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暨老师合影

文 / 刘跃进

1977年年底在北京密云山区参加高考后，我在1978年春走进南开大学。从那时起，我有幸得到很多老师的指点，逐渐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有七十七位新生，论年龄，我排行第七十，属于小字辈。报到第二天，系领导给新生讲解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两大类（政治课和专业课），总共十七门：形势教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写作、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外国文学、工具书、专题课、英语、体育、军事。前三年是基础课，最后一年是专业课。此外，还有一些选修课、专题讲座，内容很丰富。四年八个学期的课，外语学习任务最重。我过去学了五年德语，重新学习英语，压力很大。

大一时，同学们都很兴奋，多聚焦当代文学，关注文坛变化。从《班主任》到《爱情的位置》，从《伤痕》到《在社会的档案里》，每有新作问世，大家都争相传阅，争论分析，常常彻夜不眠。不久我们班就成立了文学社，分为评论组、诗歌组、小说散文组、戏剧组等，大家经常凑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和评论心得。同学们还把自己的作品贴在墙上，供人品头论足。

进校不到一个月，中文系同学又创办了《春芽》杂志，蜡板油印，人手一册。大家的心思都在文学创作上，暗暗较劲，看谁能最早出头。想当作家的人多如牛毛，发表作品的机会则微乎其微。好在那时不被录用的稿子，刊物会退还作者。我有一个同学，试图验证编辑是否看过他的稿子，就将中间一两页稿纸用糨糊黏上一点。退稿后，他发现那两页黏上的纸并没有被撕开，说明编辑根本就没有看完，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文化部有关部门曾收到全国各地作者寄来的文学剧本、小说、诗歌等，大概数量很多，简单退掉未免可惜，不如披沙拣金，也许能发现优秀作品。文化部将这些作品分派到重点大学中文系作初步筛选，提出处理意见。这个办法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试行，一举两得，效果很好。

文化部又继续推广到其他院校。我们正好上文学评论课，审读作品可以作为教学实践的内容。每人都分了好几个剧本，写出读后意见。我小有得意，觉得自己可以审读别人的作品，离文学梦想越来越近。写作课还安排我们到厂矿企业进行实地采访，撰写通讯稿。我和同学韩异到天津计量检定所南开分所，采访张光寅老师的先进事迹。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写作帮助很大。

随着课程的增加，同学们的读书志趣逐渐疏散开来。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调动起部分同学对现代汉语的兴趣。宋老师很会讲课，要求极严。一段时间，我们整天把“词性”“句子构成”“特殊成分”“一般成分”“单句”“复句”之类的话放在嘴边，分析“打得他到处乱跑”的句式结构，看见什么都像“状语”。

譬如看见卖冰棍的，一个说“大街上有个卖冰棍的”，另一个接着说“这是存现句”。有些问题，老师都难以回答。譬如“我们明天回到北京”，老师说，“回”是动词，“到”是介词，和“北京”构成介词结构作补语。同学说，“到”后可以加时态助词“了”，这不变成动词了吗？宋老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届这么用功的同学。

我们读书时，都喜欢佩戴白底红字的校徽，非常自豪。“南开大学”四个字是毛主席的题字，“开”的繁体字是“開”。假期到农贸市场买菜，那些乱跑的小孩子还凑近来看校徽，把“開”念成“门”，喃喃自语道：“南门大学。”我心想，管它是“南门”还是“南开”，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荣光。

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讲学。听了张庚、孟伟哉、王朝闻、严济慈、于光远、杨润身、吴小如、杨志杰等作家、学者的讲座，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无知才无畏，想当作家就是因为自己无知。古代、现代、当代，举凡优秀的作家，多有深厚的学养，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均有深刻的认识。

我过去的阅读范围很窄，除鲁迅外，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一创”（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和柳青的《创业史》），还有《高玉宝》《欧阳海之歌》等红色经典相对熟悉。开学不久，作家梁斌来作报告，谈创作《红旗谱》的经验；侯宝林讲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刘绍棠讲思想解放等问题。我在《从作家梦到学者梦》等文中谈道：走进校园，远离社会生活，自感作家梦难以实现，我又做起了学者梦，想做现当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比较高深，离我很远。

