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长篇小说《玄鸟传》：

面向精神世界的忠诚

文丨徐兆正

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书中，巴赫金考察了现代长篇小说成熟以前的四种变体，他将其分为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传记小说与教育小说。其中，漫游小说力图展现漫游者在空间层面目睹的世界多样性，考验小说沿袭了这一写法，进而把主人公所经历的事件当作对其品性的考验，由此洞察到人物的内心。漫游小说与考验小说的时间皆是“传奇时间”，传记小说将目光由“非常事件与非常遭遇”转向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诸阶段：“出生、童年、学生时代、结婚、人生命运的安排、劳动和事业、死亡等等”。在巴赫金看来，主人公是常数还是变数，是将教育小说同以上三类区分开来的关键。对于漫游小说、考验小说或成长小说，固定不变的人物是其情节铺展的前提，仅仅是当主人公不仅于外在命运、也在内在心性方面有所改观，这种教育小说才逐渐逼近最早的欧洲现代长篇小说，即成长小说。统观以上几种小说类型，乃是我们理解张柠长篇小说《玄鸟传》的必要准备。

《玄鸟传》的写作融合了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与传记小说三者的特色。首先，传记是《玄鸟传》的本色。阅读这部作品，事实上也是在追随主人公孙鲁西去经历其人生的各个阶段——他的父亲孙长戈是一名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海滨县”的公安局侦查科科长、海滨县县长、县委书记，后又进入省委组织部工作。因为家境优渥，孙鲁西自幼敏于精神世界的玄想。成年以后，他来到省城求学；离开大学，先后进入制药厂与电视台，做过自由撰稿人与民营出版者，也曾发起过一次“劳工互助计划”。断断续续的工作之余，他还有过一次不甚成功的婚姻。其次，漫游是《玄鸟传》的特色。漫游对应的是题目偏正结构的前者，可分为现实层面与精神层面。现实层面的漫游即如主人公曾前往贵州大定与湖北黄梅，精神层面的漫游含义更广，譬如他之所以肄业，是因为不愿在学术问题上妥协；之所以在制药厂停职，是由于越过规定揭露了工厂的黑幕；之所以无法继续待在电视台，是不愿卑躬屈膝地拉赞助。孙鲁西人生的每一次转捩，都与外在的偶然性无涉，而一概是其自由意志与追求精神性生活的体现。最后，考验是《玄鸟传》的底色。当孙鲁西自视为“玄鸟”，那么凡人视若无睹的规则对他而言便是限制，其结果是每一次追逐自由的未遂都会转化为一次考验。

概括孙鲁西的人生履历，可以是：他上学（后肄业），他工作（又失业），他结婚（婚后生活不尽如人意），他老去——这条线索正如巴赫金的总结：“各种差异对立状态的交替，如成功与挫折、幸福与不幸、胜利与失败等等”。除此以外，我们也要把握小说那更为本质的对立。孙鲁西曾援引柏拉图的“灵魂马车”论，指出人应当抑制肉体的欲望（“劣马”），发扬灵魂中具有冲天之力的另一半（“良马”）。他所未尝明言的是，即便是这代表精神飞升的一半也要再次一分为二，其一是出世，其二是入世。换言之，孙鲁西的确不是在“劣马”与“良马”之间难以抉择，他是在“良马”的内部踟蹰：是践行出世的自由呢，还是入世的自由？前者的受挫往往会将他导向后者，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出世，他又会再次走进那个令他感情复杂的人间。出世（气功、冥想、漫游）与入世（新闻调查、资本批判、成立工人互助组）的交替，奠定了这部小说叙事的根本节奏。

小说《玄鸟传》的叙事起点，来自于开篇的一个意象：儿时的孙鲁西幻想有一只能够上天入海、无待于外的“玄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孙鲁西往后余生不变的心性。作为小说的常数，这个意象开启了《玄鸟传》的叙事，其中除了有对孙鲁西外在命运等诸多变数的交代——它们从反面印证了心性的不变；也涵盖了孙鲁西在出世与入世两端的折返。由于本科肄业，孙鲁西只能进入一家保健品工厂，他的工作是为这家工厂撰写宣传性的新闻报道。了解到药厂的内幕后，孙鲁西义不容辞地写出了揭露文章——后果可想而知。受到处分后，他只好练起了“独善其身”的气功，也开始写他的那部跨文体思想著作《玄鸟录》（在小说中作为副文本穿插于正文）。消沉了一段时间，孙鲁西再次来到电视台工作，随后又迅速抽身而去，退回书斋。这一节奏贯穿了整部小说，自由撰稿人阶段如此，民营出版与互助社阶段如此，当然他与苗蔓的婚姻也不例外。

