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北洋军阀孙传芳是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当北伐军挥师湖南时，他采取将主力向江西布防，以逸待劳、寻机出击的策略。对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初期的挨打局面，孙传芳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并同意与国民政府保持和平中立。当国民革命军攻下岳州时，孙传芳顿感形势严重，遂仓促应战，但为时已晚，终被各个击破。

北伐军缴获敌人的武器

在战略上取“下策”

跟北洋的其他军阀相比，孙传芳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政客。凭着出色的政治、军事本领，孙传芳从一个小小的参谋做到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只用了7年，40岁时一跃成为最年轻的北洋军阀。然而，正当他事业上如日中天，处于权力巅峰的时候，南方革命异军突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暴风骤雨般来临了。南方政府的兵锋首先指向湖北的吴佩孚。

说到吴佩孚，孙传芳跟他颇有渊源。孙传芳最初本是直系军阀王占元的部将，但并不受重用，一直到投靠吴佩孚后才崭露头角。此后，吴佩孚屡屡提拔孙传芳，加上极高的军政才能，他一举登上五省联帅的宝座，吴佩孚对他有提携之恩。俩人还是山东同乡，同属直系，吴佩孚对他这个老乡也颇为照顾。当初，孙传芳由湖北假道江西去打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才形成五省联盟的局面，吴佩孚是出过力的。当孙传芳进攻浙江时，是夏超和周凤岐作的内应，而这两人和吴佩孚早有联络，并因吴佩孚的关系才转换到孙传芳身上；当孙传芳和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早和吴佩孚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抄奉军的后路，孙传芳是否能顺利打败奉军还是个未知数。直皖之战前后，吴佩孚与孙传芳关系一直都很“铁”，但以后双方为争湖北开始结怨，加上在“联冯讨奉”还是“联奉讨冯”的原则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彼此早已貌合神离。

当北伐军打到湖南的时候，孙传芳心情十分复杂。革命军打吴佩孚，按理说他们之间拼个两败俱伤，孙传芳正好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但从另一方面考虑，湘赣互为犄角，地界犬牙相错，如果两湖尽失，则唇亡齿寒，谁能保证下一个受攻击的不是孙传芳呢？何去何从，孙传芳一时陷入沉思。

好在孙传芳有强大的智囊团。孙传芳开府南京，统领五省以来，他的机构日益庞大，除了三个厅、十大处以外，还有军事、文学、政治、经济等各类高参，其中像蒋百里、章太炎这样的知名人士也尽收帐下。蒋百里是享有盛名的军事战略家，他的《国防论》成为中国抗战的经典论述，该书讲述了中国如何战胜日本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地形条件，逐次抵抗以消减日军。后来日军侵华，从过程到结局，几乎全在蒋百里的意料中。蒋百里在孙传芳军中时任幕僚，孙传芳向他请教。蒋百里提出三策：上策为出兵长沙，腰击北伐军；中策为待蒋介石、吴佩孚两军相争于武汉以南，两败俱伤之际，出兵占武汉；下策是将主力向江西布防，以逸待劳，寻机出击。孙传芳考虑再三，决计取下策。他一面与北伐军讲和，一面将其20万大军分五路布防于江西、福建。第一路以邓如琢为总司令，驻南昌一带；第二路以郑俊彦为总司令，驻防南浔路南段；第三路由卢香亭任总司令，驻南浔路中段的德安、涂家埠、武宁一带；第四路以周荫人为总司令，驻福建；第五路以陈调元为总司令，驻武穴、富池口、石灰窑。

对各方保持“中立”

孙传芳不愿马上出兵援助吴佩孚似有他的苦衷。孙传芳坐五省联帅的位置时间不长，地位尚未完全巩固。他在江西虽有唐福山部由醴陵败至萍乡附近；陈修爵、谢文炳等残部在莲花、安福；蒋镇臣部在吉安；杨如轩、杨池生两部在赣州、大余一带；邓如琢在南昌、樟树；刘宝题部在赣东抚州。但邓如琢、杨如轩、唐福山、蒋镇臣等部，实际兵力不过3万人，弹械不足，战斗力弱，纪律又不好。特别是江西的邓如琢、福建的周荫人，不是孙传芳的嫡系，往往貌合神离。另外，孙传芳在东南很多方面要仰仗商绅的支持。1925年11月，孙传芳刚当上五省联军总司令，在东南商绅的一致呼吁下，就提出过“保境安民”的口号。当北伐军向两湖进军捷报频频之时，江浙地区又掀起了和平运动，这不能不引起孙传芳的注意。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各种力量都在想方设法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８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电文称：“兴无名之师，何如以不战服人？惩异端之攻，何如以自强不息！”电文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随后，南京部分绅士和法团领袖联袂会见孙传芳，要求他“力顾五省保境安民宣言，勿牵入湘、粤战争旋涡”。11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后议决七项：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一致运动和平；联络上海各法团，共作和平运动；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发表和平宣言等。

