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杨全

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常被认为在1998 年，但最近针对这一问题有了论争，起因在于学者邵燕君、吉云飞提出中国网络文学起源的新说法。他们认为1996年的“金庸客栈”才是起始点。[1]这吸引了欧阳友权、马季等人参与论争。马季强调“现象说”，[2]仍坚持 1998 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作品形成了网络文学这一“现象”；欧阳友权则提出“网生起源说”，认为“网络文学皆因网络而‘生’”，因此 1991年海外留学生创立电子周刊《华夏文摘》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元年。[3] 其后邵燕君又进行了反批评。[4]相关论争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产生了较大反响。

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相当重要，这不仅涉及文学史的时间划定，更重要的是涉及界定何为网络文学这一根本问题。但关于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一直以来学界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本文试图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进行追溯，并由此探讨网络文学的本质，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中国网络文学不能等同于通俗文学

1998年常被视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年，标志性事件是“痞子蔡”创作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引起强烈反响，以及美籍华人朱威廉创建的“榕树下”网站[5]的运行。对此，邵燕君、吉云飞认为这部作品和这个网络原创社区被作为标志，反映了学术界视野的局限性。不管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还是“榕树下”，都呈现出过渡性质，其纸质文学基因相对更强一些。《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中国内地真正产生影响是在 1999 年简体版出版之后。“榕树下”素有“网上《收获》”之 称 ，编审制度带有纸媒逻辑，它们的辐射范围也主要是在传统文学圈而不是网络文学圈。在此基础上，邵燕君、吉云飞提出一个观点，他们认为网络文学的起点不能以一部作品而应以一个原创社区的诞生为标志：

网络文学的起始点只能是一个网络原创社区，而不能是一部最早发生极大影响力的作品。即使是今天不少大神们共同认为源头的《风姿物语》，也只能算作网文的源头，而非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我们要找的起始点，应该是能够聚集无数个罗森，产生无数部《风姿物语》的地方。[6]

邵燕君、吉云飞的这一说法相当重要。在我看来，这会让起源问题的探讨有效摆脱一直困扰网络文学研究的印刷文学观念。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作品客体这一不证自明的预设。这种客体观念与印刷文化紧密相关：“一旦印刷术在相当程度上被内化之后，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物体，里面‘装载’的是科学的或虚构的等等信息，而不是早些时候那种记录在案的话。”[7]从文学理论来看，现代印刷技术最终导致了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诞生。这两种理论认为，每一种语言艺术文本都封闭在自我空间里，成为一种“语言图像”。[8]在印刷文化语境中，这种观念具有合理性，因为我们面对的总是一个实体文本，但以这种观念来理解网络文学时，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面对网络文学时，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固化的文本，其意义也不限于文本，更凸显了文本外的社区活动。它是不同于印刷文化的动态世界，是活态文化，它的消费类似于口头传统，现场的活动与氛围是文学经验的重要部分。在口头传统研究国际学会（ISSOT）发起人弗里（John MilesFoley）看来，将口头艺术转化为文本，其中丢失的元素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冗长和多维的目录”，如语音、表情、手势、可变的背景、观众的互动与贡献等。[9]如果只是从作品层面去理解网络文学，也存在这个问题。不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究竟在哪一年产生影响，如果以这部作品作为起始点的依据，恰好说明人们对网络文学的理解仍受限于印刷文学思维。对网络文学来说，我们恰好要摆脱作品中心主义的陷阱。不过邵燕君、吉云飞强调网络原创社区的重要性并不是基于以上理由，而是受到了韩国学者崔宰溶所说的“网络性”的影响。后者正是借助“网络性”激烈地反对以作品观念去理解网络文学，而将其理解成文学网站。

既然要以某个原创社区的出现作为网络文学的起点，那么选择哪个社区更合理呢？在他们看来，“起始点应该是新动力机制的发生地”。这一新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呢？两位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形态是商业类型小说，新动力机制就是“起点中文网”于 2003 年 10 月开始运行的 VIP 付费阅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粉丝”经济模式与“爽文”模式。为此，他们反对网络文学的“概念推演”，强调应由这一基本事实回溯其源头。按照这一逻辑，虽然“榕树下”也是网络原创社区，并在1998年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的文学风格与动力机制显然与当下商业类型文学大相径庭，因此不能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这一起点只能是某种大众性、通俗性的网络文学社区。由此，1996 年的“金庸客栈”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起始点，其依据在于三个方面：

