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抗美:狂草美学 时代担当

 

草书的审美价值

草书热是当今书法艺术兴盛繁荣的表现,也是新时代艺术的一个特征。东汉时期也出现过草书热,其热度在赵壹《非草书》有十分形象的描述:“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抓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今天的草书热主要表现在热爱草书的人多,而像古人那样全身心地投入于草书恐怕还略逊一筹,其差别在于对草书本质的认识上。

当下人们对草书的认识存在着某些误解,混淆日常潦草书写与草书艺术创作的界限是最普遍的误会。一些人认为写得潦草就是草书,草书是比篆、隶、楷、行更容易书写的书体;只要会写草书的符号就等于是草书家了;写得快和流畅就是草书、敢于夸张狂放的就是草书,等等。有的对草书的价值判断缺乏一般性的常识,误把草书简单地理解为连绵和划圈;还有的把可读与可识性作为评判草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等。这些误解如果不加以澄清,草书很难进入艺术本体的思考范畴,也很难促进草书艺术更加深入健康地发展下去。

所以,我想就草书的审美价值谈几点观念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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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草如真。“作草如真”说明写草书是有法则的,意思是写草书要像写篆书、隶书、楷书那样严谨。作草如真是草书的传统,也是对草书艺术创作形态的基本定位。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指出,卫迯草书之所以不及索靖草书的根源,就在于不知“作草如真”是汉代已经形成的传统。宋代姜夔《续书谱》也说:“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可见,写好草书首先要遵守的前提是“如真”。“真”是指篆、隶、楷类的静态书体,《说文解字》:“真,本自为‘慎’,本意:谨也。”按此意理解,作草如真则为如其“谨也”。“谨”在草书创作中代表了一种秩序,一种楷式规范,一种理念符号,它是草书的基础。如西晋卫恒所言,“草书之法”需要遵循“楷式”“古式”。唐张怀迯《书断》里说:“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清刘熙载《艺概·书概》又言:“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是大篆可谓楷也。”静态书体产生了一个概念——楷则,就是作草如真应当遵循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楷则不是指楷书的法则,而是静态书体所共有的楷则。

二、篆隶为本。篆隶为草书(包括楷书和行书)作出了一个特殊的审美贡献,即书法线的质的规定性。篆隶的这根线是草书的生命线。古人所说的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等,都是在对这根线质感的建构。唐代以后,篆隶为本的观念值得深刻反思,诸多书家也觉察到古意的丢失,故而才强调篆隶为本的观念。宋代黄庭坚是这种观念的集大成者,他在《山谷论书》中说:“张长史观古钟鼎铭、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军父子。”在《跋此君轩诗》又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姜夔《续书谱》:“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元人郝经《叙书》:“凡学书须学篆隶,……则字画自高古不凡矣。”元代郑杓《衍极》:“草本隶,隶本篆,篆出于籀,籀始于古文,皆体于自然。”明代丰坊《书诀》:“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惟师秦汉、法魏晋。然后体气高古。”这些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唐代以降,书法存在篆隶笔意缺失的问题;二是书法必须以篆隶为本,草书当然更不例外。

三、点画意识。点画意识是指草书符号化之后,书法点画法则的重要性,强调作草点画的构成意识。由于草书的连绵特性,导致当下一些人作草时一味的划圈,不知道圆转、环转过程中的点画意义,因此把复杂有序的转笔简化为划圈。从这个层面而言,“作草如真”之“如”当如点画的起承转合,即所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有起有讫,法度分明。唐代孙过庭《书谱》:“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真与草,两者表现内容一样,而表现方式有很大不同,所以对点画意识就成了草书表情达意的关键。

四、草书是节奏化的自然。宗白华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中说:“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节奏感是草书的重要特征,其用笔速度快与慢的对比组合给人以韵律的美感,正如生命的张弛,反映出情感的抑扬顿挫与跌宕起伏。萧衍《草书状》:“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其速度的强烈对比通过“惊蛇失道”“渌水徘徊”“鸦行”“鹊厉”四个意象反映出来,快与慢的节奏感非常鲜明,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才反映出用笔之疾涩,反映出情感之起伏。草书的节奏远不止速度变化,还有点画节奏(粗细长短)、墨色节奏(枯湿浓淡)、结体节奏(参差错落)、布白的节奏(疏松紧密)等。正如蔡琰说:“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疾涩二字不仅指快慢节奏,还包括时间及空间多种节奏变化。

草书的文化精神与特质

把草书的发展放在历史情境下看,汉代受到“善史书”风气影响,大量书家涌现。而汉代与秦相比,思想环境也相对宽松,曾有研究者认为“两汉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组合体。它既以抽象的形式融化在人的哲学观念中,又以丰富的美感形式转化为艺术作品,后者较之前者更为五彩缤纷。”在这种环境下,书家们在书写过程中通过快写、简化、省略、连带等方式逐渐形成规律,后来被社会广泛认可接受,可以说,汉代草书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寄情山水,主动追求艺术的美感,在这种崇尚道家、注重玄学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这时的草书透出一种优雅闲适、萧散简远的精神气象。到了唐代,政治更加开明,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种背景下,象征盛唐宏伟气象的狂草出现是必然的,张旭、怀素极致的性情抒发,也正是唐代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宋代在“理学”文化的影响下,使得草书具有与唐代迥然不同的特征,通过书法表现“理趣”,开始了对“意”的追求。而明末清初有一批草书家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对草书创作的形式有了巨大突破,形成了个性张扬的艺术特色。可以说,不同时期的草书面目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有着更深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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