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乾隆亲自组织编撰，被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在《四库全书》中，共有五位惠州本土士人的十一部作品存目（仅存书目，未抄录全文）或著录（抄录原书全文）其中，分别为叶春及、叶梦熊、杨起元、张萱、韩晃。据考证这五位惠州本土士人均崛起于明朝中晚期，他们的思想、著作影响甚广，共同推动创造了惠州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认为，惠州之所以在明代较为集中地涌现出一批造诣颇深的文人学者和著作，与当时理学文化思潮传入、讲学之风兴盛有关。

　　本期《惠州文脉》将梳理《四库全书》收编的惠州士人作品及其简要事迹，并以此为切入，追溯明朝中晚期惠州文化氛围浓厚、思潮活跃、精英辈出的历史面貌；并结合宋明理学在惠州的兴衰和影响，探讨惠州学术文化历史发展轨迹。 （陈丽媛）

杨起元画像 资料图

　　《四库全书》共收编我国历朝各类书籍10322部，其中著录3503部、存目6819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惠州本土文人学者叶春及、叶梦熊、杨起元、张萱、韩晃五人共有十一部著作被《四库全书》收编，其中著录二部，存目九部，这无疑是惠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朝中晚期，在宋明、白沙之学等文化思潮影响下，惠州讲学之风兴盛、文化氛围浓厚。与此同时，惠州士大夫群体十分活跃，继刘梧之后，又先后出现了叶萼、叶春及、叶梦熊、李学一、杨起元（这五人合称“湖上五先生”）以及博罗张萱、韩晃等造诣颇深的学者。他们师出多门，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开创了惠州文化史的全盛时期。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收编的十一部惠州人作品诞生于这一历史阶段，并非偶然。

张萱《疑耀》 何志成供图

　　叶春及、张萱著作被《四库全书》全文著录

　　《四库全书》收编的十一部惠州士人作品中，仅有两部著作全篇著录，其作者为叶春及和张萱。叶春及，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官至户部郎中。他的著作有《石洞集》《絅斋集》《肇庆志》等，其中《石洞集》被《四库全书》著录。《石洞集》共十八卷，首载“应诏书”二卷，是任福清县教谕上书陈述时政所作；其次是“惠安政书”五卷，是官惠安知县时所作；三是公牍，志论二卷，是修府志、县志之论；四是诗和其他杂文九卷。清初学者朱彝尊评叶春及的著作时说：“诗宋杜陵，不落程邵门户，故亦殊清亮；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畅。”

　　“著书百万言”的张萱也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资料。张萱，明万历十年（1582年）举人，肄业国子监，官至户部郎中。其《疑耀》一书被《四库全书》著录，《汇雅》及《续编》被《四库全书》存目。《疑耀》共七卷，内容是考证历史人物和文坛掌故，旧本题明李贽撰，王士祯在《古于亭杂录》中说：“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为张萱自撰，而驾名于贽。”

叶春及《石洞集》 曹杰供图

　　在惠州“湖上五先生”中，理学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被誉为“岭南杨夫子”及“盛世文宗”的杨起元。杨起元，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他一生著作甚丰，其中《证学篇》《识仁篇》《杨文懿集》及《诸经品节》被《四库全书》存目。《识仁篇》共二卷，是其师罗汝芳撰，杨起元编，本属佛教论著，却借程子“为学须知识仁”之名行世；《诸经品节》共二十卷，是编、删、纂佛道二教经书而成。杨起元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跻九列，谓国之大臣，民之师表，却热心佛道二书，连《四库提要》评述至此都认为杨起元“尤可骇怪矣！”不过，由于杨起元的理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他的数篇著作虽名扬一时，却只被《四库全书》存目而不是著录。

　　与杨起元同为“湖上五先生”之一的叶梦熊，可谓明朝士大夫中的“异类”。叶梦熊，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叶梦熊进士出身，却热爱军旅，一生战功卓著，著作多为兵书。其所著《运筹纲目》和《决胜纲目》被《四库全书》存目。《四库提要》对这两部书的评论是肯定的，但也告诫后人：“然兵机万变，转瞬势移；田单火牛，再用则败，是固不可以成法拘耳”。

　　随着讲学之风兴起，瑰丽灵秀、气象万千的惠州罗浮山深受当时文人学者的喜爱。其中，惠州博罗士人韩晃所著的《罗浮野乘》被《四库全书》存目。韩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曾任青田县知。其《罗浮野乘》共六卷，首编绘有罗浮山全图，内容分“名峰”“胜跡”“仙释”“品物”“逸事”五部分，详细地介绍了罗浮山的风景名胜和人物掌故。

