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森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新美术馆学》研究文辑执行主编

就当代城市形态而言，博物馆与美术馆等文化机构是具有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的文化空间，是文化意识在特定区域的投射，并与公民生活与日常交往紧密相连，身兼公共文化空间、城市复兴手段和文化发展战略的数重属性。而随着博物馆的概念范畴与社会角色被不断地重新审视，博物馆文化建设已然成为一种塑造城市形象与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性策略，如何最大化地激发其社会价值，甚至辐射至更广泛的城市区域并带动城市文化的提升，则成为了城市博物馆的规划者和建设者需重点考量的问题。

公众是当代博物馆建设的“主要对象”

在谈论城市博物馆建设时，理清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与当代社会对博物馆的认知是首要的。自上世纪80年代全球范围内迎来新博物馆学的浪潮，博物馆从展示“物品／收藏品”到关注“人／社区”的转变已普遍为公众所接受。

学者邓肯·卡梅隆亦指出，在当代思潮的影响下，博物馆若仅保持一种圣物化的、单向度的知识灌输方式，如此俯视性的、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疏离感将会使其成为众矢之的。与之相反，博物馆关于教育和沟通的公共属性与表达功能被重新认识，并且作为可行性的实践思路得以论证。关于博物馆当代转向的论述指出了一个潜在的思想：公众是切实存在的，可以充当当代博物馆建设的“主要对象”。

近年来，美术馆与博物馆已经不限于作为收藏、分类和陈列人类文明遗产的实体场所而存在，更演变成为了与公众双向交流、协商社会议题的沟通平台，甚至进一步拓展为打破边界的“无墙的美术馆”，渗透到社区治理工作当中。这些机构实践不仅带来了城市层面的变化，也对博物馆学与美术馆学的专业建设构成新的影响，它所指向的人文尺度意味着博物馆和美术馆必然需要集合不同系统的、跨领域的现实经验，在多方持续的发问、回应与讨论中形成鲜活的合作场景。

城市与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关系

博物馆等文化群落的建设需要结合城市的历史文脉和本土特色，并兼顾到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相应而言，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不仅在于多年的历史沉淀，也在于它的机遇、发展模式以及文化机构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自觉与运营意识。城市与博物馆之间相互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个体、机构与区域三者如何形成合力，这种有序状态下的合力类似于生物群落中彼此适应、互相给予养分的共生关系。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各大城市的艺术版图都在纷纷落子，试图激发文化机构的群落效应，在差异性的城市环境与艺术土壤中，博物馆如何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又应当如何借助本土的区位优势发展出一套适配的运营方法？

在全球范围内，以文化群落建设助推城市发展已有不少案例，譬如最近二十年间，新加坡以艺术手段刺激国家从工业经济过渡至知识经济的“文艺复兴城市计划”等大规模政策，也有毕尔巴鄂市为遏制城市中心区持续衰落而建造古根海姆博物馆等机构建设项目，又如奥克兰艺术区、费城老城艺术区、北京798艺术园区等产业集聚与文化集群，这些文化空间是历史、政治、经济、环境等背景因素共同作用和多方博弈的结果。

再以上世纪末英国泰晤士河南岸的文化群落改造计划为例，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是在这一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中脱颖而出的著名案例。该美术馆由坐落于泰晤士河岸萨瑟克区域的班克赛德发电厂改造而来，自1994年美术馆改造项目启动到2016年再度扩建，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泰特现代美术馆根据发电厂涡轮发电机组所在空间改造的近8000平方米的“涡轮大厅”，以及由此推行的大型展览项目“涡轮计划”的实施。这种对建筑的适应性再生改造一方面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文脉和社会记忆，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新泰特各类无法被复制的特质，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在今日仍然适用于许多实验性展演与前卫探索的新型展览空间。

从城市区位来看，泰特现代美术馆与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伦敦眼、国家剧院等地标建筑的原址密集地集中在旧工业区，它们是英国工业史的遗留物，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策略性地规划为文化基础设施改造的组成部分，参与了伦敦南部文化和城市生态的复兴并反哺着整片萨瑟克区域的发展。

凝聚城市散落的文化艺术生态

“文化集群”（cultural clusters）涉及文化设施、创意产业以及城市规划等多个层面。这种群落属性带来的启示，并非聚焦于建筑的一砖一石有何价值，而是核心区域如何依托自身的空间特点与区位因素创造艺术实践的现实条件，最大限度地建构艺术与公众、与当地经济、与环境和社区生活的循环系统。

深圳近年公布的“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也提出了国深博物馆、深圳海洋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深圳美术馆新馆等机构的建设规划，然而在基础的建筑架构和场馆设施完成之后，应如何凝聚深圳目前较为散落的文化艺术生态，形成连续性的区间协作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圈？

针对深圳的地理位置来说，它占据了与香港接壤、与澳门隔海相望的优势区位，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关键连接节点。但由于深圳从边陲小镇极速发展而起，立足本土的文化与艺术事业仍相对滞后，未成系统，此次的新规划或许会是一次激发深圳文化发展潜力的契机，将助其在未来从地域的夹层状态过渡为大湾区的文化重镇。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理清：其一，如何结合地域特色和具体的机构运营策略，树立机构建设的文化意识和品牌意识，进行持续性的知识生产和文化输出。其二，人才培养、识人善用仍是确保机构专业性与学术性的最根本手段。除了通过校馆合作、产学研互动来培育机构管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还要优化文化场馆自身的管理结构，把握大湾区的人才交流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博物馆、美术馆与城市文化生态的长远发展。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