我对文艺理论课也很期待。下乡前，借阅过一本苏联人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一知半解。文艺理论课先由郎保东老师主讲。郎老师刚从复旦大学调来，为人热情，课上课下，互动频繁，大家都很愿意和他交流。后来换了一位年长的老师，不苟言笑，总是津津乐道所谓文学与时代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从概念到概念，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我觉得乏味，就常在课堂上看闲书。最后一堂课，我没有认真听课，看《元杂剧选》，被老师发现，不仅没收了作品选和笔记本，还把我名字记下来，大概列入了“黑名单”。从此，我对文艺理论便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

1979年春天，我们开始上现代文学课，从“五四”运动讲到“左联”，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现当代文学课让我知道了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故事。老师不无遗憾地感叹说，这部作品被批判后，作家就在文坛销声匿迹。我后来知道，这位作家真名叫吴小武，一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与我住在同一楼。1969年，团中央干部下放到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吴小武第二年就惨死在农场。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让我觉得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一定风险。

开始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时，我并没有多少兴趣。杨成孚老师、郝志达老师讲先秦两汉文学。杨老师刚从山西大学调来，腿有残疾，年纪不大，看起来很威严。他对作品很熟，拿着一本油印讲义，慢条斯理地讲解《诗经》《楚辞》，很多诗句，脱口而出。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发问：这本书读过吗？那本书翻过吗？绝大多数同学和我差不多，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

一次，杨老师说到先秦某一典故，问道：“《墨庄漫录》看过吗？”现在知道，宋人笔记中常有关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那时当然不知道，纷纷摇头，觉得这么有名的书都没有看过，有点汗颜，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讲，不敢应付。不过，我虽然敬佩，却不羡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

叶嘉莹先生

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国讲学，我们七七级、七八级是叶先生回国讲学的第一批学生。2019年9月10日，南开大学举办庆祝叶嘉莹先生归国执教四十周年大会，我代表老学生发言，大意如下：

四十年前的春天，叶先生来南开执教，我是先生的第一批学生。

查日记，叶先生在南开的第一讲是1979年4月24日，在第一阶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吸引过去。那天，先生整整讲了一天。那周有两个半天自习课，也都用来讲课。此后，先生白天讲诗，晚上讲词，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讲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词。讲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堂课，学生们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先生的诗句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叶先生的课，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此后，我便成了叶先生的忠实粉丝。

先生到北京讲课，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听。我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诗词，也模仿叶先生的讲课风格。先生的重要著作，自是案头常备，也是常读常新。今天，我能有机会当面向叶先生表达敬仰和爱戴之情，非常激动，非常荣幸。先生对我的教诲，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是叶先生的课在蓦然回首之间就改变了我的学术选择。1979年5月3日，叶先生讲王国维《人间词话》，讲到词的三重境界，引申到人生的三重境界，对我影响极大。我们这些高考恢复后首批进入大学中文系的人，大多来自农村、兵营、厂矿，有着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多怀抱着文学的梦想。对我而言，当作家梦不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转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听了叶先生的课，我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这么美，完全颠覆了此前对古代文学课程刻板、政治化的印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叶先生点燃了我的古典文学研究梦想，是叶先生引导我去追寻古典文学世界中的“那人”，迄今整整四十年。

第二句话是叶先生让我们理解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兴发感动。她引赵翼的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人生、对社会要有丰富的体验、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诗。叶先生《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将杜甫的创作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理解，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杜甫创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民，更离不开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些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三句话是叶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追求。叶先生说，忍耐寂寞也是人生的一大考验。她常引顾随先生的话教育我们：“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哀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先生一生，备尝苦难，但对祖国、对文学的热爱，始终如一。1979年6月14日，先生暂时告别南开大学，要到北京大学去讲座。那天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我的日记这样写道：“两个月来，叶先生渊博的知识、诗人的气质、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叶先生不仅仅向我们传授中国古典诗词的知识，更是向我们传递一种人生哲理和向上的力量。她说，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真诚则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的重要标准，古代这样，今天也是如此。”

那天，我的日记还记录了叶先生的一首词：“虽别离，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国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今天读来，依然感动。近一个世纪以来，老人家用生命书写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那种真挚、深情的爱，是叶先生传授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在叶嘉莹庆祝会上的发言

