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追梦半世纪——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在年轻人的心中,他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没有架子,易于接触;同时他也是一位治学严谨、乐于指导的老师。他的音容笑貌,总是让接触过他的人难以忘怀。
1950年,金荫昌放弃了在美国的教研工作,举家回国。怀着满腔热忱,他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虽多次受政治动荡影响,但几十年来,仍不遗余力地推进我国药理学的发展。如果没有金荫昌等老一代科学家在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的艰苦时代,埋头苦干,打下坚实的科技基础,恐怕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
身在国外 心系祖国
金荫昌身上充分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爱国、忠诚、敬业、严谨、勤奋等优秀品质。他知识渊博,理论基础深厚,在药理学界人所共知。鲜为人知的是,他以往的革命思想和自觉行动。
新中国成立前,金荫昌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自掏腰包,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支持办进步报纸,宣传国内的革命形势。他还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组建了进步组织“留美科协旧金山海湾区会”,后来又分别促进组建了“留美科协洛杉矶区分会”及“留美科协西雅图区分会”。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以动员在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在美工作中心任务”的指示,金荫昌组建的留美科协旧金山海湾区会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尽管当时美、英当局制造困难,阻拦中国科技专家返回新中国,但“服务社”冲破重重阻力,为动员科技专家回国做了大量工作。
百废待兴 投身建设
1950年,金荫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举家回国。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的现状,加入了协和医学院的队伍,很快投身于药理学的建设之中。
金荫昌在教师岗位工作时,既承担着教学工作,也培养师资。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深地感到教学相长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协和医学院曾被日军占领,教研设施损失惨重,遗留下来的虽然经过修复仍不敷用,教材也很陈旧。为此,金荫昌提议编写一本大型的《药理学》教材,并得到周金黄主任的支持,经过三十多位作者的努力,终于出版。金荫昌在该书的第63章中,全面论述了毒理学,同时补充了当时国内欠缺的毒理学内容。
1953年,金荫昌应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系主任刘培楠教授邀请在那里兼职。刘教授希望与他共建药物系并扩充、改建药理室,金荫昌欣然接受嘱托。沈其震任院长后,中央卫生研究院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开始了宏大的扩建计划。1954年,宋振玉回国,加强了中央卫生研究院的药理阵容,减轻了金荫昌不少负担。
1959年,医学科学院决定在协和原址和基础上重建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金荫昌认为这是新中国需要的建设,便欣然接受了筹备工作和组建药理教研室的任命,并参加了医科大学教学楼的设计。新的教学楼十分简朴,金荫昌办公室中除了新置的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之外,空无一物。尽管如此,金荫昌仍以“白手起家”的精神,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教研室初具规模。
在金荫昌的领导下,药理室多年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科研教学一体,以医学理论研究为后盾,支持、促进医学教育的改革,促进药理学教学的发展。自始至终以科研工作的发展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队伍的理论水平和素质,这也是金荫昌治学思想的精髓。
几十年来,金荫昌不畏艰险开拓前进,襟怀坦荡,刚正不阿。为追求真理,他敢于顶着世俗偏见,认准了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从他早年带头在留美学生中倡导回国服务开始,几十年来身体力行,多少次从无到有创建药理科研工作基地,他都以“亲上第一线,带头攀登科学高峰”的实际行动,带动共事的后辈,为药理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高瞻远瞩 成果丰硕
20世纪50年代初,金荫昌领导药物研究所进行了国产萝芙木总碱的研究。利用我国萝芙木资源,他们成功研制了治疗高血压的新药“降压灵”(萝芙木总碱)。该项研究不仅给高血压患者带来了福音,而且结束了我国从印度进口药物“寿比南”(萝芙木总碱)的历史,为我国节省了大量外汇。
此外,金荫昌还在我国较早提出了寻找防治高血压及抗肿瘤药物。他不但亲力亲为,还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神经性高血压动物病理模型,并开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药理研究。
