸于十八层地狱之中，但他们的政制都和人间过去的君主制度相差不多，明显的是人的生活和观念的曲折的反映。又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了很多的狐鬼，其实都是写的妇女和爱情，“豆棚瓜架雨丝丝”的诗情和画意，都来自人间，而非真正出于狐穴或“秋坎”，是一看就能知道的事情。

童话有着迷人的力量，不但小孩子爱看，就是远离了童年生活的成人也非常欢喜。在童话里，动物能讲话，木石会点头，宇宙万物尽都秉有人的智慧和言语，这不是太荒唐了吗？在儿童看来，并不荒唐。儿童看见月亮躲进云堆里去了，就说：“月亮回家了，”或是“月亮回家找妈妈去了”。月亮有家吗？她家在哪里？儿童是不想的。他们只晓得：“既然我有家、有妈，月亮自然也有的。没有还行吗？”这就是儿童们的心理，这叫拟人化。因此，童话作者们必须懂得儿童的生活、语言和心理，或者自己有一份童心，或者是对于逝去的金色的童年有着充满诗意的爱恋和记忆。儿童文学作家不在这方面留意，却去研究动、植、矿物学，或鸟兽的语言，那是很难预言他会得到想要获得的东西的。

自然，研究了动、植、矿物学或是鸟兽的语言，也可以写出儿童需要的东西，那就是科学小品，也是文学的作品。从这里可以看出，同样的题材，因为各个作家着眼的角度有所不同，可以写出各种不同的作品。一只小白兔，落在科学散文家手里，可以写出一篇传播科学常识的小品文，落在童话作家的手里，就能写成一个白兔落难的故事。一样题材有几样写法，这在文艺上并非罕见的事情。一次历史运动，总是非常复杂，十分庞大的。一个工厂决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和单调；它有各色各样的人们，各种年龄，各样性格，各类工种的男女；它和农村、商业以及其他的厂矿，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也一样复杂。庞大而又复杂的现实的生活，能给作家们提供多种多样的题材。每一样题材又容许作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观察和研究，并且按照不同的风格进行他们的创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丰富多彩的时代。群众非常喜爱和珍视文学艺术的作品。反映这个时代的各种题材的制作，只要真是内容充实，技艺精湛的艺术品，都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的党号召作家努力反映工农兵，同时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承认，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是重要的题材，但我们决不排斥，而且深盼所有作家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和可能，采取自己喜欢的角度去反映各种各样的题材。社会主义的文艺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一种彩色缤纷的万花筒。无论题材和风格，都不宜于加以任何的限制。我很欢迎《文艺报》发起的这一个讨论，并且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期待高明的指教。

本文系根据《文艺报》编者整理的我的谈话记录修改补充而成。立波附识。

（原载《文艺报》196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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