其依据按重要性排序，首先是论坛模式的建立，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其次是趣缘社区的开辟，聚集了文学力量，在类型小说发展方向上，取得了成绩，积蓄了能量；第三是论坛文化的形成，成为互联网早期自由精神的代表。[10]

可以看出，邵燕君、吉云飞是以当前网络文学的主流形态即商业类型文学来回溯源头，试图把“金庸客栈”与当下网络商业文学勾连起来。这里的三种依据各有所指，论坛模式为网络文学发展提供动力机制是指，“论坛的自由模式使千千万万的文学消费者被赋权，成为后来网络文学商业模式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说，论坛的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编审制度而获得某种自由，这就集聚了大量消费人群，从而为资本入局与商业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论坛又形成了趣缘社群，这促成了后来蔚为大观的“类型文学”。论坛也形成了“天马行空的论坛文化”，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创作活力”。这似乎是指论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二次创作动力，并不断将业余爱好者转化为写手群体的后备力量，由此保持了商业文学的持续创作力。

邵燕君、吉云飞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是网络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不过我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网络文学窄化为商业类型文学，二是忽视了网络类型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之间的重要区别。

首先，将网络文学直接等同于商业类型文学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会削减网络文学的丰富性，排斥实验性的网络文学，比如，集结在“榕树下”“豆瓣”等网络社群中带有“文青”风格的创作群体，以及以“诗生活”“诗江湖”为平台的网络诗歌创作等。网络如同一个浩瀚宇宙，它有太多可能性，最好从家族相似概念来理解网络文学。我认为这与他们采用的方法有关，邵燕君、吉云飞强调以事实去回溯源头，而不是概念推演。不过事实与观念的关系并不简单，他们并不能摆脱观念与预设。对这一事实认定的本身就蕴含着观念预设，他们已经先在地把网络文学等同于商业类型文学了。显然，对起源的梳理依赖于对网络文学本质属性的认定，而不是相反。

其次，强调“金庸客栈”的重要性，将当下网络类型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相联系，试图完成文学谱系的接续与合法性认定，但忽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实际上，将网络类型文学等同于传统通俗文学在网络时代的脉络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比如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曾在演讲中将网络文学纳入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认为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类型小说一直在发展，从“鸳鸯蝴蝶派”的大众文学，到现在的网络类型小说 间存在一个链条。[11]不过，我们不能从通俗文学的层面去理解网络文学，即使是看上去通俗性、大众性特征相当显著的网络类型文学，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是通俗文学的脉络延续。通俗文学是相对于精英文学而言，这种文学类型的自我区分与等级认定很大程度上属于书面文化逻辑。在口头传播阶段，还没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文学制度建构的结果，后者的完善与近现代印刷术、大众传播媒介、教育体制的发展相关。精英文学意味着一种等级次序，它无法自我确证，需要在与作为他者的通俗文学的区分中获得价值维度，与阶层结构存在联系。也就是说，精英文学不仅是一种美学判断，也是一种文化资本与合法性趣味。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经济财富，而是合法性趣味的拥有，成为阶级地位、阶层身份的最佳说明。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由此形成二元对立关系。不过，尽管遵循不同的运行法则，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仍蕴含着相同的书面文化基因。不管是金庸的小说还是卡夫卡的小说，它们的写作、阅读方式并无根本不同，都是个人化的孤独状态，用本雅明的话说，这是与现代社会个体的原子化相适应。尽管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在文学受众上有人数多少的区别，但这些人群之间都只是想象性的关系，本质上都属于个人化的静态世界。网络文学，包括网络类型文学，却是相对于印刷文学而言，会在内容形式层面受到传统通俗文学的深刻影响，但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上已经产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媒介文化的转型与文学的结构性变迁，不管是严肃性的还是娱乐性的文学，都不再是个人化活动，而会有大量的群体互动与交往。这种现场感与活态文化的有无，是网络类型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的根本区别。它也不是传统通俗文学“移植”到了网上，因为这种现场交往本身会对写作内容与形式构造产生直接而深入的制约。

