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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形象背后，从来不尽是五光十色的风景。

你心目中的无国界医生前线工作人员是怎样的？时刻充满干劲、准备好拯救性命？或许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都抱持这样的期望。然而，前线工作人员不总是那么坚强。面对病人的死亡、医疗设备和治疗方案的限制，他们同样会累积压力和负面情绪，令他们无法时刻保持最佳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让我们发现更多真实故事，我们因此有机会进一步认识这些坚守世界各地医疗前线、看似无畏无惧地完成所有救援任务的人们。

回看过去，专业形象背后，从来不尽是五光十色的风景。

心碎的，是一念定生死

罗哈斯医生（Dr Koana Rojas）来自委内瑞拉，是一名儿科医生。2020年，她选择加入无国界医生团队，在加拉加斯（Caracas）的新冠肺炎病房工作。©MSF

罗哈斯医生记得，她其中一名病人是40岁的儿科医生。他因确诊新冠肺炎入院。一开始，他就呼吸困难，唯一能帮助到他的就是送往ICU（重症加强病房）。但当时医院的床位都满了。最后罗哈斯医生只能让他接受姑息治疗，病人很快去世。

“7年来，我只看过儿科病人，现在我面对的是成年人，这超出我的范畴。姑息治疗意味着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没办法给他所需要的照顾，我看着他的心跳逐渐减慢，失去知觉，然后去世。”罗哈斯医生回忆时仍禁不住哽咽，“一想到，我也可能是他......太难熬了。我记得，他的儿子在绝望之际不忘安慰我，‘医生，不要担心，我知道妳已经尽力。’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内心深处，我知道还有事可以做，例如把他送往ICU。“

如果时光倒流，罗哈斯医生希望能尽量多花点时间陪伴他。“我知道他日子不多了，他也很清楚这一点，这让我更想为他多做些事，例如给他看家人的影片，或陪他聊聊天，让他感觉不孤单。”

疗愈是一场与自我对话的旅程。罗哈斯医生听从无国界医生心理学家的建议，为她的情绪逐一命名，梳理一切，找出问题所在。“与大自然连结帮助我克服这些状况，一朵花、一棵松树......闭上眼，细细品味所有味道，置身其中，我可以放下所有，犹如呼吸一样，告诉我事情会好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痛苦的，是被误解

希宏泽（Manqoba Sikhondze）是无国界医生在斯威士兰的一名居家护理护士。©MSF

新冠肺炎爆发期间，希宏泽正在斯威士兰的居家护理团队工作。当时他不断接到区内不同地方的求助电话，当中大多数是年长和有重症，而且同时身患其他疾病的病人。作为医护人员，他需日以继夜前往不同地方应诊。无奈疫情期间，资源匮乏，希宏泽不时要作出艰难决定，例如先治疗那一名病人。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体察他们的局限，甚至，有病人和家属会误会他们袖手旁观。

“有家属说，他知道医护人员上夜班可以获得更多报酬，所以才误以为我们故意在晚上来。其实，我们一直只有固定工资，如此安排完全无关额外补贴。对我而言，这番话真的很难受。人们很难理解，有些困局源于结构性问题。这不是医疗团队的错，很多事情都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但我们是最前线的工作人员，是民众能够直接接触的人，结果他们的愤怒、不满和各种情绪往往只能对我们发泄。”

希宏泽有时也会想到那些他帮不到的人，“尽管十分痛苦，我还是会重新审视，如果我们做了不一样的安排或决定，那名病人说不定有机会活下来？“

折磨的，是与所爱分开

杜艾西（Marisela Douaihy）是委内瑞拉的ICU医生。©MSF

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很多国际人道工作造成史无前例的影响，而有关工作人员也必须在工作以外同时兼顾和适应个人生活的转变，不时面临种种抉择。例如因应各国边境关闭或有出入境限制，他们需要考虑，到底是继续留守任务所在地点，还是回家与家人团聚，并协助自己的国家。

“新冠肺炎跟其他疾病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旦确诊，任何人都可能需要重症护理，但现实是我们的床位不足以让所有委内瑞拉人留院治疗。当你面前有15名同样严重的病人，你选择救谁？“

杜艾西医生坦言，看到那些几乎喘不过气的人，她觉得自己也快窒息。“这样的灾难让我的心灵极受震撼。每个人都向我求救，但我无计可施。作为ICU医生，我很习惯面对死亡，但仍然不能接受，10名甚至更多的病人在同一天内死亡。每天对10个家庭说‘我们已经尽了所能，但我很抱歉，我对你的家人实在无能为力。’，这种束手无策的痛苦，让我开始接受心理学家的辅导。“

说起家人，对杜艾西医生来说，最有效的鼓励始终来自他们。然而，由于她要在高危地点工作，为免家庭成员有机会因她而染疫，唯有与他们隔离，这让她仿佛在困难时刻中顿失所依。“与家人无法见面的日子实在非常难熬，我已经有一年没有抱我女儿了。”她忍不住哭着说。

困难的，是接受放弃

来自上海的ICU医生刘一云（左）于2020年10月加入无国界医生在伊拉克的新冠肺炎救治项目。©Ghada Safaan/MSF

在巴格达的疫情高峰期。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教学医院——金迪（Al-Kindi）医院提供支援，协助治疗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医院里的病床总是满的，但只有3台大的无创呼吸机。气管插管是ICU很常见的操作，但当地政府规定不得对新冠肺炎病人实施插管，救治措施很有限。

刘一云记得，有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在病房治疗了一段时间。她的家属非常善良，不仅照顾老人，还帮忙照顾其他病人。在医护人员和家属的努力下，老奶奶的病情一度有好转，但突然有一天，病人突发晕厥，刘一云和几名医生护士立即赶到病床边，发现病人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实施了心肺复苏也没能抢救回来。撤走抢救设备时，一大家子人就在病床旁围着老人嚎啕大哭。

“起初，我想和当地医生讨论病人的死因，但刚说了几句就没法说下去了，转身走到病房外无人的角落，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手不能随便摸，不能擦眼睛，没有纸巾，口罩也很宝贵，我只能站在原地两三分钟等眼泪干了再回到病房。”想到一年前的经历，刘一云仍然动情。

“虽然在ICU工作多年，但我从没有在短时间内见过这么多的生离死别。当病人救治希望渺茫时，当地医生的眼睛都盯着我，我知道所有人都希望把病人救回来，但我也知道如果继续给病人最高强度的治疗不但无法改变结局，而且只会增加病人的痛苦。然而，‘放弃’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一直认为，医生放弃的时候才是病人真正失去救治希望的时候，所以，选择放弃高强度治疗转变为姑息治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似乎是医生的通病——对救回来的病人觉得理所应当，对救不回来的病人耿耿于怀。在项目上的4个月里，这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总是缠绕着刘一云。但也就是在这4个月里，随着所有人的努力，重症、危重症病人死亡率从近乎100%降到80%，再降到60%。这些改观，让刘一云得到一些安慰。

维持心理健康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在前线工作数月，工作人员往往感到疲倦，并有许多新的经历需要反思。他们也许会需要协助，好让自己能更好地处理情绪和面对创伤经历的自然反应。在出发任务前，他们接受全面预备培训，当中包括心理健康的部分。此外，每个行动部门都有一个心理健康支持小组，鼓励所有前线工作人员主动求助，如果团队经历创伤事件或异常高压的状态，组织的心理学家会因应情况前往项目地点或通过电话、视频连线提供支持。

来源：无国界医生

责编：田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