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苏州专稿 文／赵婉钰、戴子杲 视频／饺子、张蒙】

“一位北大的教授写了一本关于苏州东山的书”

“这部新作在层出不穷的江南故事中叙述了一个新江南史”

“看完这本书，或许你会想去一趟苏州东山，感受江南水乡文化”......

今天（8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携新书《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在苏州第二图书馆进行首发，以书为媒，与历史学界各位大咖开启了一场图书界的“狂欢”。

对苏州一见倾心，深入东山研究五年，从刘猛将历史传说切入，祖籍四川出生于北京的赵世瑜用38万字生动再现了一个以水上人上岸为主线的江南史，带领读者进入刘猛将和洞庭东山人民的生活世界。

苏州，对于他来说，苏州浓缩了江南的精华，是一块做研究的福地，更是一块仍能发掘的文化宝藏。他也希望，因为写作和出版这本书，被接纳为新江南人。

这是一场新书分享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抬猛将的展示会，也是鸣沙史学嘉年华关于历史的一场文化“狂欢”。

在分享会上，赵世瑜、郑振满、刘志伟、刘永华、谢湜等学者探讨了“大历史”和“小历史”、“国家”和“地方”、“人”和“制度”间的关系。

赵世瑜坦言，在阔别已久的苏州进行《猛将还乡》这本书的发布仪式别有意义：这本新书写的是苏州，现在在苏州发布，有一种心灵回到家乡，找到归宿的感觉。

Q：这是您第几次来到苏州？这次携新作来到苏州有何不一样的感受？

我第一次来苏州是二三十年前了，一直到现在，我来过苏州几十次，都数不清了。早期，我可能会作为一名游客去看看园林山水，后来更多地是出于专业研究的目的去到苏州的一些乡村市镇。

石桥村南宋古桥

以前我总说自己是研究苏州的外行，是一个江南文化的仰慕者，这次带着新书来到苏州，就好比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回到老家接受父老乡亲的目光，我的心情是兴奋且不安的。

Q：我们了解到，您在第一次去东山时并没有立刻产生研究东山的想法，这种要为东山写书的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因何产生的？

我们与所有参观的游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学术背景，观察的重点会有所不同。在游览的同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学习与研究的东西带入到游览的过程中。

沙岭城隍庙殿内

2018年，我第一次来到东山，像大家一样，首先会去各大著名的旅游景点游玩。而当我走进乡村，与当地百姓零距离接触时，就会发现猛将堂比比皆是，这也证明了刘猛将在东山的重要性。作为碧螺春茶、白沙枇杷和太湖大闸蟹的原产地，这里不仅有很多的美景、美食、古迹，而且游客很少，十分静谧。与已经城市化的江南地区、游人如织的周庄、商业化的乌镇相比，东山更有在古籍中描写的江南氛围，更符合我对明清江南的想象。

三城隍

随着进一步走进猛将堂，我发现它与全国很多古老的庙宇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石碑资料、文字资料很少。尤其是当我了解到东山春节期间有个“抬猛将”的仪式，经过调查研究是水上人上岸传承下来的传统。因此， 2019年2月春节期间，我第二次来到东山，来看“抬猛将”的仪式，想认真了解猛将堂与东山。

在一系列的体验中，越是深入思考，疑问就会越多，研究的挑战性也越大，对于学者来说也是越具有刺激性。所以，我先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尝试在其中找到答案，为大家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新路径。

Q：您的这本新书名为《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其中，“还乡”二字该如何理解？“新江南史”又“新”在哪些方面？

将这本小书定名为《猛将还乡》，主要有这样几个意思。第一，太湖乡村地区“抬猛将”的仪式活动因为政治原因中断了数十年，于近二十年才渐次恢复，再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可以让我抓住这样的机会进行观察分析，对三十年前仅仅根据文献提出的关于猛将信仰的认识进行反省，进而得出新的解释。

第二，刘猛将的信仰本产于乡土社会，但在历史上便被列入了朝廷祀典，从乡野上升到庙堂。时过境迁，猛将信仰从国家祭典的神坛上复归乡土。尽管民众仍然面对着民族-国家时代以来“破除迷信”运动的严峻挑战，但清廷赐予的“驱蝗神”的身份和列入“非遗”名录的结果能够赋予这一民间传统合法性。因此，“猛将还乡”会使我们对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和博弈的连续性和新变化加以省思。

太湖—长江三角洲“抬猛将”分布范围示意

第三，这个书名是受到了娜塔莉·戴维斯的名著《马丁·盖尔归来》的影响。书中一位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农民自称马丁·盖尔，返乡引起了一系列风波。而刘猛将的身份不明，但他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这也是他几经禁毁，又不断回归的原因。在关系周围人群的生活意义的层面上，刘猛将和马丁·盖尔刘猛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农历六月二十四清晨葑山寺前的猛将会

第四，就是我希望能够让曾经的历史主角重回人们的视野，让本土的文化传统回到家乡。关于江南的历史很多，在农业开发、市镇兴起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等诸多领域有了丰富的认识。这部作品聚焦水上人上岸成为定居人群的过程，这是此前未曾有过的挖掘角度。虽然不一定成熟，但我在这部作品中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路径。

“新江南史”这个颇有些狂妄的说法，一方面是指东山在整个江南地区的结构过程中，属于“最后的水乡”；二是希望从东山一隅的历史结构，重释更大范围的江南地区，也是这本书能称之为新江南史的一大原因。

Q：一位北大的教授，为苏州创作了一本书，可以说是对苏州的一种偏爱吗？

苏州包括太湖流域这块地方，历史悠久且非常富庶，拥有独特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名人辈出。

可以说，苏州浓缩了江南的精华，一句“苏州最江南”，是当之无愧的。

而东山，不仅有优美的景色，原生态的环境，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淳厚的民风，完全不商业化，还保留着水乡生活的痕迹和大量的古迹，是块适合做学术研究的福地。除此之外，东山地方不大，可以让我们可以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获取相应的资料，从一个小地方看大世界，非常适合学术研究。

对于我来说，为苏州创作一本书是偶然且必然的。这里给了我一种“刺激”，让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和冲动，让我感觉这个地方太精彩了，不为这里写一本书很遗憾。

除此之外，江南的研究可能是中国作为区域性研究来讲成果最丰富的，对于我而言，研究江南文化帮我在研究中国的拼图上填补上了重要的一块。

Q：我们了解到，在创作上您一直秉持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原则，在探索中寻求发现，而且尤爱在田野间交流、工作，田野调查有何独到魅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多历史上著名学者在不断践行的原则。在30年中，我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看，一路谈。

不像现在通行的学术研究方式，为了了解别人有什么想法，只有去上网检索论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各自的田野点中听到研究者的介绍，或者在田间地头交流偶发的灵感，不明白的时候可以追问，不同意的时候可以争论，就像前面所说，新的想法就会不时地、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模糊的认识会变得日渐明晰，除此之外在调查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很多不为人知的资料。

田野调查给我增加了很多重要的证据，让我受益颇多，所以田野调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方法。就像最近社会学家周飞舟对刘世定做了一个长篇访谈，其中提到“田野是产生直觉、洞察、好的猜想的地方”，“是一个让你产生想象力的地方”。

Q：未来还有没有计划创作其他关于苏州的书籍？

苏州对于我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有很多待研究和发掘的内容，我可能哪天突然就有了创作的欲望，再为苏州创作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