邵燕君、吉云飞意识到不能将网络文学等同于作品，注意到原创社区的重要性，这有突破性的意义。但他们对社区的理解，主要是将其作为一个连通通俗文学与当下网络类型文学的中介。向下挖掘论坛蕴含的商业文学动力机制，向上追溯通俗文学传统，以通俗文学经典完成合法性认定与脉络接续。但是网络文学延续的并不是通俗文学传统，而是呈现媒介转型的后果，这就涉及对网络文学本质属性的认识了。

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从网络性到交往性

邵燕君、吉云飞对网络文学起源的探讨实际上与他们对网络文学本质属性的认定有关，即网络性。

网络性的说法最早由许苗苗提出。2000年她在《与网相生——网络文学的现状与发展》中写道：“网络作品的文学性和网络性双重特点相互交织，密不可分。”[12]这种将文学性与网络性相提并论的说法具有突破性意义，不过遗憾的是她并未对此展开论述。此后对网络性展开较多论述的是韩国留学生崔宰溶。崔宰溶强调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反思了早期研究中人们用超文本、多媒体或后现代等西方电子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网络文学本质的弊端。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式的先锋网络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大众化的商业文学。为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他提出了网络性的说法，将其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不过，他理解的这种网络性仍然是一种超文本性，他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络性（超文本性）不在于西方超文本式的个别作品之内，而是在考虑整个网络结构时才能看到。在文学网站里，一部小说不是以从头到尾一贯的、线性的叙事存在，而是以由该小说无数的碎片以及通往（或不通往）这些碎片的链接构成的结构而存在。比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本身不具有很强的超文本性，但它经历了一系列网络化过程，也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才变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网络文学作品。崔宰溶也试图以网络性摆脱传统作品概念的限制：“‘作品’概念不断地限制‘超文本’概念的无限扩展运动。”[13]而在文学网站里，“网站的结构或网络本身优先于个别作品”。[14]崔宰溶的观念实际受曼诺维奇（ Lev Manovich）的影响，后者强调印刷时代的叙事文化正走向网络时代的数据库文化，语言符号的纵聚合轴开始取代横组合轴，处于潜隐状态的“词法”接替了叙事文化的“句法”，世界应通过目录而非叙事来理解。[15]比如在网络上我们总是面临各种菜单选择，线性叙事遭遇挫折，网络的整体结构总是优于文本。不过崔宰溶也发现，网络性（超文本性）意味着无限的链接，当它大到无所不包时就很难作为一个对象为我们所把握。为此他对网络性加以限制，认为文学网站就是网络性代表性的例子，文学网站内外的区分可以说是物质性的，因为网站是以比特信息的形式存在于服务器的硬盘里，这样我们既摆脱了作品概念，体现了网络文学的超文本性，也为我们从对象角度去把握它奠定了基础。总之，他认为：“中国网络文学‘是’网络，或更具体地说，‘是’文学网站。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学空间，发生在该空间的所有活动都是网络文学。”[16]

在崔宰溶的基础上，邵燕君对网络性进行了较大的拓展与丰富，让它成为一个网络文学研究界广泛接受的概念。她首先认为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就是网络性，并从几个方面对网络性做了阐释：

（一）网络性表明网络文学是一种“超文本”，这是相对于作品概念而言；

（二）网络性根植于消费社会“粉丝经济”；

（三）网络性指向与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文化的连通性。[17]

