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变迁，后来的“铺”又有了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数量单位。

盐池东、中、西三十铺（图片出自1915年河东盐池全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们知道，整个盐池当时被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场，同时被划分为东、中、西三十个铺。其界限大致如下：东场从东头铺李乾胜“畎子”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跨湖大道这边；中场范围是池神庙向西到中十铺；西场从中十铺西边的西一铺开始一直到西禁门附近。

文献出自山西文史资料70期（1990年）

后来又增加了东、西两阡铺，东阡铺又分出东湾和南岸。东阡铺从景三麟至乔宥；西阡铺只有王运隆一家；南岸由东到西分别是景德馨、张青、张昌运、王恒泰、张鼎盛。

铺界标志——图片出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河东盐池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铺是由东向西排列的。每铺相距一里三分，并在后山设有铺界标志，这个标志也很简单，就是筑一个像塔一样的土堆。现在有的明显，有的已经不明显了。

盐文化专家说，畦田就跟农村耕田一样，一块一块的。历史上，商人拥有“畦”，就像农民拥有“田”，所以一贯称其为畦田。所谓畦田，就是盐池里“种盐”的“地”，它是产盐的基础。

文献出自《河东盐法备览合集简注》（上）

唐柳宗元在《晋问》里对畦田有过“沟塍畦畹，交错轮囷”的描述。宋代崇宁年间，盐池里总共开了2400多个“畦”，据说当时百官都入朝庆贺，堪称盛事。所以，盐池有“畦”，从唐宋就开始了。

到了明代，盐主要由官方组织捞采，所以基本上不“治畦”了。清顺治六年，“畦”开始进入“市场”，由商人负责“种畦”。

盐文化专家说，清代“畦归商种，产销分家”之后，势必要对畦田进行再分配，一场要分十铺，也就是分成十大块。刚开始就像分地一样，你交了税之后就会分给你一块一块的畦田。

文献出自《河东盐法备览合集简注》（上）

文献出自《河东盐三千年》

畦田的总数是有限制的，每个“畦”算是一个“号”，共有四百六十五号，按照商人纳税额的多少来进行分配。“号”的宽窄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双号和单号的区分。双号需要十二锭课银，单号需要六锭。每个号的名称，也就是商号，直接用人的名字来命名。例如我们所知道的商号乔宥、卞和兴、张敦敬、刘祥等。据统计，当年盐池中场有142号，东场有240号，西场有139号。

文献出自《河东盐三千年》

畦有“额畦”和“余畦”两种，其中的“额畦”是分给坐商的，后来又在东阡铺、西阡铺以及中场脚道没有人开发的地方，允许运商去开发，运商新开发的畦田就叫“余畦”。

后来又发生了洪灾，把“额畦”和“余畦”弄乱了，所以又重新开发了一些“余畦”，这样，原来有的“额畦”（报废不能用了）就变成了“余畦”，正常的东、中、西三场里也出现了“余畦”的现象。

史料中所提及的“二铺额畦十五号，余畦一号”，意思就是说，这个中场第二个铺有15块“额畦”和一块“余畦”。

此时，“铺”就成了一个关于畦田的数量单位，而它和之前“铺”的概念（逻卒的居所）是有关系的。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铺”的含义发生了这样的嬗变（由住人的地方成了一种数量单位）？

文献出自《银湖春光》（出版于1961年）

盐文化专家说，总得来看，大约就是在清代“畦归商种”之后，但是，“畦归商种”的具体时间，从目前的考证情况来看，还不是特别准确。

“我们常说‘畦归商种’的时间是清顺治六年，但实际上要晚一些。”盐文化专家说，因为顺治五年发了洪水之后，盐丁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开始由盐商自己在池边经营、贩盐。当时，这些盐商做生意的行为是自发性的，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畦田划分。官方正式把经营的地盘以畦田的形式分给大家的时间节点，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的年份。“我一直也在找这个时间，但目前还没有收获”。

盐文化专家说，过去盐池流传有一句话——“论铺不论里”，这句话也给“铺”的变迁提供了佐证。

这时候的“铺”，无疑就是一个计量单位，也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铺与铺之间确切是多少距离，需要进一步考证。在他看来，史料记载中的禁墙长度是17422丈，外面分36铺。据介绍，东场的头铺到西场的十铺，距离大致是40余里，而东阡铺大部分是在东禁墙里面，西阡铺大部分是在西禁墙里面。事实上，铺与铺之间的距离是长短不一的。总得来看，其平均距离应该是1.3里左右。

可以确认的是，到了清代，“铺”的概念与盐号产生了关联，盐商根据自己的财力到中央政府认购，政府根据其认购的情况来分配畦田，也就是划分铺。

文献记载，清康熙42年，介休的范三应邀来到运城盐池从事经营活动。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盐池内以“范”字打头的商号有130多个，它们都是当年的范家所投资的，其中我们所熟知的范林畎就是其中的一个。盐文化专家说，盐池的商号就跟“福同惠”点心一样，不管谁经营，品牌是经久不变的。

禁墙外的三十里铺——图片出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河东盐池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禁墙外的八里铺——图片出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河东盐池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盐池禁墙里面原来有三十铺，后来因为东、西阡铺的加入变成了三十二铺，而外面的铺有可能是类似现在邮政的一个驿站。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城区里的一些现代地名——八里铺、十里铺、三十里铺等盐池外面的铺，跟里面的铺没有太大关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盐化四厂底下还有个地方叫小九铺”。

据介绍，八里铺中的“八里”是以运城钟楼底为起始点来计算的，它跟盐池里面的“铺”并不是一个概念。东边的贺村铺是东八里铺，西边的李店铺是西八里铺。同样，解州的十里铺村，距离解州是十里路；“三十里铺”距离运城三十里，也叫胡家岭。

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居所之铺”，还是“数量之铺”，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和传承关系。

通过对盐池之“铺”的了解，我们更加感受到了厚重的池盐文化。毫无疑问，包括“铺”在内的一些关于盐池的独特名称和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印迹和盐商故事，需要很好地挖掘和弘扬。

张桐 朱润娇 薛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