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我国形成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建设布局。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唯一由国家投资和组织建造并进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背景下，探索研究大运河文化的多维价值，推动大运河文化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活化利用，对我国打造良好运河人居环境、促进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用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观阐发古老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深入挖掘内涵，高度阐释价值，虚心立足传统，积极探索创新，加强大运河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创新转化，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标志、人民精神家园和文化体验空间。

作者简介

★周泓洋：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兼大运河组协调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博士生导师，博士

★王粟：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周扬：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引 言

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部署。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我国推动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利用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全新探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为骨干，以隋唐大运河为重要一支，通过连点、成线、展网的方式，共同构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轴空间。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背景下，探索研究大运河文化的多维价值，推动大运河文化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活化利用，对我国打造良好运河人居环境、促进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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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的多维价值

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盈，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然而古代中国由于南北交通不畅，这片广袤土地上的资源难以畅通流转。但是，先民们不断进行着检视自身、改造自身的探索，以顽强的意志、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术手段打通了这块辽阔的地域，充分激活了广阔腹地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使人、财、物等生产要素进行高效率流动，并在此过程中博采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体系，使整个国家连接成一个紧实的整体。中国大运河是建立在国家治理和经济文化交流等层面上的大发掘、大开发、大融合，其内涵和意义丰富且深厚。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大运河文化的内容、内涵和表现形式不断融合、扩展、延伸、创新，其发展和传播形态越来越显现出大型化、多样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大运河文化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具体可阐述为：多元一体的国家观、统筹兼顾的集体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义利相辅的经济观、包容开放的交往观、绵延永续的发展观等。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把握大运河文化的深刻内涵，深入阐发和弘扬大运河文化的价值，加强大运河文化的活化利用。

1.1 多元一体的国家观

秦汉以来，中国维系着大一统状态，中国大运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将不在一个水系中的河道沟通连接，促进了沿岸地区人民的往来交流，同时促进了商业的兴盛、经济的发达、政治的稳定，维系着国家统一。隋唐以来，随着政治中心东进北移，经济重心南移，中国大运河成为历朝统治者统御南北、总揽全国的重要纽带。中央政权因中国大运河与各地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由此中央和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既能统筹行动又可发挥自身优势，使得全国形成一个共同体。

中国大运河因政治、军事和经济需要而开凿，更因通航、漕运而发达，是封建国家实施南粮北运、解决军队给养和充实国库的重要保障。纵观历史，贯通南北、沟通四方的中国大运河在历代王朝的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把中国联结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并且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文化共同体，进而从多层面塑造了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

1.2 统筹兼顾的集体观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在前代汴渠的基础上下令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同时，隋炀帝下令重新疏浚邗沟以及疏凿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又于大业四年（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从南方重要农业产区直达中原地区政治中心和华北地区军事重镇的内陆水运交通动脉。至元朝，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地区迁至北京，忽必烈组织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中国大运河成为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形成了第二次的南北大沟通。历代运河开凿与修造的史实表明，中国大运河是各族人民心血的结晶，也正是靠着各民族共同的力量才能贯通千百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唯一由国家投资、组织建造、进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实现了在广袤土地上大跨度地调配各种物产和资源，充分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的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大运河的形成非一日之功，需要统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社会的一大优势。国家、组织或者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事业发展与有限资源之间存在着矛盾，只有集中智慧、集合力量，才能建造大工程、成就大事业。大运河的修造正是聚集分散的人、财、物等资源，干成分散力量无法完成或者不能在有效时间内完成的重大事业的典范。