可以看出，第一点是源于崔宰溶的启发，第二、三点则是结合网络类型文学的特质做出的补充，强调了网络性的“粉丝经济”、ACG文化等属性。

网络性被看成是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不过这一说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崔宰溶试图以网络性摆脱作品概念的束缚，同时又想避免其无限性而对网络性加以限定，将其等同于文学网站。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网友的阅读行为在文学网站确实是网络性（超文本性）的，但他并不会只局限于某个文学网站，而是不断地跨越各种网站或社区。比如他在“起点中文网”阅读，也会在“百度贴吧”“龙的天空”等论坛参与讨论，这种超文本性显然无法被崔宰溶所说的网站之间的“物理区分”所限制。同时，超文本性描述的主要是文学主体的个人行为，未体现出中国网络文学的交往性、群体性这一根本属性。崔宰溶试图凸显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殊性，不过他执着于超文本性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悖论式地将其与西方电子文学混同。对后者来说，当这些作品被置于网站这一流动空间时也会获得类似的超文本性。而邵燕君在此基础上将网络性与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ACG文化相联系——这正是她在讨论网络文学起源时的观念预设。如前所述，这可能窄化了对网络文学外延的理解，也会忽视它与通俗文学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呢? 我认为确实如邵燕君、吉云飞所说，中国网络文学应该以某个原创社区而不是作品为起点。不过原创社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聚集了消费人群，为资本入局及商业类型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在于蕴含了中国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交往性。交往性是指随着网络这种交流媒介的兴起，文学的生产、传播与阅读都在交往中进行，作家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文学交往共同体，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交往的深刻影响。传统社会也会有海量的消费人群，但这些个体基本是分离的，而网络媒介的特殊性就在于促成了人群的连接与交往。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作家或读者仍沿用传统个人化的文学活动模式，但从媒介转型背景下中国网络文学的特征及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来看，其重要性就在于这种交往性。

可以发现，从中国网络文学的历史来看，交往性是其贯穿始终的特征。互联网刚兴起时，BBS、聊天室是这个洪荒时代的绝对主角，逛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网络论坛）、进聊天室成为网友常见的生活方式，流行的说法是“逛板（版）”，这带来广泛的交往活动。早期网络文学作品基本都是从论坛中走出来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风中玫瑰》是人们时常提到的代表作，它们充分体现了这种交往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其题材是关于网恋的，这种情感正是通过网络交往而产生，它在形式上也充满了源自BBS 的风趣与简洁的口语化文风。《风中玫瑰》源自福建某 BBS，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时，在图书排版体例上前所未有地采用了BBS版式，保留了作者与读者的交往现场。这种奇特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了新文学时代的来临。除了普遍的论坛式存在，早期网络文学还有大量以聊天室为背景的小说，当时的知名网络文学评论家吴过主编的文集《沉浮聊天室》反映了这种文学状况。[18]这类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网络交往的记录，文中充满了网聊的群说氛围、语言与表情。2003年网络文学开始商业化，BBS文学转换为“商业文学网站+书评区”模式。商业化后的网络文学成为大规模的“网络拟书场”。读者的“叫好”“点赞”“献花”“吐槽”“催更”，以及“脑补党”“合理党”的大量评论与跟帖，与作者的互动交流，形成了热烈的交往氛围。当然这并不能概括所有情况，有些大神级作家不愿或无暇顾及交往，实际上回归了传统文学活动模式。但对多数作家来说，交往是他们积攒人气、听取意见与满足情感需要的重要手段。比如“晋江文学城”网站特别重视论坛与书评区建设，强化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这实际上为后续的IP改编提供了“粉丝”基础。随着移动媒体的兴起与社交媒体的广泛发展，这种交往互动得到进一步升级。为了迎合热衷互动的“Z 世代”（“95 后”“00 后”），文学网站与手机应用软件（APP）推出了“本章说”、书友圈等社交功能。“本章说”又称阅读弹幕，实际就是段评，由于网络小说每段字数较少，常常一句话就是一段，因此这种段评在小说中就呈现出星罗棋布的效果。相对传统章节之后的跟帖评论，“本章说”的特点就在于交往性更强。以前读者需要退出阅读界面转到书评区评论，现在则可根据剧情及时评论或分享。其带来的效果就是读者评论数量的大幅增长。截至2020年4月，据称“起点”平台上已累计产生了7700万条段评数据，这个互动量是非常惊人的。这种交往性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文学网站或手机应用软件（APP）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交软件，试图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交功能，阅读生活成为社交生活的一个接入口。与此同时，读者的社交需求甚至超越了阅读需求，阅读手机应用软件（APP）的书友圈已经成为“Z 世代”社交生活的聚集地。