20世纪60年代,在人们对受体的认识尚处于假设阶段时,在一次全国性生理学会学术会议上,他站在科学的前沿,做了一次有关受体的精辟演讲,给全国药理学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初,金荫昌高瞻远瞩,领导实验室在国内较早开展了血小板的研究工作,是我国血小板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金荫昌又发表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引进行受体研究的文章。一次,冯亦璞等在研究去甲乌药碱,分析实验结果与受体的关系时遇到了困难,便到金荫昌家里请教。金荫昌分析实验数据后,提出了去甲乌药碱很可能是一个β受体部分激动剂的观点,并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治学严谨 诲人不倦
有一次,金荫昌看到一位研究室外的年轻人从自己研究室取走了一些试剂,便立刻将其叫住,批评他不该这么做,因为即使成分相同,也难保证完全一样,这样做势必影响实验结果。在之后的全体会议上,他还向全组提起这件事,要求大家在实验前,一定要把该做的准备工作做好,试剂也必须自己配,应该重视这些影响实验成功的重要环节。
据曾在金荫昌药理室任助教的叶益新回忆,自己第一篇发表的论文是金荫昌指导完成的,修改过的论文上留下了金荫昌密密麻麻的字迹。金荫昌在论文上花费的功夫甚至比他写文章的时间还长。遇到对反复修改不耐烦,提出让编辑去修改的,他会批评:“你这种想法不对,要对自己的东西负责,自己满意后,才能送出去。”以后每次写论文,他总会想起金荫昌的这些话。
金荫昌指导科研的严谨缜密态度有口皆碑。他总是教导每个学生,做实验设计要讲究“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凡是跟他长期工作过的人都深深了解,他对实验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潜心钻研、仔细推敲的;对每一个关键操作都是前思后虑、左观右察、探明究竟的;对每一项实验数据与观察结果都是要反复验证、周密考虑、综合分析的。
爱护晚辈 桃李天下
金荫昌一生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他一贯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很多已经成为药理学界的知名学者。
20世纪90年代,金先生培养了一批批研究生。对于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他十分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博士生杨俊清做关于中枢神经药理方面的博士课题,当时药理室尚未建立电生理实验室,金荫昌就把这个担子交给了杨俊清。经过杨俊清的艰苦努力、金荫昌的悉心指导,终于克服困难,成功建立了电生理实验室,满足了论文的实验要求。
金荫昌对晚辈的培养总是从爱护出发,首先他会肯定他们已经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和进步,之后再指导和鼓励他们如何去克服不足。有一位博士生课题的实验难度较大,且当时实验条件也不能满足课题要求,因此进展十分缓慢,学生十分着急。金荫昌首先肯定了他已取得的进展,再根据实际情况,指导他如何继续下去。学生既得到了鼓舞,又得到了具体的帮助,终于完成了论文工作,取得了博士学位。
实验室同事李灵沅在金荫昌实验室工作时,招了一名硕士研究生,其时他又获准去美国留学。在该研究生面临无人指导的情况下,金荫昌一方面支持李灵沅无牵挂去美国,另一方面主动承担起对该研究生的指导任务。多年来,金荫昌承担着其他同事研究生论文的主审工作,每每不厌其烦地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坚持真理 光明磊落
克服科研条件的困难开展工作,或许在当时国内整体物资匮乏的大背景下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在付出辛劳后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承受很大的压力后依然信念不改,却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在“拔白旗”运动中,金荫昌因研究建立“紧张性高血压狗模型”,被贴上“理论脱离实际”的标签,并因干部培养等问题受到长达3个月的批判。批判会上,很多捕风捉影和毫无根据的问题被提出。面对这些不实之词,金荫昌始终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不向强暴低头。不久,“打麻雀运动”开始,金荫昌又提起进行“神经精神性高血压狗”的研究。学生曾贵云担心地说:“您还未被批判够吗?”金荫昌说:“他们批判他们的,我认为对的,就要坚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每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具有的品质。”
刘力生教授感慨:“金荫昌这一代人是被时代辜负的一群人,社会亏欠了他们很多。虽然他们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
本文作者:王晓泽
2014年伊始,《医师报》的记者和通讯员,按照中国高血压联盟提供的名单,分赴各省市采访了五十余位高血压防治领域的相关专家,并赶写了这本书。翻动油墨飘香的书页,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虽物资匮乏,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淡泊名利,团结拼搏,开拓进取的青春时代。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品味到燃烧过的人生虽苦犹甜。中国高血压防治史上的那些年珍贵,那些人可爱,那些事难忘……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疾病谱怎样变化,融入我们骨子里的无私奉献、敬业忘我精神,将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许由于采访困难、时间仓促等各种原因,文字不尽完美,照片不够清晰,但这注定是一部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印迹的回忆录。希望能借此激励后人,把高血压防治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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