1.3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纵观中国的治水历史，可以归结为16个字：因势利导、合理改造、天人合一、和合共生。大运河连接起黄河、淮河、海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南北互通、东西相连、辐射全国的交通网。中国大运河是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相结合的成果，它的开凿和贯通是借助天然河道的自然基础，体现了人的智慧和能动性，客观上符合水资源利用的规律，展现了人类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伟大智慧；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是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与大自然和合共生的成果，可谓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规模人工运河，沿线地形复杂多变，气候条件差异大，水资源分布不均，修建难度巨大，堪称农业文明技术条件下的杰作，是世界水利航运工程史上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国古代众多先进水利思想，凝聚了水工技艺精华。例如，修建了涵盖闸、坝、堤、水库、桥梁等各种保障大运河正常运行的水工设施，创造了梯级船闸工程系统、南旺分水工程、黄淮海交汇的清口水利枢纽工程、航运节水工程澳闸和调节水柜、航运安全工程系统、工程建设管理系统等众多水利成就，并创造了跨越千年的国家漕运体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勇于探索、不断积累的智慧成果。中国大运河积淀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科技文明和治水经验，承载着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缔造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网络，是我国天人合一治水模式的典范，凝聚着历代运河建设者的治国理念和治理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承载着与时俱进、传承创新的时代价值。

1.4 义利相辅的经济观

中国大运河是我国古代的经济命脉，大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长城文化、长征精神、长江文化相比，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属性。中国大运河的贯通打破了地理局限，使我国南北交流更加便利，为中国大运河商业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无数漕运官船，民间商船、货船和客船，在大运河纵横交错的水上交通网上往来各地，推动了南北物资交流。《万舟骈集》中“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梯航满潞川”，就生动描绘了大运河商贸的繁盛景象。除漕粮外，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木材、棉花、药材、食盐、干鲜果品等各种各样的商品通过大运河流转至各地。巨量的人流与物流同时催生庞大的餐饮、住宿、娱乐、仓储、运输、商品交易等多种市场，更有众多城镇因运河而兴盛，如扬州、苏州等。借助运河连通之利，城市间的商品贸易快速发展，并形成了立体的商业网络。明清时期，全国八大钞关中就有七个设置在中国大运河沿线。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促进了中国手工业、娱乐业、服务业、加工业等的发展。

商业以逐利为目的，与西方以海洋文明为基础而产生的商业文化具有掠夺性和侵略性相比，大运河所滋生的商业观念是积极进取、义利相辅、富而知礼的。大运河沿岸区域是各地商人聚集之地，形成了众多商帮，其中徽商、晋商是典型代表。他们或在运河城市开设店铺从事经营活动，或以运河为枢纽，往来经商，为繁荣商品市场、构建商业秩序、丰富市民生活、带动地方经济、充裕国库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徽商作为当时重要的商业组织，以诚信为经商理念，通过同乡互助、修造会馆、扶危济困、投身公益、入仕为官等行为，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实现个人理想与家国信念的结合，使徽商文化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文化，成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包容开放的交往观

中国大运河是一条包容开放的交往之河。中国大运河各个区域虽然自然条件存在差异，生活习俗各异，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是以其博大的胸怀，不断包容、吸纳各种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运河文化。中国大运河的挖掘和开通解决了我国南北交通运输的问题，使社会经济不断得到发展，为沿线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

中国大运河沟通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融汇漕运文化、船舶文化、水利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中国大运河也是联系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物流和人际交往，也影响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往来。中国大运河沿岸许多城镇是文化输出的重要起点，隋、唐、宋时期大运河的南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明州港（宁波）、泉州通向海外诸国，西端则从洛阳西出通过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往中亚、欧洲。从唐到清前期，朝鲜、日本以及东亚、南亚、欧洲的客商和文化使者都经过大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元朝以后，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不少外国使者，如马可·波罗、利玛窦、崔溥、尼古拉·斯博达鲁·米列斯库等都曾通过大运河来到中国。同时，外来文化也通过大运河传入华夏。唐朝时，胡乐、胡舞、胡服就曾风靡长安与运河流域，与中原文化呼应。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因而运河两岸非本土的宗教文化景观，如寺庙、佛塔、雕塑等兴盛发达，中国大运河沿岸不少城市成为佛教的传播中心。明代后期，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至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登岸进京，并把西方自然科学成就介绍到中国来。

1.6 绵延永续的发展观

水是生命延续和发展的象征，中华文明的故事也是从水讲起，并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文法，集天文、地文、水文、人文于一体。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主动与水的亲密合作、协作的工程，其善、其美、其重，嵌以中华文明智慧之浓墨重彩。因水而成的江河湖海滋养、运载、延续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成就人的永续发展。水既是一种交通方式，承载着人与物的往来，也是一种联系方式，促进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

