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此时的苏轼四十六岁，在黄州苦中作乐已经三年。

三年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谪贬黄州，职务则“断崖式”由太守降为团练副使。开始居无定所，不久地方政府安排住“临皋亭”，在州城之南，长江之畔。搁到现在，那是令人羡慕的江景房。不过，当时是驿站，潮湿闷热，拥挤不堪。乐观的苏轼报喜不报忧，在写给鄂州太守的信中说此处“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 

不过，美景当不了美钞，江水抵不得浆食。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绝对是万万不能的。处江湖之远，居副使之职，苏轼得了世间第一疑难杂症——穷病。

病因何在？无需把脉，一望便知：钱少人多。

其实，宋代官员的收入是历朝最高的。宋代官俸分为基本工资和额外收入，基本工资主要有俸钱、禄俸（粮食）、衣赐（衣料），都按行政级别发放。有多高呢？简单来说，宋代官员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光俸钱一项，就比明代官员一年的所有俸银收入还高！够高了吧？至于额外收入部分，京官叫“添支”，相当于“职务工资”，远远高于基本工资；地方官叫“职田”，根据职务高低还有所管州县大小分配相应面积的土地，从中收取田租或变现，面积越大收入越高。此外，每月还有包括米、面、羊、酒、茶、炭，甚至包括马匹配饰等各种补贴，还享受误餐费、饮料费。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年终奖，“公用钱”、“公使钱”、“供给钱”名目众多，三年一郊祀也给随从官员分发赏赐，白银、衣帛、马匹等一应俱全。

如此众多的收入来源，用今天的物价来算，折合起来总共有多少呢？就拿县官来说吧，一个七品县令的月收入在十万元以上。就是一个九品小官，按今天是科级干部，月收入也在五六万元左右。苏轼之前是湖州知州，那可是五品大员，每月收入数十万，绝对的高薪，所以能够“俸入所得，随手辄尽”。

现在呢？职务的断崖式下降带来了收入的断崖式下降，工资少得几乎可以忽略，政府只提供微薄的实物配给。刚开始只有他和长子，开销还能凑和。不久，老婆孩子都来了，一家老小二十来口人，一月开支四千文是刚需。日子怎么过？

苏轼没有听孔夫子的“固穷”，而是想方设法“斗穷”。

首先是节流省钱。他在写给秦观的信中坦言：“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怎么省呢？先清点全家现有收入，其实也没什么收入，就是把妻子离京前变卖的家产全部换成铜钱，再平均分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即每月四千五百文。每到月初，将四千五百文钱又分作三十份，而且分开装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取一份作为全天开支。为确保日子能过下去，每天的钱只能剩余，不能超支。每天的结余都放到竹筒里，用来应付意外开支。有学者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家庭预算制”。是否果真如此，我读书少，不知道。我只知道，即便如此，钱还是不够用，家中积蓄仅能维持一年。一年之后怎么办？

苏轼想到了第二招，开荒种地。既然没钱买吃的，那就自己种吃的。经多方申请，地方政府终于答应批块地给他。地在黄州城东门外，面积不小，有五十亩，不过，是块废弃的坡地。在文人和农民复杂的目光中，苏轼潇洒地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拿起农具，开荒种地。想到唐代白居易贬官忠州时东坡种花的事，他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不过，种地真是个辛苦活，农业自古就是靠天吃饭，一分耕耘不一定有一分收获。种地第一年，按他所说，“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虽然如此，东坡居士依然与天奋斗，广种菜蔬，春食苗、夏食叶、秋食果、冬食根，得以维持生计。

天天吃蔬菜，肯定营养不良，更何况苏轼还是个吃货。又要省钱，又要美食，怎么办？只有发现新食材，推出新菜品。通过市场调研，他发现黄州食材很丰富，而且价格便宜。这一重大发现，苏轼写信与朋友分享了，“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鱼稻薪炭颇贱，甚为贫者相宜”。价格便宜的食材找到了，怎么做呢？地方百姓不会做，只好自己下厨房。他还真是个聪明人，在反复摸索中，创造出了全新做法，很快风行起来。比如著名的“东坡肉”，便是在黄州时的重大美食创新。他在《食猪肉诗》如此分享：“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看看现在猪肉的需求程度，不得不说苏轼改善自家生活的同时，改变了国人的饮食习惯。

吃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住的问题呢！苏轼组织一家老小齐动手，在东坡园中选址建了五间农舍。在一个大雪纷飞之日，华堂落成。苏轼受季节暗示，将四壁都涂成白色，并取名“雪堂”，还专门为此写了篇《雪堂记》。看来，“雪堂”解决的不仅是一家人的住房问题，还有自身的乐天知命问题。难怪有人说，苏轼在黄州是一场文化突围。

有人说，饥饿中的人只有“吃饱”一个需求，“吃饱”之后则有无数的需求。对于苏轼来说，没吃饱都有精神需求。换个角度看，或许是通过精神需求的满足，转移对贫穷饥饿的注意。这也正是苏轼的可爱之处，令后人敬仰之处。痛苦可以打击我，但是不能压倒我，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呢！苏轼不为世事萦怀，布衣芒鞋出入于阡陌之上，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从大自然中享受至美，从大历史中看淡功过，从大现实中记录生活，写下了一批佳篇名作。光是一个赤壁，就多次造访，万般感慨化为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让我等至今悠然神往。被后世评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就是有感而发随手而写的文字，还差点和柴一起烧了。至于写给友朋的信件，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交流。现在看来，文艺创作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斗穷”。人最怕的，就是人穷志短。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活着有什么意思嘛！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黄州与贫穷作斗争的苏轼，依然保持着惯有的乐观。只是，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时，天人合一时，或许别有怀抱。回到前面的《临江仙》词，苏轼在城东雪堂夜饮而归城南临皋亭，由东坡而临江，顾盼江上景致，“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不禁幻想离开这个一地鸡毛的现实世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将有限的自己融化在无限的天地之中。

职场终究不是风花雪月，虽然“长恨此身非我有”，然而“此身总是非我有”。写下《临江仙》的第二年，苏轼斗罢贫穷又出发，离开黄州，离开长江，在宦海中继续沉浮……

作者/徐峰

编辑/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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