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绵阳启动涪江流域（绵阳段）考古调查，此次调查历时三年多，为古蜀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资料。其中，通过对遗址点的地形地貌及采集的石制品技术特征等进行分析，初步推断此次考古调查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万到20万年左右，将绵阳地区史前人类活动史大幅度向前推移。

　　最近一段时间，绵阳博物馆副馆长钟治一有空就会对《涪江流域（绵阳段）考古调查报告》的文字和图片进行重新梳理，准备结合本次调查撰写一篇有关绵阳人类文明的学术文章。

　　“这是在梓江盐亭段调查时，在盐亭张家坝商周遗址采集的标本图片。”打开办公电脑，钟治点开一个标注“盐亭张家坝遗址”的文件夹向记者介绍。张家坝遗址是2019年底调查发现的，通过调查勘探，在该遗址发现了灰坑、房基、墙体等，遗物有石璧、陶罐、陶高柄豆、陶高柄杯、鸟头形勺把等。

　　经研究后初步判断，张家坝遗址年代属于三星堆文化时期，是目前在成都平原以外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遗迹最丰富、遗址性质最明确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遗址，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019年11月，按照四川省文物局关于“六江流域”考古调查的总体安排，绵阳博物馆启动涪江流域（绵阳段）考古调查，调查范围包括绵阳辖区内的涪江干流及梓潼江、郪江、凯江、安昌河、芙蓉溪、通口河等主要支流。

　　“调查工作刚启动没多久，就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钟治介绍，考古调查人员克服疫情影响、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不利因素，采取踏查与勘探的方式，结合卫星地图、无人机、RTK和手持GPS等新设备，顺利完成了调查工作，累计调查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

　　“这次调查历时三年多，基本摸清了涪江流域（绵阳段）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遗址的分布，为古蜀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资料。”钟治介绍，在调查中新发现古遗址、古墓葬124处，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器采集点，下同）2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4处，商周时期遗址27处，汉代遗址和墓葬27处，唐宋时期遗址17处，明清时期遗址26处。

　　钟治介绍，这次考古调查在旧石器、新石器、商周三个时期遗址调查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在厘清区域文化面貌上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27处商周时期遗址的发现，填补了绵阳境内无商周时期遗址发现的空白，特别是三台郪江流域发现的广东嘴遗址，同时发现属于古蜀文明的十二桥文化和代表峡江地区早期巴文化的石地坝文化遗存，说明地处涪江中游的郪江流域是巴蜀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前沿地带，为探讨两种文化互动关系及其各自的文化发展变迁等问题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在这次的涪江流域（绵阳段）考古调查中，新发现2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数量丰富，现场采集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标本390余件，表明了该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频繁活动的宜居之地。通过对遗址点的地形地貌及采集的石制品技术特征等进行分析，初步推断此次考古调查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万到20万年左右，将绵阳地区史前人类活动史大幅度向前推移，丰富了区域历史文化内涵。

　　钟治认为，这次调查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点，为涪江流域古人类石器技术、迁徙路线、人群扩散、栖居形态等学术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丰富的遗址点及石制品的发现，填补了区域内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为构建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序列提供了崭新的材料，也是填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时空框架的重要一环，为我国百万年人类活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绵报融媒记者　张登军/文　刘泽阳供图）