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周恩来在杭州视察期间，会见了时任民建中央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委汤元炳

汤元炳（1909年-1995年），江苏南通人，中共党员。1953年加入民建，历任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咨议委员会副主任。

汤元炳青年时代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进步、向往革命。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革命低潮时汤元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被捕关押在杭州小车桥陆军监狱中，时间长达6年。经多方营救保释出狱后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回国从事工商实业，曾任中国棉业公司余姚分庄主任、中国纺织企业公司代总经理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纱厂经理，浙江省人民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浙江省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浙江省土特产联营公司经理，浙江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秘书长、副主委、主委，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届执委、第四届常委、第六届顾问。第二、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时刻不忘周总理殷殷嘱托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汤元炳当时在上海工作，接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邀请函，邀他回杭州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七一”座谈会。他欣然前往，在会上聆听了浙江省委书记、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和省委副书记、军管会副主任谭启龙的讲话，对回到杭州参加建设工作感到无比的兴奋，认为为国出力的时机到了。汤元炳抓紧安排好上海工作后，全家人回到了杭州，不久，就被任命为从官僚资本接收过来的杭江纱厂经理、浙江省工矿厅厂矿联营处经理等职。新中国成立初百业待兴，其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接管杭州市旧市商会组织。谁来担此重任？党内经济界人士向谭震林推荐汤元炳。曹湘渠在回忆录中记载，“是吴宪同志告诉我的，谭震林还亲自到杭江纱厂进行考察”“汤元炳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我党，后因被捕断了联系，保释出狱后去日本留学”“汤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丰富的经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谭震林决定由汤元炳任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并指示再配上几个有声望的副主委，先把上层工作做好，团结一批工商界骨干，再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改组同业公会，就可顺理成章了。”

中共浙江省委、杭州市委领导为什么如此重视工商联工作？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是日伪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市商会都被反动政府操纵把持，用来控制经济和社会。市商会下属有100多个同业公会，分布于各行各业，人员庞杂。只有人民政府接管过来，进行脱胎换骨改造，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项任务十分艰巨，汤元炳义不容辞担起责任，团结工商联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在各级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任务，推动广大工商业者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接受土改、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教育，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3月，周恩来总理来杭州视察工作，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会见了各界代表人士。周总理紧紧握着汤元炳的手说：“工商联要充分发挥联系、教育工商界的作用，要团结教育工商界人士爱国爱党。” 几十年来，汤元炳一直将周总理的殷殷嘱托牢记在心，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总理的教导，增强了战胜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

为社会力量办学呕心沥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作出决定，终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劳动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据《改革开放史》记载，1979年全国2000多万待业人员中，有回乡知青700多万，留城青年320万。当时，经济秩序尚在恢复中，要一时安置这么多知青就业困难重重。汤元炳急国家之急，想人民所想，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他了解到大批知青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与国家“四化”建设所需人才的要求差距较大，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举措，因此建议引导社会力量办学。一次汤元炳利用去北京出席会议的机会，专程拜访了正养病在家的中央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向其敞开心扉谈了自己的想法。李维汉听后说，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事就应该积极去做。短短几句话，增强了汤元炳继续办学的决心。回杭后，他立即召集浙江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在会议上进行传达，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省政协领导的支持。

汤元炳认为，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功在国家、利在青年一代，一定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社会上有许多资源可以利用，但是办学存在一些具体困难亟待解决。针对缺少办学资金的问题，汤元炳多方集资，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联系海外亲友，为浙江改革开放引资及社会力量办学募集资金。钱江业余学校创办时没有校舍，大家想到了是否可向市区中学租借教室，白天中学生上课，晚上租借给钱江使用。一开始教委没有同意，做了工作后，同意将在市区的开源中学、杭十二中、大关中学的教室借给钱江学校使用。几年后钱江才自建了一幢教学行政楼。师资问题如何解决？大家一致认为可向在杭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聘请兼职教师。由于钱江业余学校创办初期，知名度不高，授课报酬低，时间又在晚上，许多教师不愿来。校方多次登门做工作，直至他们被钱江办学精神所感动。学校对受聘老师热情相待，每逢雨天派车接送，下课后还端上一盆热水洗脸……由此建立了融洽合作的关系。

钱江业余学校从建校开始，坚持“教书育人、严谨治学、勤俭办学”的方针，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三所，到1984年每年办班能力达到200个班级，近万名学生。因为学校是社会力量办学，要体现服务社会的精神，学生收费低，学校行政人员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平日每天下午四时许要到校为晚间课程做准备，许多同志只能以面包、方便面充饥，到晚上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才回家吃饭；办公条件较差，二三十人同挤在一间大办公室里。他们处处因陋就简，把经费节约下来用于办学，学校没有工勤人员，由行政人员负责供应茶水，还帮助学生把自行车停放整齐、下雨天盖上雨披……大家并不叫苦，还把这种精神称之为“钱江精神”。在庆祝建校30周年时，王光英题词“社会办学楷模”，经叔平题词“严谨治校、勤于育人”，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对钱江业余学校作出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心中始终装着“国之大者”

汤元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参政议政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后，他认真学习，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所幸生于盛世，党和政府对民建和工商联给予殷切的期望，深感历史责任的重大，我们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 汤元炳每年参与参政议政选题，他政治站位高、目光远大，选择有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如“开发海洋振兴舟山”，他认为舟山有深水良港，可以沟通南北航运，开发舟山可带动浙江省和全国经济，他以此为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受到国务院的重视。汤元炳还结合参与社会力量办学的实际，认为社会力量办学的关键是要争取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他在全国政协同民建和工商界委员一起提出“请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尽力帮助民建和工商联办学”的提案，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在浙江省，民建每年都有一批调研报告受到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提出的意见建议在制定政策时予以吸收。汤元炳经常以“实至名归”来教育干部，强调“参政议政要不断提高质量，实实在在干，虚与实我更多地倾向于实，实至名归嘛，光有虚名有什么用。”

汤元炳淡泊名利，廉洁自律。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溃逃台湾，国民党政府密令邓葆光将一批珍贵书籍运往台湾。汤元炳得知后将自己仅存的棉纱抵押成黄金，资助邓葆光将古籍转运至香港，不去台湾，最后回到了人民手中。汤元炳从未主动对人提及这件事，连他的家人也是在国务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一消息时才得知的，他淡淡地说：“为国家做了一点小事，有什么可讲的。”文化部颁发奖金给他，他也未去领，并婉拒了新闻媒体的采访。

汤元炳学习认真，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毛主席著作、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共中央文件他学了一遍又一遍，重要内容还摘抄下来经常翻看，他的书柜中存放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本。一般人看文件浏览一遍，他要仔细地看好几遍，有时为了准备会议发言稿，通宵达旦工作，第二天还拿出来再看一遍。他抓工作，总是一抓到底、雷厉风行。如协助区政府和街道党委做好待业青年劳动就业工作，他和机关同志们一起，不顾年老体弱，一个个街道、一家家企业了解实际情况，找到解决问题之策，他不仅是抓工作，而且要抓出成效。他这种勇于担责、严谨踏实的作风，影响和带动了浙江省民建组织做好工作。

汤元炳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要求子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只是为了自己，那算不得什么，一个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把自己命运和党的事业、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在晚年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他的夙愿。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只有做人的品德。”汤元炳的一生是坚定不移跟党走的一生。

（程 炜，作者系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