中国网络文学的这种交往性不仅是文学现实，也构成了它独有的特征。这可以从双重视野来看，这既是它与印刷文学的区别，也是它与西方电子文学的区别。印刷文学当然也会强调文学交往，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交往行为，但主要是一种想象性的交往。在印刷文学语境中，作者与读者是割裂的，因为缺乏一个可以验证的语境，“作者的对象总是虚构的”。读者同样如此，“也不得不虚构他心中的作者”。这是一种延时的，甚至可以跨越数千年的阅读：“等到我的朋友捧读我的信时，我的心绪和写信时的心情可能已完全不同了，我甚至可能已经去世。文本传达讯息时，作者是死是活都没有关系了。”[19]不仅如此，印刷文学还有意识地屏蔽交往性，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割裂成为艺术家的刻意追求。这是有效实现个人心灵独语、摆脱世界奴役的保证：“只要艺术家抱着严肃的态度，就会不断尝试切断他与观众之间的对话。”“沉默是艺术家超脱尘俗的最后姿态：凭借沉默，他解除了自己与世界的奴役关系，这个世界对他的工作而言，是作为赞助商、客户、消费者、反对者、仲裁者和毁灭者出现的。”[20]这 种孤独者的自我哲学，具有浓重的精英主义与先知者的身份想象，预设了读者的被动性与缄默，他们只是“沉默的大多数”：“只要最上乘的艺术用本质上属于神职人员的目标来界定自己，那么就预设并证实了这样一批人的存在：他们是相对被动、未经充分启蒙、染有窥淫癖的门外汉，被定期召集起来观看、聆听、阅读和倾听——然后被打发走。”[21]

中国网络文学的交往性也与西方电子文学有重要区别。后者也注重互动，但突出的是主客之间“交互”，而不是主体之间的“交往”。“交互”与“交往”存在词义交叉，但“交互”偏重主体与对象（文本/系统）的“操作—反馈”关系，被西方学者视为开放性文本、创造性读者的美学范式。与之相应的是，西方电子文学凸显技术主义：“与互联网和文学写作同时相关的专业主要是那种实验性非常强的、注重媒体技术的、非线性‘电子文学’。”[22]技术主义强化了文学的精英性，相比印刷文学来说，它的精英性更加突出，不仅有文学要求，也有技术要求，由此排除了那些不懂技术操作的传统作家；它也追求交互性（操作性），但实际上排斥了（大众的）交互性，读者需要非凡的努力才能“遍历”文本。西方的“电子文学协会”（ELO, the Electronic Literature Organization）在定义其新领域的核心主题时，提出利用计算机 / 网络的潜能开发重要的文学层面（important literary aspect）。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认为这个定义是同义反复的（tautological），因为它预设了对“重要的方面”的先在理解，而这种预设只能是源于印刷文化传统。[23]荷兰学者贺麦晓（MichelHockx）深刻地指出，这实际上延续了将作者视为创造性天才的传统认知。[24]换句话说，西方电子文学在激烈反传统的同时也遵循了传统的个人化逻辑。与之相比，中国网络文学呈现的是网络媒介带来以社群交往为基础的文学活动形态。贺麦晓曾对中西网络诗歌做过一番比较，发现两者差异较大。中国网络诗歌主要是论坛、交流意义上的，西方网络诗歌则偏重技术，诗歌网站常被视为一个在线诗歌工作室（poetry workshop），而不是一个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其主要目标是提高诗人的工作 （work）与关键技能（criticalskills）。[25]精英、小众的诗歌尚且有这种区别，以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为主的网络文学就更是如此了。

可以看出，交往性是中国网络文学的独有特点，它呈现了互联网这一特殊交流媒介兴起后文学活动的深刻变迁，这成为一种中国经验，具有不可取代的世界意义。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应从网络性走向交往性。从交往性来理解中国网络文学，交往人群数量的多少、交往频率的密度大小，决定了它可以有多种类型、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网络类型文学会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并不是它的全部，以交往性为指向，中国网络文学呈现出“家族相似性”[26]特征。

ACT：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及其“中国性”

在这次论争中，欧阳友权的观点也值得注意。他主要从文学的首次触网入手，认为应追溯到海外华文网络文学，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应是1991年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的建立。不过这一说法遭到邵燕君的质疑，认为《华夏文摘》最早是把纸质文学搬到网上，后来虽然有了部分原创，但仍然是一个以编辑审核制为中心的“ 网刊 ”。[27]总体来看，虽然《华夏文摘》是最早的电子期刊，但创作者是在电脑上写作，然后编辑通过邮件系统发布给读者，其封闭性的运作模式与纸媒无根本区别。不过我认为欧阳友权在论辩中提出的“生于北美—成于本土—走向世界”的模式是成立的。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正是在海外华文网络文学中。