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僵化，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叶先生的讲座，如春风化雨，让我对古典文学之美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

王双启老师和叶先生是同学，都毕业于辅仁大学，讲课风格也与叶先生相近，讲到动情处，眼里常常含着泪花。王老师讲唐代文学，总能密切结合社会背景，生动感人。譬如讲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年，王维躲进辋川别业，“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高适到西南地区做高官；李白浪迹天涯，离开长安。从安史之乱到大历初年的二十多年间，唐代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王双启老师的讲座，实际上采用了编年的方法，很有启发。

郝世峰老师开设李商隐诗歌欣赏课，又向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人生体验。郝老师那一代人，历经磨难，悲天悯人。他们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多有不同寻常的体会。这样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做了详细的听课笔记，保留至今。

作者与王达津先生

王达津老师是系里的元老，大家敬称他为达老。他大病初愈，还给我们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达老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北京大学调到南开大学任副教授。

达老一口京腔京韵，可能年事已高，音调时高时低，高亢时有声振林木的穿透力。他系统地讲授了《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以及《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体性》《风骨》《情采》《比兴》《夸饰》《物色》等篇，还有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陈子昂《修竹篇序》、杜甫《戏为六绝句》、白居易《与元九书》、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等。这些篇章，我当时都背诵下来，反复揣摩。

达老有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发表在《南开学报》1956年第2期上，叫《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学根据》。他从陈寅恪、缪钺的评论开始，再回到王国维的自述，比较康德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无利害关系论”，从优美和壮美中发现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原由，并有综合评析。我认为这是达老最好的文章之一。

大三时，系里安排我们这届同学做学年论文，同学们可以自由选择指导老师。罗宗强老师是达老的研究生，刚从赣南师范学院调回南开大学，在《南开学报》当编辑。他的《李杜论略》刚刚出版，我读后特别佩服，就选择了罗老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

一般情况下，指导老师总是先问想写什么，然后具体指导。罗老师与众不同。他没有让我们自选题目，而是根据我们的兴趣先到他家补课。我和曲宗生、李瑞山、王绯、王黎雅五人选罗老师做指导教师。曲宗生对诗歌美感情有独钟，李瑞山特别喜欢鲁迅的《野草》，我受南开大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喜欢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为此，罗老师专门为我安排了《文心雕龙》辅导。他从《神思》篇讲起，大概讲了四五篇，主要是点拨式的讲授，引导我读经典。

《文心雕龙·神思》篇描绘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细致入微，令人神往，我的学年论文就以《神思》篇作为研究对象。我对鲁迅的作品比较熟悉，想从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说起，谈构思问题。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穷书生总想写一部小说叫《幸福的家庭》，他就想象幸福的家庭该怎么写。结果一到写作，就传来他老婆的声音：“劈柴都用完了，今天买了些。前一回还是十斤两吊四，今天就要两吊六。我想给他两吊五，好不好？”还有孩子的哭声：“走出外间，开了风门，闻得一阵煤油气。孩子就躺倒在门的右边，脸向着地，一见他，便‘哇’的哭出来了。”老是这种家庭琐事，《幸福的家庭》没写成。我就想通过这个故事，试图把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联系起来，谈谈创作构思问题。寒假期间，我全力以赴撰写论文，一气呵成，比较顺畅，自我感觉还不错。新学期开学，我就兴冲冲地递交了论文初稿，等待老师的表扬。

过了大约一周，罗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出乎意料地批评了我一顿。第一，罗老师说我态度不认真，字迹潦草，还有很多错字。下次交稿，必须认真誊抄，一丝不苟。第二，对古代经典作品，一定要认真研读，准确理解，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写文章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有明确的主题、严密的逻辑。我本来期待着表扬，却招致批评，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后回味老师的批评，觉得句句在理。

经过反复思考，我把学年论文题目确定为讨论“虚静说”，推翻了原来的思路，认真修改了一遍。罗老师肯定了选题，说：“你的思想很活跃，有新意，注意到了他人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文字也流畅。”又说：“虚静能不能包括神思论题的全部？能否把神思所涉及的问题都归在虚静的论题下论述？如想从虚静论神思，似应论虚静在神思中的意义，不应以虚静取代神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我释刘勰，而不是刘勰释我。”

