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公里长的深圳河，深圳和香港曾经的天然阻隔，今天已是双城融合发展的纽带。
“这条河就是深圳河”，张克科打开手机，播放着自己不久前拍摄的视频。镜头拉向近处，一条缓缓流淌的河，出现在画面中。
深圳河，说起这三个字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平淡无奇，但是对张克科来说，它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前段时间我翻到了一张1997年的通行证”，张克科数了数上面的出入境核验章，“53次”。光是那一年，他就53次往返深圳香港之间。
作为喝着湘江水长大的湖南人，流淌在深港之间的深圳河，却成了他“穿越”次数最多的一条河。但是，自从2020年1月之后，因为新冠疫情，他已经2年7个月没有去过深圳河那边的香港了。这对张克科来说，实在是一个难以适应的变化。好在他的家就在深圳河边，每天早上还可以沿着河边散散步，看看那近在咫尺却暂时遥不可及的对岸。
“这里就是河套的核心区”，张克科指着画面左上角说道。
河套，这个名词对他来说意义不同寻常。1992年他就在深圳市政协参与“深港跨境科技园”规划调研，而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经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列为重要的科技创新平台，纳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香港特区政府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也把河套作为“港深紧密互动圈”的核心部分。深圳河两岸的同频共振，对张克科来说，无疑是最近一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深圳河，一条长度不过37公里的小河，1898年却将新安故地一分为二。现在，她终将不再成为天然的阻隔，而是深圳香港双城融合发展的纽带。
小河沧桑
对这条结缘30多年的河流，张克科当然是熟悉的。“深圳河全长37公里，流域面积312.5平方公里”之类的数据也信手拈来。不过，要了解深圳河的某些往事，还得找那些土生土长的深圳人。
比如，除了廖虹雷，很难找到一个人告诉你深圳河1940年代的样子。“我妈后来告诉我，抗战胜利那一年，她用布带背着不到一岁的我跨过深圳河，到香港的元朗、荃湾走亲戚”，廖虹雷经常跟人说起这一幕。1898年，中英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新界，一条小小的深圳河，“一跃”成了香港与深圳（宝安县）乃至中国内地的界河。但是，千年的亲情和血脉，又岂是一条小河可以割断的呢？有些村庄，就横跨深圳河两岸，比如罗芳村，后来就形成了深圳罗芳村和香港罗芳村。
有的村子在深圳河北岸，但耕地却在对岸，如莲塘村、长岭村、坳下村、向西村……河两岸的村庄，同说一种方言，同拜一个祖先。“（深圳河）这边耙田，（深圳河）那边插秧；这边割禾那边晒粮；这边鸡鸣那边天亮；这边炒菜那边闻香……”廖虹雷用文史作家特有的诗意语言，描绘着深圳河曾经有过的场景。
上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深圳河两岸都建起了高高的铁丝网，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界，甚而是冷战的前沿。深圳河两岸，不见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场景，“抓特务”“反外逃”的弦绷得却是越来越紧。
今天的廖虹雷是深圳有名的文史作家，但是你知道吗？他的作家之路，却也是从深圳河畔“抓特务”开始的。1969年3月18日凌晨，边防部队8连战士在莲塘边境线巡逻时，发现数名特务偷越边境，在民兵的配合下，当场击毙两名特务，并将另一人活捉。当时的廖虹雷还是个文学青年，在宝安县专业文艺团队担任文艺创作员，闻讯立即深入部队采访，创作出话剧《边防枪声》，后来改编为8幕大型粤剧。1976年，参加广东省文艺调演，引起轰动，广东省内外各剧种60多个剧团进行改编演出。用今天的话说，那也是“网红”和“爆款”了。
浅浅的深圳河，毕竟不会永久冰封。到了“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的时候，沿岸村庄闻风而动，纷纷在深圳河香港一侧的“飞地”上种菜、养鱼、养鸡，搞起多种经营，成了全深圳，甚至整个中国内地最早富裕起来的村庄。
说到这里，廖虹雷拿出了一个珍藏多年的笔记本。上面有他1980年10月11日在渔民村的一段采访记录：“（全村）收入超过万元的四户”。万元户家都有哪些标配的家当呢？“音响组合，2000多港元；雪柜（冰箱）；新力（索尼）18吋电视，2000多港元；落地风扇，300多港元。”
一年之后，廖虹雷又去渔民村采访，村支书吴柏森对他说，村里正在为村民建房，每栋实用面积135平方米，计划建30栋，当时已经建成21栋。到了1984年初，30栋“洋房”全部建成。当年1月25日，村民们迎来了视察深圳的邓小平，于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万元户村”的名号不胫而走。实际上，深圳河沿岸的“万元户村”，又何止渔民村一个呢？
▲1978年罗芳村过境耕作口，铁丝网对面村子为香港新界绞寮村(何煌友摄)。
连通深港
当深圳河不再是边防前哨，而是成为改革开放前沿，人们突然发现，横跨深圳河连接深圳香港的罗湖桥，变得前所未有地拥挤起来。1982年，深港双方签署了《深圳—香港关于增辟两地之间通道的协议》。双方还成立了陆路交通、改造罗湖火车站、治理深圳河等5个工作小组。
也是在那一年，深圳边防检查站第一次迎来了150名女兵。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叫吴燕霞。“当时通关是纯手工操作，一个人一张桌子，一个钢印用来盖章，一个库房放收集整理的资料”，40年后，身为罗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二级高级警长的吴燕霞回忆起这些，仿佛看到了当年18岁的自己。