在我看来，1993年的ACT构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1992年，海外华人在Usenet上开设了ait. chinese. text（简称ACT）。这是国际网络中最早采用中文张贴的新闻组，可以说，有了ACT，才有了中文国际网络。新闻组，英文名为Usenet 或NewsGroup，实际上是一个交往的电子论坛，不同用户通过软件连接到服务器，阅读并参与讨论。ACT 在1992年夏天建成，但最初几个月均为测试帖和技术性文章，从1993年起开始形成一个国际交流网络，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聚集点与海外华文网络文学的重镇。我之所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就在于它形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交往性，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交往场域的形成。从1993年起，ACT进入了长达两年多的鼎盛期，人们在这里发表习作、讨论、聊天。这体现的正是网络媒介的交往性，表明作家、读者之间有充分的交流与互动，作品的生产、传播与阅读均产生于交往中。

二是这种交往性对创作及文本产生了相应影响。在网络文学刚兴起时，陶东风认为: “如果一个作家先把作品写好了，修改得非常整齐了，再发到网上，或者网站直接把纸媒体上的作品输入计算机再上网，都不是我理解的网络文学。因为这根本不能体现网络这个特殊的交流媒体的特性，也体现不出网络交流对于作家的思维活动与写作过程的内在影响。”[2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不能将上传到网络上的纸质文学看成网络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ACT上网络文学写作的动机（交流、发泄）、文体（随笔、杂感）、内容（评论、日常）、特色（嬉笑怒骂）无不与交往性相关，这正是网络交流影响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人们意识到了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人们仍受印刷文学观念的影响，没有意识到文学已经发生变化了，网刊实际带有浓重的纸媒逻辑，而这种体现了交往性，随写随发、聊天式的文字，才是真正的网络文学。

三是在这种交往场域中形成了读者群体、作家群体。当时ACT的读者数量保持在5万左右，并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作者群。

综合上述三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交往性起源于ACT。相比“金庸客栈”，它有三个理由作为起点：

（一）1993年的 ACT 是更早的网络文学社区。

（二）“金庸客栈”只是金庸粉丝聚集地，缺乏作者与读者的交往与写作现场。它当然有一定的交往性，不过这种交往性还不充分，是一种残缺的交往性。而ACT的交往场域已经成形，真正形成了读写互动的共同体。

（三）“金庸客栈”侧重大众文学，ACT作为起点却包含了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既有精英创作，也有大众文学。首先，从精英向的写作来看，ACT孕育了后来的网络文学基因。据《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回忆，朱威廉筹办“榕树下”时聘请陈村主持，原因之一就在于陈村跟网络论坛的契合性: “（陈村）十年间写了几百上千篇随笔，提笔便来，又锻炼出他才思活泼如少年，足以与网上各路好事之徒花言巧语、打情骂俏、匕首投枪。”[29]这与ACT嬉笑怒骂的风格是一致的，并在此后各种BBS文学中得到了传承，“痞子蔡”“今何在”都是其中的高手。其次，从大众向的写作来看，值得注意的是，ACT同样包含了大量对金庸的讨论。这种金庸讨论及其趣缘社群，显然也蕴含着邵燕君、吉云飞所说的商业文学基因。如果要把“金庸客栈”作为源头，ACT无疑是更早的“金庸客栈”，但与“金庸客栈”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孕育了网络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1993 年的ACT作为一个起点，蕴含着网络文学的全部丰富性。网络文学的起点并不是由某一个时间点决定，而是其中蕴含的交流机制。这一机制孕育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这实际上也是网络媒介革命的后果，不管是精英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都会面临活态化的转型。