博罗张氏家族宗祠破败，张萱后人奔走呼吁保护重修 李海婵 摄

　　宋明理学与惠州关系密切，明中晚期惠人盛行讲学

　　进入明朝中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思想界掀起了新兴的文化思潮。在当时的广东，白沙之学和阳明之学狎主道盟，各占半壁江山，讲学之风盛行，大儒名宦辈出，惠州的情况也是如此。

　　其中，宋明理学在惠州的兴起和衰落，对惠州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的一场革命，其重大意义在于使腐朽的两汉儒学获得新生，重新确立中国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明朝时期，增城人，礼、吏、兵三部尚书湛若水在罗浮山建了一座“四贤祠”，祀宋明理学大师周敦颐、罗从彦、李侗、陈献章——这突现出宋明理学与惠州的密切关系。

　　宋明理学与惠州的渊源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理学在宋朝初时称道学，创始人是北宋道州人周敦颐。北宋熙宁初，周敦颐曾游罗浮山并作诗一首曰：“红尘白日少闲人，况有绯鱼系此身；独上罗浮开远目，浩然心意复吾真”。诗中表达了他当时工作的繁忙情况和思想境界。周敦颐逝世后，惠州在西湖东岳庙（今西湖准提阁附近）建元公祠（周敦颐逝世后谥元公）祀之，亦是明嘉靖以后之事。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福建沙县人罗从彦登特科进士，授官广东惠州博罗县主簿。罗从彦在道学中有很高的地位，故任惠州博罗主簿期间，他奉命在罗浮山讲学，并完成了《议论要语》和《圣宋遵尧录》两部著作，并设十三渡济行人，岁收粮饷瞻钓鳌书院。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惠州郡守史立模将罗从彦从祀元公祠，并且特别作了说明称，将罗从彦从祀周敦颐，不是因为他当过博罗主簿，而是他在道学中的地位。为此，史立模还亲自将元公祠改名崇道祠，以表达惠州人崇道之情，也为日后宋明理学在惠州兴起埋下伏笔。

叶梦熊《运筹纲目》刻本

　　作为宋明理学的一大流派之一，阳明心学又是如何传入惠州？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开坛讲学，粤东学者薛侃得风气之先，前往赣州投王阳明门下求学，学成后将王阳明“心学”传入惠州，后讲学丰山永福寺。据考，薛侃在丰山讲学前后四年，求学者闻风而至，惠州人刘梧、谢宪、叶时、叶萼、李鹏举、周堤、欧阳宏等均是他的门生。

　　继薛侃之后，广东参政周应治亦来惠州讲学。因他是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裔孙，四方学子闻讯，源源不断负笈惠州，屦常满户外。为此，归善知县邓鏣助周应治在西湖北岸增筑天泉书院，方便四方学子求学；又择博士之贤良者为之督率，进一步把惠州讲学推向高潮。

杨起元《诸经品节》

　　在此之前，新会陈献章（号白沙）在粤中崛起，讲学江门，上门求学者达四千余人。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讲学罗浮朱明精舍，博罗周坦和归善杨传芳（杨起元父亲）等投其门下，白沙之学遂传入惠州。尽管陈献章和王阳明门户不同，宗旨却同一源流。这一历史时期，在各派文化思潮影响下，惠州讲学之风兴盛、文化氛围浓厚，士大夫群体十分活跃，涌现了一批造诣颇深的学者，开创了惠州文化史上又一个高峰期。

韩晃《罗浮野乘》

　　入清后宋明理学衰落，惠州学术文化趋于低迷

　　入清后，宋明理学在国内开始走向衰落，广东学术文化在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一度陷入低谷。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广东地区学术文化在“经世致用”的号召下重新崛起，发展之快更甚于前朝，但惠州的情况却是例外——学术文化趋于低迷，终清一代再也没有出现过高潮。

　　据吴祖慰校订的《四库采送书目》记载，为了编纂《四库全书》，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诏各省搜访征集图书。结果广东采进书目仅12种，名列全国各省倒数第二，比第一位浙江（4592种）和第二位江苏（1726种）相差甚远。特别是被《四库全书》收编的由明朝惠州士人叶梦熊、叶春及、杨起元、张萱、韩晃等所著述的十一部作品，全由浙江、江苏、安徽三省采进，而在广东全省及作者本人家乡惠州竟找不到一部。

　　宋明理学在广东衰落，对惠州的学术文化影响更大。自明末清初惠州官宦韩日缵之子函可、黎绍爵之子行森、叶梦熊之孙释元桴等文化精英相继逃禅出家，成为名扬中土的高僧外，诸如明代“湖上五先生”级的人物再也没有出现一个。

