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2022】哲学专刊

（《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31日版）

杨国荣：世界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等。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东渐及中西哲学的相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接触与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以此为背景，中国哲学也开始获得世界性维度。世界哲学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超越地域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本身。

就哲学本身而言，走向世界哲学，同时意味着回归哲学的本原形态。就其本原形态而言，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经验领域的知识。知识在对世界分而论之的同时，也蕴含着对存在的某种分离，哲学则要求超越“分”或“别”而求其“通”。从哲学的层面看，所谓“通”，不仅仅在于哲学体系或学说本身在逻辑上的融贯性或无矛盾性，它更深刻的意义体现在对存在的统一性、具体性的敞开和澄明。在历史越出地域的限制而走向世界历史的前提下，存在背景方面的限制也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扬弃，这就为真正超越特定的界限（包括知识的界限）而走向对整个存在的理解，提供了更为切实的历史条件。

同时，近代以来，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学科意义上的不同知识形态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形态，并愈来愈趋于专业化、专门化。知识的这种逐渐分化，既为重新回到智慧的本原形态提供了可能，又使超越界限、从统一的层面理解世界显得愈益必要。在经历了知识分化的过程之后，如何真正回到对世界的整体性的、智慧形态上的把握？这是今天的哲学沉思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回应这一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世界哲学”，也可以理解为智慧的现代形态或者说现代形态的智慧，即经过分化之后，在更高层面上重新达到的智慧形态。从以上方面看，世界哲学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同时包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

作为智慧的形态，哲学既超越知识的限度而表现出普遍的向度，又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关怀。与之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从更普遍的人类价值的角度，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近代以来，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逐渐有可能在一种比较普遍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前提下，提供关于世界的说明。在展示世界性内涵的同时，哲学也具有规范意义。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的“世界历史性”与哲学的“实践力量”呈现出内在的关联性，二者的这种联系在以下表述中得到了更具体的展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世界化”涉及在普遍的层面上对于世界的理解、把握；“世界的哲学化”则意味着蕴含于哲学之中的普遍价值理想在世界之中得到真正实现。从康德在“理性立法”的形式下触及哲学的规范性，到马克思将哲学的规范性与改变世界联系起来，其间既包含视域的扩展和转换，又存在某种历史的联系。

世界视域下的普遍视域，同时与哲学自身的建构与发展相联系。从后一方面看，世界哲学进一步涉及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问题。这一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意味着超越单一或封闭的传统，运用人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智慧形态，进一步推进对世界的理解和哲学思考本身的深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各自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的，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第一次可以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推进对世界的理解。

当然，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哲学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哲学形态，也不应把它独断地理解为囊括全部哲学、其大无外的系统。伴随着世界性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存在形态，而是与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已彼此相遇的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变迁相联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文化既以多样性为其内容，又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在这里，世界哲学与哲学的个性化、多样化具有内在一致性。

程乐松：从哲学史出发的中国哲学

程乐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道家哲学、两汉思想史与道教思想史。

“述而不作”是孔子对自身思想实践的基本定位，背后既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又体现了古代中国思想建构中的“普遍主义”特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期许并不是一种保守主义，而是一个为持续的哲学思考奠定合法性的信念。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中，会将“道”与“术”混淆起来，“道”的超然性和超越性建立在其始终不能被完全掌握的晦暗基础上，进而哲学的思考不是从道出发的术，而是从术造成的经验中面向道的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哲学一直是被具体经验激生的，而不是指向具体经验的解决方案。以道之名展开的安置是哲学规范的运用，而非哲学规范本身。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基础并非秩序的运用和理想秩序的描述，而是这些描述与设想过程中始终活跃的思想方法和规范。与时俱进，或者保持对当下鲜活经验的敏感，是传统中国思想实践的基本特征。道在这个意义上是被虚悬的，它既贯通不同类型的经验，又完善地体现在当下经验之中。

中国哲学在近代是以哲学史的形式登场的，以哲学的视角重述中国，以中国为资料运用哲学，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方法和形式上的他者性。这种他者性可以解释为以哲学规范及范畴体系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参照和选取标准，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中国作为一种特殊文明传统给哲学带来的他者性。最初的中国哲学史叙述作为中国哲学的出发点，也保持着一种“述而不作”的特征，即回向思想文本，重塑中国思想史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部分。范畴方法意义上的辩护性和思想内容上的溯源性造成了中国哲学一方面以哲学史为根基，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与现代中国在文明经验和生活世界上的疏离感。我们似乎又在面对一种双重的他者性：作为生活经验基本特征的现代性与古典中国面对的生活实践问题之间的张力，以及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何以脱离辩护的根基加入面向未来的哲学创造。哲学史的叙述强调“怎么样”“是如何”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而哲学建构则是一种面对当下经验的规范性思考和概念梳理。

