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
主编:存文学 温星
版本:云南美术出版社 2022年6月
受访人:温星
著名阅读推广人、评论家、文化观察者。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云南开明文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供职多家主流媒体,任网络总监、深度新闻主编、文化副刊主笔及主编。
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六百余篇,出书编书若干。热心文化公益,已策划/主办/主持国学大师刘文典、西南联大教授张宗和及晓雪、韩少功、于坚、范稳、徐剑、雷平阳、吴然、海男、张庆国、冉隆中、半夏等当代名家作品首发式、研讨会、读书会等各类文化活动七十余场。受邀担任“书香昆明”全国/云南年度好书评选、云南金融作家协会、云南农行读书会、东方书店等文化机构及品牌评委、顾问。曾多次被国内媒体评选为影响中国、推动时代进程的年度网友之一。
主持人:刘珈彤
青年诗人、资深媒体人,云南省作协会员、云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发表散文、诗歌近百篇(首),出版诗集《我只是路过》等。
随着《乡村传》一书面世,一个全新的文学机构和文学群体概念开始受到关注,那便是开明文学院与“开明作家”。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怎样的概念?《乡村传》又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带着疑问,笔者专访了该书两位主编之一、云南开明文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温星。
刘珈彤:温老师您好!云南民间的文学机构很少,近年来大益文学院做得风生水起,俨然已成全国文坛瞩目的一个现象,开明文学院也渐渐开始活跃。请问,开明文学院是一个怎样的平台?
温星:“开明”这个词,本意是从野蛮进化到文明,后来指人思想开通,不顽固保守。我们经常会充满赞许地说,某某人很开明,某某领导很开明,或者说某某单位的氛围很开明,很清朗,很包容。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有影响深远的开明书店,现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央有开明出版社,民进系统各级各地也多数都有开明书画院,而开明文学院就我们这一家,是经汪叶菊、王键两任民进昆明主委多年酝酿、筹划,才正式成立的。是的,开明文学院是民进成立的一家文学机构,是集昆明乃至全云南民进系统文学人才和资源成立的一个文学及文化平台。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开明”,“开明”就是灵魂,因此,我们一定是开放式的,也有很多成员是非民进的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作家朋友。我们拧成一股绳,就是为了一起做一点文学及文化的事情,于社会整体文化建设有益的事情。
刘珈彤:所以,就有了“开明作家”或者说“开明作家群”这个概念?
温星:在7月20日举行的《乡村传》出版座谈会上,我们确实抛出了这个概念,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供大家探讨。一个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命名,是很复杂的文学现象,需要很多作家和作品的支撑,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和发展。云南文坛历史上,已经有得到全国公认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昭通作家群”,今年3月,又正式命名了“昆明作家群”,都很好,无可争议。严格说来,“开明作家”和“开明作家群”肯定还只是一个概念,而且,情况跟这三个作家群是完全不一样的。
刘珈彤:什么不一样呢?
温星:这就要回到“开明”这个关键词或者说标签上来。我们认为,开明、开放、包容,以及丰富多元性,应该成为开明文学院的特征。怎么理解呢?从成员结构来看,开明文学院院长存文学是当代实力派小说家,多次获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高奖、庄重文文学奖等,更是云南对外交流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也斩获过许多国内外大奖。副院长傅泽刚,是“昭通作家群”中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副院长余雷致力于儿童文学,多次获国家政府出版奖、冰心文学奖等。还有一位副院长郑千山,核心身份是中国蒙学会副会长,一位重要的传统文化学者。至于我,本质上是媒体人,各文学体裁皆有涉猎,应该说是个杂家,比较侧重的是文学评论,还有大众层面的阅读推广。
你可能会觉得,“开明作家群”怎么如此庞杂?是呀,岂一个“杂”字了得!我认为,其实这就是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其实这就是丰富多元性,其实这就是跨界和跨文本,其实,这就是——“开明”。
刘珈彤:您真又回到“开明”这个概念上来了。
温星:是的,这个概念,或者说理念。我们是否真能成其为一个特定的作家群体,尚待时间与作品来检验。
刘珈彤:那么,开明文学院宗旨是什么?成立以来,做了哪些事情?