在经济特区早期，罗湖口岸日均通关旅客不过数百人。而吴燕霞和战友们来到罗湖桥边检岗位，正赶上深圳河彼岸通关客流空前暴涨的时候。大批商业嗅觉敏锐的港澳台商人，回乡探亲旅游和洽谈业务的人群逐年增加，罗湖桥上排起通关长队，成为常态。
从1978年至1988年，深圳口岸通关人数每年以20％的比例递增。1986年，罗湖口岸新联检大楼投入使用。这座黄色屋顶、红色柱子的12层大楼，成为彼时深圳河两岸人员往来的必经之路。
1988年，一个湖南人拿着一纸调令南下深圳，来到深圳图书馆工作，他就是张克科。此时的深圳，已然成了中国人向往的城市。与香港一河之隔，在当年的中国内地，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国际化”呢？
比大多数初来深圳的人更幸运的是，张克科在深圳工作的第一年，就踏足了深圳河彼岸的香港。为了筹备深圳书市，张克科受命前往香港邀请专家学者担任顾问。
当然无法考证，张克科第一次前往香港的出入境核验章是不是吴燕霞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第一次跨过深圳河去往香港那一年，1988年，对吴燕霞来说，对所有往返深圳河两岸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中国内地第一套边检查验计算机系统在罗湖口岸启用。从此告别单纯的手工验放，向半自动、自动化通关过渡。
张克科1990年代初调入深圳市政协工作，担任联谊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港澳台侨委员的联络工作。去香港，成为工作的日常。深圳河只是工作的必经之路。香港回归祖国的1997年，那一年他去了香港53次，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退休。
随着皇岗口岸、福田口岸等口岸陆续开通，深圳河上的通关梗阻逐渐被打破，两岸的人员流动空前活跃。内地游客赴港人数从1997年的236万人次，到2006年猛增至1350万人次。吴燕霞验放通关的人数一度达到一年26万人次，也创下了她职业生涯的纪录。
联手治水
河流，喜怒无常。时而平静如处子，时而暴怒如猛虎。
对于这一点，与深圳河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克科是深有体会的。当1990年代初，他来到深圳市政协担任联谊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深圳河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深圳河也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当然，这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而是那些年河两岸人们共同的记忆。
那是1993年9月26日，台风“贝碧佳”袭击香港、深圳。大雨倾盆，深圳河河水暴涨。深圳市内大部分地区严重水浸，深圳河沿线低洼地更是一片汪洋。
“那天上午我和几位同事乘车去龙岗开会，车开到布吉立交路口，雨太大走不了，就掉头想回政协机关，结果去上步的路无法进入”，时隔近30年，那天的情形在张克科脑海中还如此清晰。一直等到下午3点，车子还是无法动弹，大家只得分头回家，“我蹚着齐腰深的水，一步一步从老街走到翠竹路，然后再步行回去布心村。”
事实上，那次台风险些淹掉当时的深圳市中心罗湖区。加上当年6月份的一次台风，这已经是3个月之内深圳市区第二次淹水。同时，深圳河沿岸的香港上水、新田地区同样“水漫金山”。
深港联手治理深圳河，已经刻不容缓。1995年5月，深港双方政府签署了《治理深圳河一期工程委托协议书》，第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深圳河的症结在于河道蜿蜒曲折，河床狭窄，导致泄洪能力极低。第一期工程的主要措施就是对料坣（渔民村）和落马洲两个弯段进行裁弯取直。
深圳市为此成立了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首任主任林万泉也是市政协委员，与张克科在工作上有颇多交集。关于治理深圳河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他的回忆更加详细而生动。
对于深圳河河床淤积的污泥，深港双方最初协商确立了“大开发、大搬家、大转移、大回填”的工程方案，工期至少需30个月。
“淤泥深度大，换填工期长，搬运泥沙也会产生噪音和扬尘。能不能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既缩短工期，又不影响环境呢？”当时的深圳市领导提出了一个期望。
林万泉四处查找技术资料，得知国内很多兄弟单位，已经在开展针对软弱地基进行真空预压法的研究，工期短、费用低、效果显著并且节能环保，但是，这项技术从未在像深圳河这样的大型工程上试验过。
在等待、焦灼和期盼中，真空预压法大面积使用可行性方案终于成功了！
但此时此刻，林万泉突然犹豫了：采用新方法，就意味着要推翻深港政府多年以来的谈判成果，并且面对各种不确定性。
“那时候确实痛苦的，想想就后怕”，林万泉坦言，百般考量后，他决定发文给港方谈判首席领导——香港渠务署署长张达炯，明确了新的工程方案，并强调一旦采纳双方都需承担责任。
20多天过去，度日如年的林万泉终于等到了张达炯的回复，“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工程师做出的一个软弱地基大面积真空预压的布置设计。”
林万泉坦言，当时看到回复，百感交集，心中一块巨石落地了，这份回应是港方对新方案的认可，也是对他这样一个老工程师的信任和尊重。
1995年5月，深港合作的深圳河治理一期工程正式动工，仅用23个月工期于1997年4月完工，比原计划缩短了7个月。
2017年7月2日，历经35年的深港联合治理深圳河工程全面完工。治理后的深圳河防洪标准已大大提高，河面宽度也由原来的25—80米扩展到了80—210米，航运条件和水环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这段堤坝边坡区的软弱地基建成后，深深地压实在深圳河底，至今依然稳定地发挥着作用，这么多年过去了，它早已成为我心中丰碑一般的存在”，年近八旬的林万泉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满怀激情。