不妨说，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存在着一种中国式的困境。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以哲学史的方式重访哲学根本问题，刷新哲学问题的内涵并且重构哲学问题，保持了哲学史与哲学的良性互动。与此相对，哲学史在中国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他者性，使得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两难境地：“是什么”的问题让哲学史成为文献解读基础上的历史叙述；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即使面对当下中国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现实，也是以文化例外主义和非普适主义为基本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保持与传统中国思想的疏离感，在当下中国展开某种哲学建构要么很难体现出脱离中国文化传统、面向人类共同经验的理论能力，要么很难体现出与传统中国的“哲学传统”之间的贯通性与连续性。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直至当代哲学之间的贯通性与问题的基石性是“西方世界”独有的吗？在西方世界“侵入”甚至“改造”了中国经验之后，当下中国的哲学建构似乎需要一次与中国哲学史的“告别”。述作之间的选择就变成了以作代述的更替。

如果以中国哲学史为底色，那么，当代在中国展开的哲学建构面对的境遇就是“异质”的。如果以在当代中国展开哲学建构为目标，那么中国哲学史在哪些层面是可回向的？从中国哲学史出发的中国哲学是一个历史现象，它的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在当下的展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再出发，必须以清理中国哲学史的遗产和根基为途径，厘清中国哲学面对当代处境如何联结和回向哲学史，才可能实现从述到作的转变。

孙向晨：作为一种文明论范畴的“家”

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近代哲学、法国哲学以及汉语哲学。著有《论家：个体与亲亲》《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等。

“家”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基础，但“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统，还应该从文明论的高度来思考“家”问题。文明论视角显示出中华传统中“家”问题蕴含的某种更广泛、更深远的维度。

文明论视野强调文明论范畴的“整体性”：它包罗万象，涵盖全面的生活方式；“精神性”：文明不仅仅是器物、制度性的体现，它必定蕴含着一种独特精神，对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提供一种理想化解决方法；“反思性”：轴心文明较之古代文明有一种觉醒意识而非沉浸在前反思的神话阶段；“发展性”：轴心文明在整体上会形成历史的积累与发展，而不是一种停滞文明；“普遍性”：尽管轴心文明在历史上常以帝国形态出现，其实质表达的是文明自身的某种普遍性。

以这种视野来看待中华文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家”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个文明论意义上的范畴。人类作为一种自我反思的动物，当反思生命时，会意识到死亡问题。不同的文明都对这个根本性问题形成深刻思考。古埃及文明基于埃及神话，通过制作木乃伊渡过死亡之河，追求不朽。在基督教文明中，信徒们相信可以通过信仰上帝获得永生，让个体有限的生命获得拯救。在佛教文明中，佛教徒们相信轮回，身体会覆灭，但灵魂在轮回中获得再生。相较而言，中华文明最为理性，它将宇宙视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洪流，强调通过世代相连来表达生命的延续。这是一种非常健朗的对生命延展的渴望，没有任何超越自然的奢求。因此，在中华文明中，“亲亲”与“孝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它们代表了对生命延展与世代联结的敬重。以此为前提，“家”在中华文明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儒家道德观必须基于人伦秩序才能实现。余英时曾说，在中华文明中，“在各层社会集合中，‘家’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在这里，“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组织，更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不同于“个体”的世界观。“家”作为世界观，更多地与“关系”“情感”“责任”“整体”“生生”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家”的这种关系性、情感性、伦理性为我们理解周遭世界提供了一种新样式。“家”创造出作为“家园”的世界，同样标示出一种“我”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中，万物都不是以独立的“个体”形态出现的，世界也不是在“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整体；世界是“我”存在的家园；同时，“我”对于这个养育“我”的世界有一份“责任”。这也是中华文明的特点。

作为文明论范畴的“家”还必须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于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尊重”是现代文明的门槛。无论哪一种文明传统，都应该尊重这一现代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基于“家”的文明也完全可以发展出一种尊重个体的自由观念。作为文明论范畴的“家”，必须面对如何共享天下的问题。今天我们既要克服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也要超越西方“自我普遍化”的历史。在当代语境下重述“天下一家”的理念，以民胞物与的方式将家的秩序最大化，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破除民族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最终，我们须基于“天下一家”理念，破除文明冲突论，通过“新天下观”来重新理解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关系。

唐文明：儒家文化的复兴与哲学的意义

唐文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政治哲学与中国哲学。著有《与命与仁》《近忧》《隐秘的颠覆》等。