中国大运河因水而成，因水而兴，其形成和发展顺自然、利万物、润天下、兴邦国。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历朝历代对运河的开凿、疏浚、整理，虽有中断，但延续至今。大运河展示着中华文化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和横亘千古的延续性，并不断扩大、延伸、融合、创新、发展。中国大运河沟通南北，辐射四方，人员物资往来生生不息，经其运载的人和物不计其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以估量。生活在运河边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繁衍传承，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相伴而生，与运河相关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流传至今。中国大运河在古代发挥着重要的漕运、灌溉作用，今日仍发挥着重要的输水供水、内河航运、防洪排涝、生态景观、文化旅游、休闲游憩等作用。

02

大运河文化在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中的活化利用路径

“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概念为中国首创，它的提出经历了反复的考察、评估和论证。直到2022年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通知。现在，我国形成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建设布局。国家文化公园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顶层设计，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服务于国家与民族；二是体现了共同价值，是对建立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模式的创造性探索，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实现共同价值。因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需要对大运河文化的多维价值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并且在建设实践中对大运河文化的创新性传承方式和创造性转化模式进行积极探索，在价值阐释、传播形式、传播载体、建设模式等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深度挖掘，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高质量建设。

2.1 以多元一体的国家观集中展现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大运河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众多功能，自始至终服务于国家大局和民族团结，凝聚了深厚的情感关联、共同的文化观念和高度的价值认同，在促进南北沟通和城乡协调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培养和抒发新时代爱国情怀的信念根基。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文化工程，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团结的坚定信念，承载着生生不息、传承永续、多元一体的厚重文化，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伟大智慧、坚强决心、拼搏勇气和家国情怀，因此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在这些方面深入挖掘和合理呈现。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运营和使用过程中，要通过各种物质载体、活动形式和展示传播方式，对锻造国家的大规模动员能力、塑造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个人在国家中的秩序感、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塑造民族性格、坚定民族自信等观念进行深入挖掘和生动呈现。同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使中华民族宝贵精神绵延永续、伟大情怀深入人心，锻造新时代新发展形势下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和社会观念。在深入阐释和生动展现中国大运河对推动多元一体国家格局形成和发展演进重要作用的高度上，增强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参与感、认同感和满足感。

2.2 以统筹兼顾的集体观规划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统筹思想很重要。需要我们站在更高层面上，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统筹部署各方面力量。既要突出顶层设计，又要注重跨地区跨部门协调，加强与区域发展战略、各类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的有效衔接，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合力。明确全国乃至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具体规划，把各项建设任务做合理的规划、分工、布置，包括文化、水系治理、交通体系的配套建设、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制度创新等。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有效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整体工作机制，建立不同部门、不同区域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同时，要统筹考虑中国大运河沿线地域的广泛性、文化遗产类型多样性和文化资源差异性，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的分类施策、分步实施。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围绕大运河沿线8省（市），优化形成一条主轴凸显文化引领、四类分区构筑空间形态、六大高地彰显特色底蕴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功能布局。明确差异化建设保护重点，构筑空间相连、功能互补、特色各异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利用形态。系统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合工程、数字再现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加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统筹规划建设，同时围绕大运河不同河段的功能定位，串联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和特色展示点。整体展示大运河文化遗产、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水利运输、人民生活等，形成融交通、文化、体验、娱乐、休闲、游憩、康养等各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2.3 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塑造大运河绿色生态系统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将天人合一思想进行整体展示和体现，注重提升整体景观风貌，坚持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设计建设各类展示空间，推进特色文物和文化资源与大运河历史河道水系、自然生态系统、传统人文风貌进行统一展示。优化调整交通线路、慢行系统沿线业态布局和景观风貌，精致管理和维护沿河景观界面和具有文化意义的景观视廊，形成高品质、各具特色的河流廊道和城乡肌理。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推动各地以文化生态要素为核心，构建大运河标志性特色文化遗址公园、非遗展示园、自然生态公园、雕塑公园、郊野公园、中央公园、考古遗址公园等，突出历史文化和生态景观双重价值。科学配置和优化调度水资源，改善河道水系资源条件，推动恢复大运河通水通航，做好中国大运河沿岸国土绿化和水环境治理。加强中国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强化滨水生态空间互联互通，推进滨河防护林生态屏障建设，打造中国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