双向奔赴
深圳河治理一期工程，河道裁弯取直区域出现了多个南北交互的地段。其中最大的一块在福田——落马洲段裁弯段：深圳方约有0.86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新河的香港一侧；相邻的原河道面积为0.18平方公里保持原状不回填，合计约1平方公里南移到深圳河香港一侧。
这块地方，后来有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河套。
小小河套，牵动深港近30年。其中经历了多少曲折和等待，有切身体验的人并不多。张克科是其中之一。
每当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张克科也会想起他的好朋友，已故的深圳市政协常委、香港新界“皇巴士大王”（“皇巴士”是皇岗至落马洲穿梭巴士简称）、新田乡事务委员会主席文伙泰先生。
张克科与文伙泰的相识，要追溯到他在深圳市政协担任联谊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当时他负责联络港澳委员。在一次香港委员小组会上，文伙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很好的机会，在深圳河那边。”
如果说当时张克科还没有听明白的话，那么当不久之后他与文伙泰一席长谈，就完全被这位深圳河边土生土长新界人的情怀和理想所感动了。
文伙泰出身于香港新界“彭邓廖侯文”五大氏族之一的新田文氏家族。他的母亲早年从深圳皇岗嫁到香港新田。因此，文伙泰对深圳香港都有深厚的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祖祖辈辈都和深圳人一起，同耕一片地，同饮一河水’”，张克科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
文伙泰早年在英国留学、工作，1977年回到香港，有感于新界相比港岛、九龙的落后，雄心勃勃地编制了一个地区发展研究报告，并通过正式渠道上交给香港政府。但是，彼时的港英当局完全不重视新界的发展。文伙泰没有气馁，转而把目光投向祖国。他在和张克科的第一次谈话中，道出了自己的构想：在皇岗口岸毗邻的渔农村和对岸的新界新田村各建一栋比邻的科技商务大厦，用于做跨境科技园。
这，就是后来“一河两岸经济带”“深港河套合作区”等一系列构想最初的雏形。
张克科立即向市政协领导汇报。领导听到引起了高度的兴趣，要求立即展开调研。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张克科与文伙泰一起，多次与深圳市内外专家座谈，在深圳河沿岸实地考察，飞往北京向领导汇报。
“文伙泰先生给领导汇报，他每一个要点用粤语说一个开头，我们就用准备好的汇报大纲以普通话作说明”，张克科描述的这一幕极具画面感。文伙泰并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期盼深圳河两岸乡亲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拳拳之心，没有人“听”不懂。
1996年，《深圳河经济合作区规划设想》《深圳河福田-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研究报告》等完成了论证。以河套为中心的深港跨境科技圈的蓝图，令人心潮澎湃。“这件事，等到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可以做！”大家都这么认为。
后来，张克科离开深圳市政协，历任深圳市高新办副主任、市科技局副局长、市科协专职副主席，参与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与深圳市政府的合作，筹备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调研策划虚拟大学园等。
深圳河，流淌不息。河套，没有沉寂太久。
2017年7月1日，粤港澳三地政府和国家发改委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
2019年2月18日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毗邻的深方科创园区建设”。
2021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北部都会发展策略》提出“双城三圈”。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港深紧密互动圈；规划将港深创科园与落马洲/新田一带整合建设“新田科技城”，成为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引擎。
河套，终于迎来了深圳河两岸的“双向奔赴”。
作为公务员，张克科已经退休多年，但是身为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圳市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河套和深圳河两岸的关注和思考。
遗憾的是，文伙泰先生已经在2014年去世，没能看到今天的河套如火如荼的景象。张克科在他撰写完成即将出版的《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中，对这位老朋友给予了高度评价：“文伙泰先生是极有远见的，他从30年前就开始思考香港与深圳‘一河两岸’合作与发展……这一设想与如今的‘北部都会区’‘双城三圈’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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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记者：黄瑞填 马骥远 邓媛
制图：勾特
编辑：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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