中国文明可以概括为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文化核心。在古代，儒家文化以教化的形式建构了中国人的心灵秩序与社会秩序，从制度与心性两个维度对中国人的生活发挥着实际作用，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风俗与道德。现代以来，王国维、陈寅恪等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贺麟等哲学家则非常重视儒家文化与中国人的心性修养之间的关联。现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深受启蒙的影响，从而大都可归在“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性主张之下，即主张发挥心性儒学而排斥制度儒学以成全中国的现代性事业。实际上，儒家文化的复兴需要建构新的制度形式，无论是采取从属于社会的独立的教化制度，还是采取与其他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方式。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教化对社会制度的可能的影响力与渗透力。只有在突破了教化重建的制度瓶颈之后，心性儒学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理性、深入的思考，既要面向现实，又要尊重经典，在经典、历史、理性与体验四重权威的指导下重构儒学。在儒学的重构中哲学的意义至关重要，可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经典儒学的重新建构。既然儒学的重构必须基于教化概念，那么，就必须将对经典的认信作为基础，因此首先需要重构的是经典儒学。没有经典儒学的重新挺立，局限于现代人文学的儒学研究必然每况愈下，不仅难免于支离汗漫，而且必渐趋于干枯僵化。

其次是历史儒学的重新定向。由于教化在自身的开展过程中呈现为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呈现为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传统，所以历史儒学就是与儒门教化相适应的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历史儒学研究儒门教化在历史上展开自身的过程，特别应以与儒门教化有关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儒学思想的历史变迁为中心。

再次是系统儒学的重新开展。既然一个教化传统必然包含以系统化为基本要求的义理之学，那么，系统儒学就是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系统儒学是指将儒学思想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既然经典有其神圣的来源并历时性地展现自身，那么，就一定有能力向每一个时代学习，同时也有能力向每一个时代提出挑战。而在思想或哲学层面对儒学的系统化理解，正是着意于经典与时代之间的关联。

最后是实践儒学的重新开展。既然以教化定位儒家传统，那么，无论教化制度在形式上有何变化，实践总是其根本目的。于是，实践儒学也是儒学的一个必要门类。与独立存在于社会中的教化相适应的实践儒学必须有赖于教化实践的开展，从教化实践经验出发去加以总结。

赵汀阳：存在论事件——一种历史观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著有《天下体系》《第一哲学的支点》《天下的当代性》《历史·山水·渔樵》等。

所谓“存在论事件”，不是对事件的一种知识分类，而是标示事件的能量级别。任何事件，无论是知识事件、经济事件、政治事件还是技术事件，只要其创作能量或“革命性”达到对人类存在方式的系统性或整体性改变，就是一个存在论事件，也就是一个创世性的事件。如果一个事件可被认定为存在论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事件蕴含着某种新问题的起点，也就构成了人类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新本源，相当于为人类存在方式建立了一个创建点。

人类生活有着持续的创造性，但主要是慢变化，其中达到“存在论事件”量级的巨变并不多。历史上最大的“存在论事件”至少有：（1）语言（包括文字）的发明，这是人类所有后续创作和知识的基础，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否定词（不）的发明，否定词意味着发明了可能性的概念以及可能世界的无穷集合，因此成为一切创作的思想前提。（2）生产技术的发明，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工程技术，这是后来一切技术的基础。控制自然的技术意味着发明了未来的概念，而发明了未来意识就等于发明了人的时间，即以人的事情和计划为准的时间表，这种时间表也是历史概念的基础。（3）逻辑和数学的发明，这是思维为自身建立的普遍必然秩序，是语言之后的又一次思维能力革命，是最大的知识论事件。（4）制度的发明，包括政治制度、分配制度、伦理制度和公共规则等，是人类为生活建立的合理化秩序，同时也就发明了社会。这是最大的政治学事件。（5）科学的发明，科学建立了万物理论，是思维为知识建立的统一秩序，以及可重复验证和可必然追溯的知识证据链。

如果更细致地分析创造文明的存在论事件，可以说，所有伟大的创作都是存在论事件，这个列表太长了。《周易·系辞下》和《世本·作篇》最早表达了以“作”建构秩序的问题意识，还给出了早期文明的伟大创作列表。在文明史上，火的使用、水的使用（灌溉）、房屋、车轮、织物、农具、工业、蒸汽机、电力、核能、互联网等，还有尚未取得根本性成功的人工智能、基因技术、量子技术和可控核聚变等，都属于改变生活的存在论事件。

现在的问题是，元宇宙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但是否成真还有待未来的证词。尽管就目前看尚有差距，但重要的是这种前景并非不可能，因此事先成为一个问题。元宇宙本身不是一种技术发明而是多种技术的汇集合作方式，包括逼真感觉技术、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可以说，元宇宙发明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个“技术+”的无限开放平台，任何可兼容的新技术都可以添加到元宇宙中。因此，元宇宙会成为一个技术汇集中心，在技术足够密集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建构一个新世界。如果说语言创造了复数可能世界的抽象存在，那么，元宇宙很可能将发明第一个被现实化的可能世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可能世界一旦获得可经验性，就具有了现实性，可能世界就不再仅仅存在于思想中、逻辑中、数学上或虚构文本里，而将第一次负载着现实能量并叠加于真实世界之上。可能世界由纸上谈兵的不可通达状态变成可通达也可转换的实践状态，因此必定带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新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