在《玄鸟传》中，作者特意设置了一个“尾声”环节，此时孙鲁西已垂垂老矣，他正在和自己的连襟萨依山坐在海边神游太虚，继续幻想自己是一只“翔云潜底，俯仰自如”的黑色海鸟。这个富有意味的结尾与小说开篇同是一个常数，所以它也就直接让那些在叙事中循环往复的交替达成闭环。从这一点来看，《玄鸟传》可谓一部纯正的考验小说。在经典成长小说那里不可或缺的改观精神与改造世界，在这里或是被排斥，或是抬升到乌托邦的程度，而作者显然是要借孙鲁西这个人物形象来做一次实验，即将现代知识分子所能遭遇的一切困顿都施加在孙鲁西身上，他一面改写了现实主义的逻辑，一面又极大擢升了想象力的高度，两者的叠加则意味着把如实叙写的逻辑与奇迹的逻辑结合起来，通过减少现实逻辑运作的时间，从而以另一种形式抵达真实。

以世俗的眼光看，孙鲁西的人生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但他对于精神生活的“虽九死其尤未悔”，对选择这样一种生活的代价的承担，则可谓一以贯之。孙鲁西是一个有别于经典成长小说中“新人”的理想人物，此处的理想指的是他不需要“成长”就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初认识，而那可以预料的终未认识也未被时光与日常磨损，仍与此相当。《玄鸟传》最终抵达的，便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真实。

创作谈

玄鸟行走在大地上

文丨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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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柠

我曾经想，普希金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作家，跟他有一个会讲神奇故事的奶妈有关。高尔基的外祖母也是一个肚子里塞满了民间故事的人，以至于把肚子都撑大了。我瘦弱的奶奶肚子里好像没有什么货色，她安坐如佛，沉默寡言，像一团湿润而温暖的泥巴。奶奶对我说得最多的话是“饿吗？”“冷吗？”剩下的就是看着我微笑。我父亲倒是喜欢讲故事。寒冷的冬天，他会破例变得温和体贴起来，在屋子中央生起木炭火盆，让孩子们跟他一起围着火盆坐下，听他针砭时弊，也听他讲故事。他讲的不是神奇故事，都是些讽刺故事，让细节和情节变成针尖麦芒，刺在讽刺对象身上，比如傻女婿故事，比如犟头农民故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位书生在乡间小路上行走，发现路中间新开挖了一条排水沟，不知怎样才能过去，在沟边徘徊犹豫，抓耳挠腮。不远处正在锄地的农民见状，便提醒他：“跳过去啊！”书生点头致谢，站在水沟边沿，双脚立定，垂直跳起，结果掉到水沟里去了。书生对农民说：“我和你无冤无仇，做什么要坑我！”那农民也不解释，放下锄头走过来，给书生做示范，脚尖一踮，纵身跃到了沟的那边。书生说：“哎哟，那不是跃吗？你怎么让我跳啊？”说着，轻轻一跃就越过了水沟。

故事本意是讽刺书生，我却认为书生也有可取之处。农民只懂得行动，不擅长表达。其实农民的本意就是“跃”，但他只知道说“跳（Tiao）”，不知道有“跃（Yue）”。农民能顺利地跳到水沟那边，但说不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样的句子，也没有办法现身说法地示范“鱼跃”和“鸟飞”的动作。实践和言说、行动和表达、功用和玄思、农民和书生，各有千秋，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而不是固执己见地彼此讽刺。

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成年农民会做出“跳”这个动作。“跳”是一个既费力气，又不讨好的动作，它成本高，回报少，要克服巨大的地球引力，还有掉下来摔死的风险。农民不喜欢“跳”，哪怕“跃”也不错啊。相比而言，前后行走、左右挪移、拾捡抓拿，这些跟自然和人际有关系的动作，安全且有回报，跟农耕生活理想更相融相合。只有孩子和傻子，才会无目的地去做上下垂直运动的“跳”。

垂直运动“跳”，是一个理想且危险的动作，它隐含着想摆脱地球引力、自由飞翔起来的冲动。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它是行走挪移等各种运动的基础，但它经常被行走挪移的小动作所淹没。只有艺术想象才能将它突显出来。庄子所述《齐谐志》里那只鲲鹏玄鸟，之所以能够做出大动作：飞往南冥苍茫大海之上，其基本前提就是“怒而飞”，就是“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垂直运动，也叫做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

高飞的自由意志，正是《玄鸟传》主人公孙鲁西所有行动的基本前提。否则他就仅仅只能屈从于地球引力，做一些前后行走、左右挪移、拾捡抓拿、蹲坐躺平的小动作。孙鲁西自然也没有做出什么惊人大动作，因为他只有沉重的肉身和双腿，没有大鸟的巨翅，犹如“抢榆枋”“控于地”的小雀。飞翔的玄鸟行走在大地上。这就是孙鲁西的宿命。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2年8月3日2版

微信编辑：吕漪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