后方不稳，又得不到东南各团体的支持，孙传芳师出无名。因此，他还不想过早投入战争。

此外，孙传芳控制东南五省，一方面要与张宗昌争夺山东，另一方面还要提防吴佩孚扶植齐燮元卷土重来，因此有各种后顾之忧，不愿与任何方面作战。对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初期的挨打局面，他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当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至涟水战役前夕，吴佩孚迭次电促孙传芳出兵援湘，孙传芳却以“目前赣闽吃紧”为由，声称“无力遥顾湘战”。8月中旬，北伐军进攻岳州，吴佩孚派人去南京请孙传芳出兵，孙传芳感到为难，“不愿与任何方面为敌”，表示“倘人不攻我，我决不攻人”，“目前决免派兵赴湘之意”。他想借助北伐军与吴佩孚决战之际，既消耗革命军的力量，又削弱吴佩孚的兵力，待吴佩孚败后，就可取而代之，执直系军阀之牛耳。为此，孙传芳甚至还暗中与广州国民政府信函往还，希望能保持现有局面。

其实，从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后，孙传芳就多次派人赴粤“修好”以维持现有势力范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孙传芳又向蒋介石提出，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福建与江西。蒋介石则要求孙传芳和吴佩孚决裂，倒向粤方，并以承认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地位相许。8月，蒋介石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要求孙传芳有确切表示，或提出加入国民政府的具体条件。8月下旬，何成浚、孙传芳在南京会谈。何成浚提出：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要求孙军自江西西进，会同国民革命军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则要求国民革命军退出湖南，将湖南作为南北缓冲地带。会谈中，孙传芳表示，赞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予答复。随后不久，蒋介石又派张群联络孙传芳。张群和孙传芳有同学之谊，他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张群是1908年入学的，比孙传芳晚一年。张群到南京后，向孙传芳陈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局势，并向孙传芳建议三策，其中上策：与国民革命军携手共同北伐；中策：局外中立；下策：帮助吴佩孚对抗国民革命军。双方反复讨论，结果，孙传芳还是不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但同意保持和平中立。蒋介石、孙传芳之间的谈判虽然未能取得成效，但它延缓了孙传芳援助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在湘鄂战场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对江西采取守势，也保证了北伐军得以集中兵力，首先击溃吴佩孚军阀集团。

坐观成败，终被各个击破

事实上，孙传芳的态度主要来自他对形势的过于乐观。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北方的南口战事也在打个不停。当吴佩孚把对南作战的希望都放在孙传芳的身上，每天用“限即刻到”的急电催促孙传芳立即出兵时，有人问孙传芳：“北伐军已经打到湖南，吴玉帅深感燃眉之急，我帅何以自处？”孙传芳说：“党军负嵎蜗两广，正如麻绳子扭做一团，刀砍不入，火烧不断，如今他们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长江流域来，就成了一根长绳子，用剪刀一剪就可以剪断，我们岂不省力得多。”随后，北伐军进入鄂南，孙传芳的部下不免窃窃私语：“直系两帅唇齿相依，我们如坐视不救，恐将同归于尽。”孙传芳又说：“吴玉帅驻节两湖，咱们不能开军队把他赶走，如今他要同党军硬挤，正如两虎相斗。不久两湖地盘也是咱们的了。”1921年湘鄂之役，吴佩孚坐观成败打败了湘军，从而取得了湖北的地盘，这是从吴佩孚那里学来的经验。

国民革命军主力得以顺利进入湖南。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派一部监视江西，保证右翼的安全，并以一军指向福建。到８月底，国民革命军攻下岳州，孙传芳顿时感到形势严重，遂召集五省联军将领会议，决定兵分四路入赣，协同邓如琢与北伐军在江西决战，并令周荫人陈兵闽、粤边，扰乱北伐军的后方，但为时已晚。当北伐军饮马长江，兵临武昌城下时，吴佩孚在湖北的统治基本上分崩离析。蒋介石电斥孙传芳，并通电全国：

孙氏年来因利乘便，入据江浙，犹复野心不戢，以保境安民为名，行侵略扰民之实。近复征调频繁，谋扰湘粤。其致中正阳电，实属意图挑衅。是非曲直，当世自有公论。

随后，蒋介石下令主力分三路东移，江西战事随即爆发。就在吴佩孚失败后不久，孙传芳先后失去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五省，从此也一步一步走向覆亡。孙传芳不救吴佩孚，原因比较复杂。孙传芳致力于维持五省的现状，但内部体系结构和外部环境使他在出兵援吴佩孚的时机不好把握，加之战略模糊，形势误判，以致隔岸观火，贻误战机，但孙传芳的总体立场是倾向于同为直系的吴佩孚。在革命军和吴佩孚军对抗的过程中，孙传芳对吴佩孚一度伸以援手，比如武器装备的输送、战略上的策应等，不过从整个战争态势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孙传芳在应对国民革命军的军政战略上出现不可挽回的差错，以致被各个击破，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

（刘俊平，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