《四库全书》全文著录叶春及《石洞集》 杨春来供图

　　尽管清嘉庆年间阮元督粤，致力推进广东学术文化发展，惠州知府伊秉绶在黄塘重建丰湖书院，聘请宋湘主讲丰湖，国内著名学者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李文澡、李调元、戴熙、陈澧、谭莹、黄遵宪、梁鼎芬等先后来惠州进行学术交流、掀起一股以吟咏西湖景物为主要内容的“湖上文化”高潮等，但惠州的学术文化还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成果。

　　对比之下，粤中的情况大不一样。在此期间，粤中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其中全国一流的学者有曾钊、陈澧、李文田等，及后来的邹伯奇、梁鼎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数之众多、造诣之精深、著述之丰富，在广东学术史文化上实属罕见。

　　在此期间，惠州有记载的进士及第者亦寥寥无几，在清咸丰、同治两朝甚至与进士无缘。清光绪年间张之洞督粤，为推动广东学术文化发展，聘请著名学者梁鼎芬前往惠州讲学丰湖。在梁鼎芬的热心教育和道德文章促进下，他的高足弟子李绮青、江逢辰先后及第。李绮青和江逢辰进士及第后被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他们初时热心仕途，后来仕途失意，抱负不能施展，唯有结伴狂醉西湖，慷慨悲歌。诸多历史原因交织下，他们除了留下一些诗文外，对振兴当时的惠州学术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大。

叶梦熊《运筹纲目》 何志成供图

　　文脉走访

　　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有待进一步挖掘利用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

　　惠州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历史名人灿若星河。尤其是明朝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思潮活跃，惠州涌现出了众多文化名人。其时，叶萼、叶春及、叶梦熊、李学一、杨起元五位文人被誉为“湖上五先生”，张萱、韩晃等造诣颇深的学者名扬一方。他们代表了明朝惠州文人最高水平的群体，共同创造了惠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

　　记者日前走访发现，明代惠州本土文化名人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盛世文宗”杨起元曾居住在惠州桥东一带，在多地留下读书讲学的佳话；岭南名臣叶春及曾隐居罗浮山，授徒讲学、著述游憩，在当地留下《逃庵记》摩崖石刻；知名史学家张萱在博罗榕溪之西筑园，潜心研学、著书百万言……不过，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资源在当地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梳理和利用。

　　“杨起元出生于惠州，成名后多年在外游学为官，本地人对他的事迹知之较少。”据惠州市民协副主席、民间艺术大师刘汉新介绍，杨起元祖居位于惠州桥东一带，但是如今桥东遍布着老旧宅邸，真正的杨起元祖居所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指出，杨起元故居称“敦仁精舍”，应在惠州桥东水门桥头（即今惠州市第六小学）附近。

　　在惠州博罗罗浮山东麓有一块大石陡峭壁立，上有摩崖石刻《逃庵记》全文——正是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叶春及所撰，至今有400余年历史。记者走访看到，石刻全文百余字，字大六寸，总面积达40平方米，是罗浮山现存较大的石刻。当地居民百姓对这一处“百年石刻”多有印象，但对其文作者叶春及却知之甚少。

　　记者查阅发现，叶春及的《石洞集》被《四库全书》全文著录，在多地流传甚广，但叶春及本人及其著作在故乡惠州却一度遗憾“遇冷”——不仅老百姓对其不熟知，当地也很少整理挖掘其遗作及事迹。所幸近年来这一情况有了转变，记者了解到，罗浮山至今保留着与叶春及息息相关的几题摩崖石刻，相关人士正积极筹备重建石洞书院。

　　此外，还有惠州博罗著名学者张萱——作为惠州明代闻名遐迩的学者，张萱在历史、藏书、目录学、出版、书画、诗词等领域均有成就，但其留下的文史资源在当地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开发。记者了解到，张萱曾在博罗榕溪之西筑园，称西园。据考，西园因张萱藏书著述丰硕声名远播，引来众多文人慕名而来。现如今，其旧址却已被一座座现代民居取代，踪迹全无。

　　惠州本地文史专家指出，明朝中晚期是惠州文化史上颇具里程碑的一个阶段，文化精英辈出，历史遗存丰富，并且这一时期涌现的文人学者，大多学术相砥、思想相承。目前业内相关研究仍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专家呼吁，惠州应基于特定历史背景，深入开发整理文化名人资源，以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内涵与独特的影响力为基础，将惠州历史文化名人留下的诸多历史遗存串珠成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文/何志成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