邵燕君在反驳欧阳友权时，认为海外网络文学并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提出中国网络文学的“中国性”，认为这是“中国人如何在首发于欧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文学浪潮中，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本土的回应和发明”。[30]她强调网文学的“中国性”是重要的，不过她所说的“中国性”与“本土发明”主要是指当下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工业。而从ACT来看，它恰好呈现出了引人注目的“中国性”。当时英语网络世界普遍使用的是UNIX网络运行系统，在其中运行的电脑文件是被称为“美标”的ASCI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编码) 。“美标”不能编写汉语，中国留学生魏亚桂等人开发了汉字处理软件和 HZ（汉码）的编码法，解决了在UNIX系统中汉字输入、传输和显示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专门创立了 ACT——这个在成千上万的英语网络新闻组中唯一的中文交往网络。而它之所以成立，就在于海外留学生因怀念祖国与母语而产生的交往需要。出于对母语的热爱，每个人都会自觉地在ACT上写中文。在五四时期，海外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以文学进化论理念全力介绍与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世界网络文学兴起的背景下，海外留学生并没有去尝试各种超文本、多媒体的西方电子文学实验，而纯粹出于交往的需要，产生了以交往性为本质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但这同样是一种开创，如果说五四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以ACT为起点的中国网络文学，则在网络社会兴起后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性”的网络文学传统。在我看来，也许这种“中国性”并不是网络文学工业，而是交往性，这是网络媒介带来的真正革命。网络文学工业是资本入局并充分利用交往性的结果，资本是重要因素，但交往性才是基础。网络文学的交往性也可以说重建了中国文学“诗可以群”的传统。借诗以言志是先秦外交中的常见行为，此后历代文人集会、宴饮、赠答、唱和、联句也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钱锺书说：“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31]这跟西方有些不同，朱光潜认为，“朋友的交情与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但中国诗歌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32]对传统文人来说，文学既是抒发性灵的工具，也是维系公共关系的媒介。与之相比，网络文学进一步强化了交往性，随着社交媒体日渐深入发展，相比精英、小众与个人化的西方电子文学，以交往性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网络文学会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意义、文学价值与世界性因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媒介文艺的转型研究”（21AZW002）研究成果〕

注释

[1]邵燕君、吉云飞: 《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 》，《文艺报》2020年11月6日。
[2]马季: 《一个时代的文学坐标——中国网络文学缘起之我见》，《文艺报》2021年5月12日。

[3]欧阳友权: 《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文艺报》2021年2月26日。
[4]邵燕君: 《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是金庸客栈———兼应欧阳友权“网生起源说”》，《文艺报》2021年5月12日。

[5]“榕树下”创建于1997年12月25日，刚开始是个主页，1998年开始产生广泛影响。

[6] 邵燕君、吉云飞: 《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 》，《文艺报》2020年11月6日。

[7]〔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第96页，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第101 页，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John Miles Foley, Oral Tradition and the Internet: Pathways of the Min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2，p. 122.

[10] 邵燕君、吉云飞: 《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 》，《文艺报》2020年11月6日。

[11]胡一峰: 《追忆范伯群先生关于网络文学的演讲》，引自https://www.sohu.com/a/211441697_692557。

[12]许苗苗: 《与网相生——网络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文艺报》2000年9 月12 日。

[13]崔宰溶: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第63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4]崔宰溶: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第72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5]Lev Manovich, Database as a Symbolic Form，引自 http://manovich.net/content/04-projects/022-database-as-a-symbolic-form/19_article_1998.pdf。英译汉由笔者译。

[16]崔宰溶: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第74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7]邵燕君: 《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8]见吴过主编: 《沉浮聊天室》，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19]〔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第77页，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美〕苏珊·桑塔格:《沉默的美学——苏珊·桑塔格论文选》，黄梅译，第52-53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21]〔美〕苏珊·桑塔格:《沉默的美学——苏珊·桑塔格论文选》，黄梅译，第54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22]许苗苗: 《网络文学研究: 跨界与沟通——贺麦晓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4 年第 9 期。

[23]N.KatherineHayles,ElectronicLiterature: NewHorizonsfortheLitera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8, p. 3.

[24]Michel Hockx,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2015. p. 6.

[25]Michel Hockx，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2015. p. 143-145.

[26]家族相似性反对本质主义观念，笔者在这里只是借用此说法，表明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网络文学都存在多种类型。

[27]邵燕君: 《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是金庸客栈——兼应欧阳友权“网生起源说”》，《文艺报》2021年5月12日。

[28]陶东风: 《网络交流的真实与虚幻》，《粤海风》2003 年第 5 期。

[29]朱伟: 《陈村: 那就和自己好好玩一场》，《三联生活周刊》2016 年第 52 期。

[30]邵燕君: 《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是金庸客栈———兼应欧阳友权“网生起源说”》，《文艺报》2021年5月12日。

[31]钱锺书: 《宋诗选注》，第 66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2] 朱光潜: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杨辛等编选: 《朱光潜选集》，第55-5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编辑：刘绮涵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