温星:开明文学院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是以文学为核心,高举“开明”旗帜,积极参与新时代的文化(广义)建设与传承。作为云南文化版图中的新生事物,我们于2020年初成立。成立大会到贺及发来贺电、书法贺词的全国文坛大咖阵容堪称豪华,吉狄马加、贾平凹、徐则臣、程永新、程绍武、徐剑、马原、刘醒龙、胡性能、张庆国、李森……等等。其中,吉狄马加先生还欣然受邀,担任高级顾问。之所以名家们如此关注,满怀期许,我觉得,应该与作为中国边塞重镇的云南本土民间文学机构、平台很少且单一的现状,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于云南文学界的这个“新生事物”表达出极大的热忱和鼓励,其实,也可理解为一份扶持边疆地区文学文化事业的大义与担当。
尽管两年多来恰好与新冠疫情“并肩而行”,大的活动无法开展,但我们依然举办了七十余场纯公益的文学及各种读书活动,很好地助推了昆滇社会的文化氛围,尤其是阅读氛围。我们深入乡愁及传统文化的最基层、也是根基所在——昆明地区各郊县乡村,建立了三家分支机构(分院、创作基地),还将受邀去到丽江、大理、腾冲等地,深入更加广袤的乡土与大地深处,打造更多“诗和远方”的“心灵栖息地”。我们坚信,“星星之火”的努力,只要持之以恒,一定可以“燎原”。
刘珈彤:聊到这里,我愈加觉得《乡村传》应该是一部非常不一样的作品,请您为读者介绍一下吧。
温星:本书主题是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但如你所言,它与许多同类型作品气质是不一样的。包括《文化篇》、《家园篇》及《人物篇》,从三类视角或者说三种维度,对曾经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后来却因资源枯竭而极度贫困的“铜都”东川的变迁,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和书写。全书的整体气质是跨文本的,我称之为兼容并包、丰富多元——这两个关键词,我前面已经谈到了。由于《乡村传》是20多位“开明作家”(含部分青年作者)集体采风,各领主题,分别创作,势必出现文本各异、质量也有所参差的情况。但这不是问题,虽然我和存文学院长作为主编的工作量剧增。书中,兼容了田野调查、报告文学、纪实散文等诸多文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非虚构的面貌与特性。我想,这种面貌与特性,正决定于东川历史人文与自然条件的丰富多样性。这种丰富多样性,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那就是云南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丰富多样性,其实,这就是去年联合国将COP15大会放在云南举办的根源所在。
刘珈彤:全国范围内,关于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题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非常多,就《乡村传》的形式和创作模式而言,确有其一定的独特性。
温星:我们觉得,这部书确实堪称开创了一种模式。2021年3月,在东川当地相关领导大力支持下,依托民进东川基层委,开明文学院挂牌成立了铜都分院,同步,启动了与当地共同策划、实施的《乡村传》采风创作与出版项目。非常欣慰的是,当地多达近三十余位机关干部、名作家及青年作者,都充分认同我们的理念,借此契机加入了开明文学院,并热情地参与到《乡村传》的创作中来。我们成立铜都分院的初衷之一,其实就是将更多的文学资源送到基层,并尽可能为基层带一带他们的文学创作队伍。我想特意提一下的一个细节是,项目整体经费非常困难,我和存文学院长作为主编不拿一分酬劳,但参与创作的东川当地作者中即便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我们也给予了与著名作者同等的较高的待遇。这是我坚持的做法,不去区别三六九等,给年轻作者更多的鼓励和温暖。
事实上,自铜都分院成立以来,在组织创作《乡村传》的过程中,我们还在当地的一些小学办起了纯公益的“文学苗圃”,我们院本部的存文学及特邀的著名儿童文学家吴然、陈约红(湘女)等名家,已经去授课数十场,口碑和社会效益是非常赞的。
刘珈彤: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铜都”东川属于乌蒙山系地区,有着“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大气雄浑,我在这本《乡村传》里的相关篇章中,也确实能读到这样的气质。
温星:是的,书中各篇章呈现出了各美其美的不同特质。比如两位小说家对这部书的贡献:傅泽刚的《向上之路》,是一篇有气度的大散文,正如你所言,颇得乌蒙磅礴之气势,更深得乌蒙变迁之气象;田冯太的《野牛人的老本行与新青年》,依然是小说笔法、小说结构,本质却是绝非虚构的生活琐屑与乡村细节,用原汁原味的第一人称,为我们记录了野牛村的嬗变真相。
三位东川贤达、文化名家,对当地历史人文烂熟于胸,他们的文章也无可替代。比如曹卫华的《“天南铜都”的前世今生》,勾勒东川古来之铜业文明;彭玉泰的《镌刻于历史与大地的华彩文章》,状写东川迄今之碑刻文化;而杨德辉《地气丰沛的铜都山歌》,对于那些从东川神奇大地生长出来的神奇民歌的演绎与解读,更是鲜活生动,让人过目不忘。
书中可圈可点的内容还有不少,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刘珈彤:开明文学院的民主党派背景,是否为这部《乡村传》赋予了作品之外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温星:这确实是开明文学院及这部作品不可忽视的一重“身份”背景。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我国的参政议政民主党派之一,主要由文化、教育及新闻出版领域代表性人士组成,是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力量重要的组成部分。民进会内可谓高贤林立,人才济济,早年公认的宗师名流,有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郑振铎、冰心、傅雷、赵朴初、顾颉刚、叶圣陶、柯灵,等等。及至当下,文学名家亦多不胜数,冯骥才、赵丽宏、孙甘露、李修文、潘向黎、杨红樱、汤素兰,等等。
作为民进昆明市委常委,我本人也是昆明市政协委员,开明文学院主要成员,也都和我一样是统一战线的一员。今年5月,我和郑千山副院长一起受昆明市政协邀请,前往《乡村传》中写到过的国家级贫困地区东川阿旺村基层,参加在田间地头举行的大型读书会直播,我重点就为大家推荐、讲解了这部《乡村传》。正因为您提到的这重背景,这部作品,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昆明政协系统以及民主党派的文化力量。
纵观全书,可以说,《乡村传》就是一幅东川红土地之上可爱又可敬的“平凡英雄”的群像,也是一幅昆滇社会急剧发展大变革之中的时代缩影,值得被记录,被书写,也值得由此来对这个时代的利益得失进行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这应该就是“开明作家”还不算成熟的首轮亮相与发力的意义所在,也是《乡村传》可贵的现实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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