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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兴起，学者们试图以跨学科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生活。《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运用将定量数据与历史事实结合的方式，通过考察文化因素在重新定义美国儿童价值中的作用，将文化因素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论证了市场的局限性，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张馨予

    自经济学边际革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互漠视，互不干涉对方的领地。通过将文化、情感等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经济学不断强调自身的客观、理性化，从而与社会软科学分离开来。这种隔阂到1950年代后期，因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涉足传统社会学领域而有所松动。但在维维安娜·泽利泽看来，这种学科间重归于好的可能性被挥霍了，经济学家只是通过拓展新疆域来检验自身原有的范式，而社会学家中的很大一部分则彻底与经济学站在了对立面。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兴起，学者们试图通过网络、市场、企业、性别、文化五个层面的研究，以跨学科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生活。其中维维安娜·泽利泽对人身保险、儿童的社会价值以及货币的特殊形式三个主题的研究，在文化研究层面颇具代表性，其《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通过考察文化因素对美国儿童价值重新定义所起的作用，将文化因素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论证了市场存在的局限性。

    神圣的儿童：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在19世纪之前，美国小孩一经断奶便被要求模仿着大人的言行举止，与大人们一同劳动甚至竞争，童工普遍存在。中世纪以后，社会开始鼓励小孩与成人分离，以对儿童保护、教育为核心的家庭观逐渐发展起来，“神圣的儿童”由此诞生并扎根于西方现代思想中，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随着儿童生命的神圣化，过早的参与劳动被童工改革者定义为对儿童情感价值的侵害。在此之前，儿童劳动一直都是“处于经济压力下的城市家庭额外支撑的主要来源”，在一个爱尔兰裔家庭，儿童甚至能贡献全部家庭劳动收入的38%到46%。童工非法化不仅意味着一个家庭要放弃部分可观的收入，还意味着父母要承担孩子从出生到成年所需的接受教育等的一切费用。

    经济学家指出，“养儿防老”的投资观念已经落后，父母养育孩子的成本可能远高于收获的利润。而父母们愿意负担这样的成本可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打算，而是情感上的考虑，这恰恰打破了经济学家所坚持的“个体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者”的观念，成为论证市场局限性的有力证据。

    无价与定价：儿童死亡赔偿的悖论

    在儿童这一特殊年龄段被从人生阶段中分离出来之前，其意外死亡的赔付与成人是类似的。然而随着儿童价值在社会公众观念中的变迁，这类赔偿的判决愈发引起公众的愤怒，“儿童=劳动力”的公式被逐渐否定，如何给无价的儿童定价成为现代法律中一个敏感而模糊的难题。

    在多个几美元甚至1美分赔偿的案件引发群体性愤怒后，法官们逐渐意识到儿童死亡案件的特殊性，情感价值应该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法官们开始倾向认为，儿童带给家庭的情感价值是无价的，精神损失费成为受害父母的合理诉求。

    在这类法律案件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个难以厘清的矛盾，受害儿童的家属被认为遭受到了金钱不能弥补的情感伤害，但当他们向法庭提出索赔时，儿童无价的生命和其带来的情感价值又变成了一般等价物。许多人争议道，儿童遭遇死亡的时刻似乎成了儿童被商品化的时刻，但这恰恰又一次证明了市场的局限性。

    买卖与伤害：儿童保险与领养市场的变迁

    在20世纪以前，美国未婚先孕的母亲通常需要花钱来“处理”无法抚养的孩子，而1950年，渴望孩子的夫妻可能要花费10000美元到黑市购买一个别人的孩子。出生率降低、市场供不应求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化，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

    关于领养的核心争议仍旧是儿童的商品化，必须思虑的问题是代养者或者领养者究竟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量来抚养一个儿童？与此相似的是儿童保险的盛行。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儿童保险在劳工阶层获得重大的商业成功，但儿童救助者则宣称这是道德的沦丧，保险公司在其口中成为一些贪图儿童保费的父母的同谋者。在这样的指控下，保险代理人开始承担社会工作者的职能，如发放指导父母正确关爱孩子的手册、派护士前往照看生病的孩子等，保险公司甚至成了延长儿童生命的活跃角色。时至今日，父母为孩子投保已经成了“期盼孩子活着”的父母之爱的象征性表达。

    保险能够通过转化象征意义从而获得成功，但领养、代养标准的衡量则更为困难。专家又开始担忧领养者有“寻求从儿童身上补偿落空的情感”的危险。在20世纪儿童观念变化的影响下，美国市场导向的运营者不得不开始根据非利润的标准来评判儿童“出售”的问题，这是市场局限性的又一力证。

    可以说，无论是童工、儿童死亡赔偿、保险还是领养争议，都是基于“儿童的情感价值和功利价值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的观念假设，而这一观念正随着儿童世界的不断变化被逐渐修正。作者预测，儿童的家庭职责、经济价值都将随着家庭结构和新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而被重新界定，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价格、市场等将持续受到价值转化的影响。

    总体而言，《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虽然没有从更根本的层面揭示儿童生命神圣化的动因，但作者仍通过将定量数据与历史事实结合的方式，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