2.4 以义利相辅的经济观促进大运河多种业态发展

中国大运河沿线8省（市）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关联区域，以不足全国百分之十的土地，承载着全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经济总量，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发展基础好且发展动力强劲。所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文化和经济上的双重优势，更有条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重点发展大运河通航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绿色产业、休闲健康产业等多种业态，深化产业融合。发展休闲新业态，以旅游休闲为主，不断拓展文化、农业、体育、健康、养老等休闲业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高品质休闲需求。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着力打造一批富有运河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运河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休闲城市和街区，培育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和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保护发展大运河中华老字号，大力发展“假日经济”“夜间经济”，推出系列休闲精品项目和活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传承运河商业精神和商业理念，以义为先、义利相辅，既要追求经济效益，又要保证社会效益，落实其公益属性。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文化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形成可观的市场效益，又能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精神文化需求，形成集生态、旅游、商贸、文化、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运河公共文化空间。

2.5 以包容开放的交往观推进大运河文化交流传播

中国大运河是交通要道与文明交融的纽带，具有开放包容、通达互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等文化特质，是新时代彰显中华文明世界眼光和全局思维、寻求不同文明心意相通和情感共鸣的重要载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依托中国大运河历史和今天的河道及周边区域，围绕沿线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打造中国大运河特色文化高地，构筑中国大运河实体与地域文化伴生共荣的集中展示空间，形成分类集中、有机衔接、深度融合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多元一体格局。

同时，加强大运河文化国家间的交流与传播，打造交流合作平台，积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鼓励国家文化公园各组成部分坚持开放建园，建立国内外“友好公园”关系，推动形成长期合作。鼓励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开展交流与学术活动，加强中外智库合作，积极推进高水平文化交流合作。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作用，加强与其他国家公共文化空间或机构交流合作，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共建共享。加大国际传播力度，准确解读建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内涵和重要意义，利用国际通行语言体系讲述大运河文化，传播大运河精神，彰显大运河价值。发挥国际上和我国关于运河的交流平台的重要作用，建立国际化大运河传播平台，形成多语种、全系列的大运河文化宣传材料，进一步加大传播力度。积极创新传播模式，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与新媒体创新表达方式，不断提升传播效果。

2.6 以绵延有序的发展观促进大运河区域民生建设

近年来，中国大运河沿线文旅融合、特色生态、数字科技等业态蓬勃发展，景观打造、河道整治、环境保护等工作成效突出，城乡建设品质持续提升，为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大运河育人更惠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活动深度融合、开放共享，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体系。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对大运河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传承和合理利用，维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建立人河共生的文化空间、经济空间和自然生态空间，统筹兼顾沿线的生态环境，保障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发展水上观光文旅与绿色航道交通，使大运河文化保护同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同频共振。

03

结 语

国家文化公园旨在将人文遗产与自然遗产涵盖其中。根据试点类型来看，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在管理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国家文化公园不仅能欣赏自然风景、适合公众休憩，更重要的是能凸显其涵盖的历史传承、文化影响和艺术特征。大运河丰富的遗产资源、悠久的发展历史、卓越的水工技术、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艺术成就、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其独特的商业性、开放性、包容性、活态性、流动性等特征，使得其本身成为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要深入挖掘内涵，高度阐释价值，虚心立足传统，积极探索创新，用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观阐发古老大运河的当代价值，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标志、人民精神家园和文化体验空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将和长城、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统筹协调，联动发展，使这几个承载大型文化资源和文化内涵的国家文化公园在物理空间、文化内涵和社会经济上形成一个整体，内外兼修、开放融合、稳步推进、统筹发展，形成国家文化公园总体战略布局。

引用格式：周泓洋，王粟，周扬.大运河文化的多维价值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J].中国名城，2022，36（07）：11-16.

来源：中国名城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