罗老师把论文退还给我，要求我用正楷再抄写一遍，特别指出，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最重要的是认真的态度、严谨的精神。这篇论文前前后后改了五稿，以为可以定稿了，没有想到罗老师在第五稿上又逐字逐句作了很多修改，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仍然指出了一些问题，要求我在正式上交系里之前，再作修订、誊抄。初稿上万字，经过反复修改推敲，删除可有可无的字词，最后还剩下五千字。

我在给罗老师交上第六稿的时候，附上了一段话：“当我把这份稿子交给您的时候，我心情是很不安的。本来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再占用您宝贵的时间了。两个多月来，您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审阅我的稿子，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它，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我以前从未写过这类文章，所以开始我也没有经过慎重思考，草草动笔，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居然还把这样的废品拿给您看，浪费了您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至今想来，后悔万分。记得您看完我的草稿后，向我讲了许多道理，于是我决心重新认真完成这次学年论文的写作。从初稿到最后一稿，前后六易其稿。在写作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基础实在薄弱，也很苦恼。论文虽然完成，自己却不满意。我知道在短时间内想在学业上有很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您的指点下，两个月以来的写作，我却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必须先要端正自己的治学态度。”

作者与罗宗强先生

4月的某一天，罗老师把我们五人召集到一起，做了学年论文写作小结。那天，他还为我们几个人讲唐诗，仰望盛唐星空，理解盛唐气象。罗老师指导我们读书，特别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譬如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当时作家都在哪里？他们对那场巨变持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作品有所反映？这就需要研究者对他们的作品作精细的编年考证，把不同作家的活动放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看出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态度，体会出作品所反映出的深刻意蕴。

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后来撰写作家年谱，编纂文学编年史，就与罗老师的这段指导有关。我做沈约年谱时，向罗老师请教。罗老师来信说：“论文选题，我以为很好，特别是事迹编年，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常常想，许多作品，离开具体环境、心境，是很难了解真实含义的。事迹编年在这里就显示出重要性了。不过，如果在编年中不仅注意一人一事，而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均了然心中，则那事迹编年，自会繁简得体，于后来研究者有用。”

罗先生时时强调要“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等问题，就是告诫我不要陷入烦琐的资料中，要因小见大。那天，他动情地对我们说：“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与你们不是深交，可我是真心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接着，罗老师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具体地分析了写作方面的问题。他说我这次学年论文进步很大。文章分为三大部分，逻辑线索清晰，每段说什么，很明确。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文章深度不够，比如对老庄的“虚静”说和刘勰的“虚静”说的关系分析不够。这当然与学力有关。学年论文做到这一步，已是相当满意了。他还说，我的论文的最大长处是选择的角度很好，甚至出乎他的意料。他给的成绩是优。

那年春夏之交，中文系组织第一届学生学术论文讨论会，罗老师推荐李瑞山、曲宗生和我的论文参加。罗老师写了如下推荐意见：“本文从一个较新的角度阐述了《文心雕龙·神思》篇，言之成理，推理亦较为严密，文字简洁。建议参加学生论文报告会。”那年6月6日，系里举办论文颁奖大会，一等奖五人，二等奖十人。李瑞山的《〈野草〉的精神特质与美学风格》获得一等奖，曲宗生《谈诗美》和我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并获二等奖。那年11月，获奖论文结集成册。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赏心悦目，获得极大鼓励。

我的毕业论文由王达津老师指导，论文题目是《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我当时的理解，“自然”与“直寻”有关，“英旨”与“滋味”相连，然后铺衍成文。看似言而有据，其实只是逻辑上的推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回过头来看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最大的问题是与时代、与作品脱节。这两篇论文对我的意义，就是培养了我对论文写作的初步感知。

孙昌武老师的“唐代古文运动”是我们班最后一门选修课。最后一堂课结束，我们就要走出南开，走向社会。那堂课，我们心里都酸酸的，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孙老师结合自己的苦难经历对大家说，“文革”期间，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等到明白过来时，已经落伍，很难追赶上来。因此，人生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席话给我强烈震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将来发生怎样的变化，绝不放弃对学术理想的追求。

（本文节选自刘跃进所著《从师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编辑：刘绮涵

来源：华文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